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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宗周在《论语学案》卷二说“一贯之道即天地之道，非圣人所得而私也。圣人自任以为吾道者，圣人从自己心上看出此道，满盘流露，一实万分。盈天地间万事万物，各有条理。而其血脉贯通处，浑无内外，人已感应之迹，亦无精粗大小之殊，所谓一以贯之也。一本无体，就至不一中会得无二无杂之体。从此手提线索，一一贯通，才有壅于便与消融。才有偏枯便与圆满。时时澄彻，处处流行，直将天地万物之理打合一处，亦更无以我合彼之劳，方是圣学分量，此孔门求仁之旨也。求仁之旨，忠恕之说也。假令曾子未‘唯’，更作何谓之问，则夫子必以忠恕答之，而谓曾子浅言之，以解门人之惑者，谬也。何也?天下无心外之道，圣人无心外之学也。此心本一实万分，无有内外。人已感应之迹，亦无精粗大小之殊。所谓‘忠恕也’，故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是一贯，真头面又以忠为一，恕为贯者，亦谬也。盖曾子于圣人之道，以身体之而实有得焉。一‘唯’之下，得心应手，将圣人无限幽深、宏胜、不可思议妙道，只作布帛、菽粟承当。在所谓善?师门之藴也。一贯之宗，本之大《易》。其曰：‘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因而为六十四卦，六十四卦千变万化无穷而复于太极。周子《太极图说》更?其藴，此天地人至妙之理。然不必作一贯解，说是一贯反属安排，此盖圣人就自己心上言。心无死地则曰贯，无所不贯则曰一以贯之，非以一贯万也。一以贯之便还他天地自然本色，故曰‘天地无心而成化，圣人有心而无为’。曾子平日只在忠恕上做工夫，未有冥心合道之妙，故夫子就忠恕上指出道体。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器者，忠恕是也。曾子一闻此言，如寐者得呼而醒，见得平日所用忠恕之功只在有思、有为上凑泊，一旦显在无尽藏如此渊渊浩浩，不觉心力俱堕，一切语言无可承当，直曰‘唯’而已。一‘唯’之下正好用工夫，便不必改头换面。要之，‘唯’后之忠恕，不是‘唯’前之忠恕矣。必以忠恕解一贯者，自门人分上，固下学之津梁，自圣人分上，亦上达之照影也。曾子质鲁，其为学也守约，一心一路一力作进步，便得水穷山尽，别有天地非人间，依旧是自家里住。曾子以忠恕解一贯，若未达则有《大学》一书在，可为深切着，明矣”。
由唐至明，韩愈、李翱有开启宋学之功，《论语笔解》是耶。韩、李稍加发挥，以“由忠而恕、缺一不可”解一贯之道。至宋代时，陆氏心学传人钱时发挥做人为学先立其大的学术立场，发挥微言大义不同意朱熹的观点，认为门人即曾子之门人，而且强调主体自身的价值，忠恕即是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个体内在的贯通才是道，非外在一件一件地求理贯通后才能明白一贯之道。比陆九渊年长的朱熹却主张以“一理万殊”的理一分殊的道学思想解释一贯之道，认为曾子在知道一条条、一目目具体事物的道理才豁然贯通，以忠恕为做人之大本，通达事事物物本然存在的道理，即知一贯之道。而明代刘宗周继承前贤理论，发挥陆王心学之旨，认为一贯之道就是天地之道，就是良知，就是仁道，在忠恕上做功夫即可体悟天地万物一贯之道——仁道。可见，无论儒家内部如何争论，儒学一贯之道就是人希贤、贤希圣、圣希天的成人之道，所以儒学也就是人学，也就是做人的学问。无论是追求外在物质需要，还是追求内在的精神需要，前提仍然是做一个表里如一，人生立场坚定，价值鲜明的仁人，这才够得上人之为人的最基本的条件的。因此，无论是用仁、还是用忠恕或者理来解释孔子的一贯之道，其核心还是在于人之为人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同时我们也可以看见后世儒家对孔子思想的崇敬以及升华。今天如果我们回归到历史的本来性来解释孔子的思想，破去孔子思想的神圣性的遮蔽时，孔子的思想便获得了新的生命，其对我们今天如何做一个符合社会发展的现代公民仍然有指导意义。没有那一种文化的传承是一成不变的，也没有那一种文化的传承是没有生命的延续性的，把孔子的思想格式化、僵死地定义化了都是不科学的，也是不理智的，更非历史的、哲学的实事求是地对待自己文化的合适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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