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中考作文热点素材：甲午战争120年

　　事实上，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败因，很多都可以直接追溯到这种既得利益者的心态上。

　　例如，中国战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国内派系林立，军权不统一，国家资源没有得到有效的整合和动员，南洋水师不救北洋舰队，淮军湘军如同陌路。而日本则早在1878年就建立了参谋本部，实现了军政、军令的统一。甲午战前，日本对舰队连续进行了两次改编，将警备舰队改为西海舰队，又将常备舰队与西海舰队合编为联合舰队。整个过程如臂使指，没有任何障碍。以至于梁启超评论李鸿章是“以一人敌一国”，李鸿章自己也抱怨“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的确，对于一个现代化的国家而言，军政、军令的统一是最起码的要求。这是任何一个改革者都不应该忽视的事情，然而却偏偏被大清的改革者们遗忘了。可是，这又该怨谁呢?要知道，当年朝廷曾经有过建立统一的外海舰队的设想。可由于这支舰队没有打算放在李鸿章的北洋，而是放在了南洋，就遭到了李鸿章的反对，要求三洋分别各建海军。李鸿章这种自私自利的表现还不止如此，1879年，北洋筹到了百余万两银子，准备买铁甲舰。可是一听说这艘铁甲舰可能被划拨给南洋水师，李鸿章宁可放弃先进的铁甲舰，改买过时的快碰船，也不愿让南洋占到光。对于北洋海军这支急需专业化人才来掌控的现代化舰队，李鸿章却偏偏派了个对现代科学技术和海军一窍不通的外行丁汝昌来做提督，为什么?还不是自己家的东西要派自己人来看着么(丁汝昌是李鸿章淮军旧部)。既然视军队如私产，那自然就不愿意拿给别人用了，因此1885年中法战争的时候，恰恰是李鸿章借口“北洋仅有快碰船二艘略可行海，实太单薄……勿论无大帮兵轮可派，即有船而无将帅，岂能用命济事”而不愿派军舰支援福建水师。有这样的前科，李鸿章还好意思抱怨南洋水师不来支援他?正是由于一个个心里怀着这样的小九九，李鸿章们开展改革多年，也没有实现中国军队的统一。事实上，对李鸿章个人而言，这也不完全是件坏事。甲午战争期间，朝廷曾经一度想撤换指挥不力的李鸿章，但深感淮军难驭，只得决定暂时不动他。李鸿章多年的苦心终于得到了一定的回报，可是国家因此得到的又是什么呢?

　　北洋海军另一个广为人知的失败原因是经费不足。自北洋海军1888年成军之后，由于经费不足，未添购一舰，只调拨了一艘国产的“平远号”巡洋舰。到甲午战争爆发前，北洋海军的军费甚至窘迫到了连为现有的军舰增添21门快炮的61万两银子都掏不起的地步，只能先购买一半。而与此同时的日本却“节省经费，岁添巨舰”，终于后来居上，实力超过了北洋海军。这个问题本身当然是客观存在的，李鸿章为了北洋海军的经费费了不少精力也不假，然而，李鸿章真的是把最大的精力都放在了国防现代化建设上了吗?其实，就在李鸿章“找不到”钱来加强北洋海军的同时，他却颇能为老佛爷的园林修建工程找来钱。修三海工程，海军挪借了437万两，修颐和园，直接挪用了海军750万两，除此之外，甚至李鸿章还牵头联合各地督抚，私下又为老佛爷报效了260万两。显而易见，虽然李鸿章是想把北洋海军建好的，但同时他更想讨好领导以保全自己的顶子。当大厦将倾的时候，他会倾向于前者，例如20年前，1874年，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刚平息不久，西北的战事仍在如火如荼之时，恭亲王等十重臣公开反对慈禧为了40大寿修圆明园，要求用这些经费来加强国防，李鸿章还嫌他们不够硬。而到了1894年，房子仿佛已经裱糊成“一间净室”的时候，他心里的天平就倾向于后者了，成了老佛爷60大寿献礼项目颐和园工程的大赞助商。

　　反观日本明治维新的领导者们，就没有这样的既得利益者心态。这其实也很好理解。1865年，当42岁的“中兴名臣”李鸿章建立江南制造局时，明治维新的三杰——30多岁的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和木户孝允都只不过是偏居日本西南一隅的地方政权中的小小藩士，而在甲午战争中成为李鸿章对手的伊藤博文则资历更嫩，还只是个25岁的小毛头，刚刚从英国留学回来。比功业、比资历、比势力，这些人都远远比不上李鸿章。虽然这些人在倒幕运动中崭露头角，成为明治政府的新贵，但明治政府与幕府之间不到一年(除了在北海道的少许残余战斗外)的戊辰战争规模十分有限，谈不上什么大功业，也没法给这些年轻藩士们带来多少势力和利益。如果不能找到新的事业来证明自己，这帮暴发户们的地位仍然是岌岌可危的。然而，正是因为这些人没有功业，所以他们必须要以改革为功业;正是因为这些人还没有自己的势力和既得利益，所以他们在改革时才能够毫无牵挂，勇往直前。对李鸿章们来说，改革只是自己功成名就后的锦上添花之笔，有固然好，没有问题也不大，而一旦有可能影响到自己既得利益的倾向，更是要赶紧刹车，悬崖勒马。而对伊藤博文们来说，改革则是自己的生命线，改革成则自己成，改革败则自己败。这两种不同心态的人搞改革会有什么差异，最后导致何种不同的结果，自是不言而喻的事情。

　　当然，这里并不是说改革就要与所有既得利益的当权者为敌。除非不要改革要革命，否则这是极不明智的行为。戊戌变法中的维新派就是一个例子，康有为上来就先砸公务员们饭碗的行为和“杀二三品以上阻挠新法大臣一二人，则新法行矣”的狠话，把维新派几乎搞成了朝廷公敌。然而，改革可以而且应该争取既得利益者中立，甚至作为盟友，但不可能指望他们成为改革的依靠和中坚力量，毕竟，希望人们自己革自己的命是不现实的。改革需要依靠的是那些不受既得利益干扰，真正能够把自己的前途与命运同改革的成败、国家民族的兴衰捆绑在一起的新生力量。

　　拨开120年的重重历史迷雾，跳出定远和镇远究竟有几颗爆破弹的技术争拗，应该依靠什么样的人来搞改革，可能才是甲午的历史给我们的最大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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