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发展的环境越来越好，吸引很多人学成归来，还有一些人处于观望状态。我的一些学生，以及身边的一些教职人员，在国外拿了学位和国籍，又重新回来工作定居。”李路路说，“人才外流的情况确实存在，但并不像有的媒体报道的那么可怕。更何况国外移民法对移民数量也有严格的控制，不可能无节制地吸收我国人才。此外，中国近些年的高速发展充分说明所谓‘中间阶层的集体流失’并不存在。”
“要看到，目前的移民是双向的，有人出去，也有人进来，我们不能只盯着出去的那部分人。发展中国家居民大量移民来华，发达国家居民来中国定居的人数也在增长。”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贾西津说。
——移民会引发资金外流吗？
统计显示，即使只按最低投资额度，仅2010年从中国流向加拿大的移民财富就达几十亿元人民币。而“官员考察不归”、“子女海外一掷千金”等诸如此类的消息也不时刺激着公众神经。
“说到资金问题，不要只盯着‘外流’，中国每年不也在吸引大量外资吗？资金跨国流动是基于市场规律和公民个人意愿的理性选择，特别是教育消费。”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说。
——移民会掩护贪官外逃吗？
“贪官外逃、转移资产的问题有多严重，目前尚无确切统计。”齐立新说，“但可以肯定，正常的移民渠道不可能成为贪官外逃的通道。以加拿大为例，投资移民法律法规多达数百页，对申请人的每一项资产来源都做严格的规范。单凭长达两三年的审理期，贪官污吏就受不了。”
葛剑雄认为，现在之所以有贪官移民外逃现象，说到底还是相关制度有漏洞，并不是移民的问题。“对官员移民，要做好因私护照管理和财产清查审计。”
“移民是一个比较综合的动态行为，尤其是跨国移民。仅从绝对数量的变动来判断是否出现新一轮移民潮并不科学。”葛剑雄认为，判断移民是否已成“潮”，要全面掌握移民海外人口的绝对数量、移民结构等，但目前还没有权威部门给出公开、准确、全面的数据。因此很难判断这种现象是局部、暂时的，还是全局性、趋势性的。
“新移民潮”背后的思考
■移民热折射出国内发展环境的一些“不适”，应在成为“经济大国”后进一步构建“宜居大国”
“社会上对移民问题过分敏感了。”北京的白领徐女士刚刚拿到移民加拿大的签证。她在国内的工作、收入都不错，而申请移民“只是想换个环境，给人生多一些选择。就像现在大都市的一些年轻人会辞掉工作，去丽江开个小店，呆上几年，蛮轻松愉快的。”徐女士说她的很多同学都办了移民，有些还选择了跨国婚姻。“都21世纪了，世界更像个‘地球村’，有条件的年轻人出去看看有什么不好？更何况将来也许还回来，毕竟根在这里。”
贾西津认为，经济全球化大大提高了国家和地区间移民的自由度和吸引力。“对于知识精英来说，发达社会所能提供的公平机会或许更多；而对于财富精英来说，也许更能满足他们对稳定的期许。”
有学者指出，精英移民海外后并不是单纯养老，会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促进中国和发达国家交流与合作的桥梁。从长远来看，人才的国际化流动，在资本、技术输入以及国际合作等多方面有着积极而重要的意义。2009年联合国发布的《人类发展报告》称，仅2007年中国的海外侨汇就高达320亿美元，平均每个中国人分到25美元。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数据表明，在2001到2005年间中国科学家同美国学者合作发表的论文中，七成都有海外华人学者的参与。
“应该以开放、自信、包容的心态对待移民热。”葛剑雄认为，这是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很多国家和地区都曾经历过。“亚洲四小龙在上世纪50、60年代曾有过大规模移民欧美的经历，但随着经济发展、各项社会制度的完善，80、90年代后大量人才回流，反令经济社会发展从中获益良多。只要我们改善吸引人才的条件，从管理、文化上畅通人才回归的渠道，他们早晚都会回来。”葛剑雄说。
“但人口相对集中的流动毕竟反映了社会环境的诸多‘不适’。目前部分精英举家移民的状况，值得我们思考：国内的发展环境有哪些不适宜？人们移民海外的目的不一定是谋求财富，而是追求一种人文价值取向，比如更宽广的发展空间，更好的教育制度，更优的生态环境等等。中国在经济崛起后，还需要补上什么？由此可见一斑。”
“如何留住人才和财富？还是要下决心营造人尽其才、合法财富受到保护的环境。”葛剑雄说，“许多人移民海外，不是因为国内的物质条件差，而是觉得发展环境还达不到自己的要求。”他指出，留住人要靠进一步深化经济社会领域的改革，比如加快发展教育，让中国的孩子有足够的大学读书；完善国内相关立法，保障个人财产安全；继续完善社会福利制度，建立起惠及绝大多数民众的医疗、养老等保障体系；调整收入分配结构，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等等。
移民的人数每天都在刷新。但愿他们远去的背影，能引发全社会对吸引人才与善待财富的思考，并推动我们在成为“经济大国”后进一步构建“宜居大国”，加快经济社会各层面的改革，为个人的发展和生活创造更好的环境、更大的空间。（记者 曲哲涵 许志峰 田俊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