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为什么警权问题明明有了很好的保障，已经有了实质性的变化，而我们的警察还“不知足”呢?仔细研究，我们就会发现，其实，上述的阐释，我们都把警权简单化了，或者说，我们把警察权力和警察权利混为一谈了。
我们还清楚地记得大连监狱谢红军带给我们的耻辱，邵东监狱带给我们的困惑。我们在痛定思痛时，我们深知从优待警之痛。
那是前些年的事了：一个省的监狱，无法支付给警察的工资，就发给与工资等量的囚犯养的鸭子;同样，在相距千里之外的另外一个省的监狱，发与工资的办法，竟然如此的相似：等量的茶叶，作为警察的工资。如果，他们把“鸭子”、把“茶叶”卖出去了，警察的工作就有了保障;如果，卖不出，我们的警察的生活就难以为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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