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高校与国际接轨的，不仅是英语授课。在课程、教学方式等方面，都采用了国际主流的方式。
与内地的学分制不同，香港的学分机制相当灵活。目的是使学生能够学到更为广博的知识，并且加强自学的能力。郑振耀把这种教育方式称为通识教育。具体来讲，如果是按照3年制来算，中大学生要修满99个学分，其中基础课和必修课最多不超过70多学分，剩下的学分都用于其他的选修课程。而且，即使是必修课，其大部分也可以由学生根据个人情况，选择上哪些课以及在哪个学期上。郑振耀说：“这样，学生不会把全部的学分放在主修方面。而选修课涵盖了全校的几百门课程，这其中包括了文化传承、自然科学、人文与社会等很多方面。”
对于这种自主选择权，就读于香港大学数学系三年级的本科生周的感觉是“很松快”。由于头两年只有5门必修课，于是周选择了很多金融、投资方面的课程。
这样做，对于学校教师，也是一种压力。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张鸣，曾赴香港中文大学做过访问学者，他评价说，由于学生的这种选择自主性，不能够吸引学生的课程，就无法开设下去。
除了学分机制外，香港高校的课程设置也相当灵活。曾赴香港大学交换的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本科生韩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除了一般性的讲授课外，香港高校的课堂还会安排专门的讨论课。这种讨论课常由助教主持，采用小班模式，一般只有约10名左右的学生参加。在每堂课结束时，助教会布置下一堂的主题，列出要看的书目。在下一堂课，通过观察学生之间的小组讨论和提问学生，来判断每名学生是否认真地完成了任务。“如果没看过那些书，你就根本没法参与到那些讨论中。”韩颖说。
香港高校的课程数量虽然不多，但韩颖介绍，由于学校十分注重考核学生平时的学习情况，因此每名学生的工作量非常之大。港大期末考试的成绩通常只占总成绩的40%左右，而其他考核项目包括出勤、平时作业、期中考试等等。
“这里的理科生更是辛苦，压力大、作业多，每天熬到夜里两三点是很正常的。”韩颖说。
张怡的学习也非常紧张，几乎每周都会有考试。“记得有一门实验课，最后的总成绩就是由10次考试的分数加总得出的。”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这样培养出的学生，他们的前程很让校方欣慰。以香港中文大学为例，在该校就读的内地本科生毕业后，约25%的留校读研，20%拿到奖学金去国外继续深造，30%多留在香港工作，14%选择了回内地工作。而在香港科技大学，该校2005年毕业生中，92%毕业生在8月份以前就拿到了offer。而选择就业的学生，平均月收入为11554港币。
用郑振耀的话来评价：“我们培养的人才不是某方面的专才，而是通才，他们在各个领域都能够成为领头人。我相信，他们具有在香港、内地、乃至世界任何地方工作的能力。”
在香港高校读书，社团活动是其校园教育不可少的一部分，其中最为独特的是它的“Hall文化”。这里的Hall就是指学生居住的宿舍楼，学生会以它为单位组成社团。“也许你不属于系的社团，也许你不属于院的社团，但从你一进校开始，就一定属于某个Hall的社团。”张怡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Hall中的事务都是由学生自主解决的，每个楼层都会有楼长、副楼长，负责学生生活的管理。“譬如规定晚上12点开楼会，如果你不来，楼长会点名批评，还会找你谈话。如果几次不参加Hall里的活动，就会渐渐难以融入他们的生活，甚至被赶出Hall。”韩颖说。
每栋Hall都有不同的风格，学生在参与、组织Hall活动的过程中，锻炼出很强的领导能力，也培养了的团队感。“我们那个Hall的社团名叫冰川舍，据说是因为楼里的空调特别猛。”张怡说。冰川舍平均每2周就会举行一次活动，形式也是多种多样。比如各种运动比赛，有时是楼内各层间的竞争，有时是与其他社团的比赛。张怡觉得最有意思的是，每到期末考试之前，冰川舍都会组织一个“烧猪大会”，祈祷大家在即将来临的期末考试中，能够取得优异的成绩。“烧猪会”结束，同学们共同分享众多的美食。
韩颖住的伟伦楼中，有一个传统节日“伟伦节”。即每个楼层包装一个“楼花”，最后参加评选，看谁获胜。同学们拍专辑并录制成CD和录像带、送海报和小礼品、派传单……“有好几轮攻势，真的和包装一个明星差不多。”韩颖的楼友当时是参与的主力之一，每天上午8点多就起床出门了，而第二天早晨五六点才会回来。“那次我们楼层最后获胜了，所有人都抱在一起哭成一团，非常感人。”韩颖说。
对于香港高校丰富的社团活动，郑振耀认为这在学生的个人发展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在香港高校里，学生需要自己去解决很多问题，筹备很多事情。”在中大有200多个学生社团，而这些社团的管理都完全是由学生自主进行的。他们的参癣竞癣拉票，乃至筹备活动都是由自己来解决。学校提供给学生一个非常宽松、自由的环境，引导和启发学生自由的成长。他认为，这也是学校全能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
来自上海的王净先后就读于香港城市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他曾做过系学生会的执行委员，对港校社团活动感触颇多：“社团活动的经费是由学生会拨款，而学生会的钱是由港府提供的专项资金，学校是不能随便砍掉的。”
但韩颖也向《中国新闻周刊》指出，这样的“Hall文化”并不是人人都能承受的。有些学生宁愿每天赶很远的路在校外住，也不愿住在Hall。“因为真的很花时间！说实话，有些内地学生并不太能够接受这些。”
“我觉得港大这里的确开放、自由，有次见到数百教职工在书馆前搭台抗议，痛斥学校没有诚信、不守诺言，而从港大学生的反应来看，他们已经司空见惯了。”韩颖在港大交换期间，深深感受到了香港高校内这种平等的对话空间。“那时，大家对Hall旁的食堂服务不满意，于是学生自己组织群体签名，要求学校做出改善，而最后食堂果然改制了。”她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