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部的统计数据显示，2007年，各级政府在最后一个月花掉了近1.2万亿元，超过全年财政支出金额的1/4。2008年12月，政府的财政支出金额为超过1.5万亿，2009年为两万亿。而今年，按照统计数据，财政部门不得不在余下的近两个月中确定超过3.5万亿财政资金的去向——这相当于瑞士2010年的国内生产总值。
这笔巨款让旁观者心惊肉跳，也让很多当事人“压力重重”。一位卖电影卡的推销员四处宣传“年底预算花不完的都可以找我”，还有一位教师在网络上急切地询问：“‘突击花钱’到底应该买些什么，才能让自己感觉不太浪费资源？”
政府大多宁可花钱也不愿意省钱——花掉的钱可以转化为光鲜的GDP和显赫的政绩，而省下来的钱，除了上缴没有别的用处
不过，尽管事例繁多，在大多数时候，“突击花钱”还是一个人们心照不宣的“潜规则”，对于它的讨论也只停留在非公开场合和匿名的互联网上。
当然，这些讨论偶尔也会被摆上台面。2009年，在广州市荔湾区人大代表的分组讨论会上，城管身份的市人大代表唐德麟抱怨，每年10月左右，四处都是刚铺好又挖开的“拉链路”，有的甚至连许可证都没办就开始紧急施工。
“年初拼命拿钱，到年底钱花不出去了，就拼命修路。”另一位广州市人大代表接过话头，“这都是我们财政预算制度不合理导致的。”
在过去的很长时间里，中国一直实行传统的“基数预算”。在这种模式下，每一年的预算决策都是在上一年拨款的基础上增加一定的数额，并且结余全部上缴。
叶青举例说，一个单位去年预算是100万元，但是只花了80万元，节约下来的20万元不仅全部上缴，而且第二年的预算会因此被削减为80万元。
“节约不仅没好处，而且还吃亏。”叶青说，“这是最大的问题。”
他和其他财税学者大力提倡的，是另一种模式的“零基预算”：每年的预算都从零开始，不考虑上一年的金额。
不过，在持续十余年的地方政府和部门预算改革中，这一模式虽然早已被广泛认可，却始终没有真正实现，“人们习惯上还是会把上一年预算花销的数额变成下一年的金额”。
发展理念也是一些问题的来源。一个被广泛引用的事例是，广州地铁2号线实际建设的花销比原本预算节约了18个亿，可负责人卢光霖不仅没得到奖励，反而因为“钱没花完、绩效不好”挨了批评，这让这位直性子的国企领导一度“心都碎了”。
“我有花钱结余，你还来怪我，这是逼着我大手大脚花钱。”卢光霖说，“这是一种错误的引导：不花钱，你就是蠢材！”
在投资带动经济增长的思路下，政府大多宁可花钱也不愿意省钱——花掉的钱可以转化为光鲜的GDP和显赫的政绩，而省下来的钱，除了上缴没有别的用处。因此，对于各政府部门，把本年度的钱在年底前突击花完，在某种意义上就成了一项“重要的任务”。
广州海珠区区委书记邓伟强说，这就意味着很多财政拨款既用不完，又花不到需要的地方去。
损失和浪费显而易见。一位网友在新闻评论中说，在自己所居住的城市，国土局为了花完预算，以每台一万多元的价格购置了几百台电脑，结果一年过去了，机器连包装都没拆，全部堆在库房里落灰。
相似的故事在不同城市陆续发生：深圳花160万元翻修尚未验收的天桥，长春警方采购单价近3万元的笔记本电脑……有专家评论说，这些荒诞故事的背后，都隐藏着“花光预算”的逻辑。
在这样的温床里，腐败的苗头也在日益滋长。一到岁末年终，宴请、庆功、表彰不断，吃喝、游玩、送礼成了“突击花钱”的重要领域；更何况，如此的“打点关系”，才能“跑部钱进”，明年拿到更多的财政支出预算，年底有更多的钱以备突击花销——这赫然成了一个生机勃勃的腐败循环系统。
人们曾经寄望于修改中的《预算法》。这部被财税法专家评价为“重要性仅次于宪法”的法律，从2005年起便进入修改程序，但直到今天，仍然没有最后通过施行。
叶青感慨，“突击花预算”是个老问题，媒体每年讨论，政府官员每年表态，可这么长时间，不但问题没有解决，而且“花钱”的金额和规模已经变得越来越让人瞠目结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