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危机的背后

　　中国的健康危机本质上是政府治理的危机。政府在医疗领域的激励、能力和成效等方面表现差强人意。在中国等级森严的专制体制下，政府官员只对上级官员负责，而不是对公众负责。政府单方面决定公共物品和服务的提供，而非通过制度化的全民协商来决定。换言之，政府将卫生保健看作是一种施舍而不是一种权利。为了政绩，中央和地方政府只关注经济的增长，而对于如何完善卫生保健工作却漠不关心。此外，政府的不作为还得到了各种利益集团（如烟草业）的支持。有时候，医疗机构和政府相关部门甚至联手干涉公立医院的改革。

　　另一个问题是，政府在执行卫生政策时缺乏行政能力。一方面，不完善的财政体系削弱了政府支持公共服务的能力；另一方面，决策者无法有效监管执行者的行为。这个问题在医疗领域显得尤为突出，因为卫生部是权力最弱的政府部门之一。卫生部的预算是由财政部和发改委制定的。而地方卫生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实际上都掌握在地方政府的手中。

　　换言之，中央政府的能力有待加强，特别是在危机出现的时候。2009年禽流感爆发，中国政府迅速做出反应，采取了大规模隔离等严厉措施。但是这些措施不仅不能阻止病毒的蔓延，而且还浪费了本可用于对抗其他严重疾病的资金。此外，非政府卫生组织仍然比较弱小，部分原因是资源有限和内部竞争。

　　应对措施

　　中国可以通过适当措施阻止上述健康危机转变为政治危机。当务之急是要缓解沉重的疾病负担，积极预防和控制包括心理疾病在内的非传染性慢性疾病。鉴于人口老化会加剧慢性病负担，中国应该调整计划生育政策，特别在城市地区。降低退休人口的比例，有助于保持中国的竞争力。目前中国的出生率在1.3%左右，因此调整生育政策不会引发人口爆炸。

　　政府还需要控制吸烟、锻炼缺乏、酗酒、饮食不健康等隐患。卫生专家普遍认为，这些方面的干预措施具有较高的性价比，是最划算的解决方案。不过，这需要确保决策者和执行者不受利益集团的影响。同时，提拔官员的标准需要调整，不能再以GDP来衡量政绩，而应该评估官员的监督治理能力以及改善辖区内居民福利的能力。此外，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也需要调整，应该让乡镇政府获得更多的财政资源去改善当地的医疗状况。

　　完善医疗体系同样重要，这样才能提供价格适中的医疗服务和基本药物。随着各种医保项目的覆盖率大幅提高，中国有望在2020年实现为全民提供基本医疗服务的目标。不过，如果任由医疗费用继续上涨，那么“看病难”的问题就仍旧无法得到解决。

　　为缓解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中央政府增加了对国有医疗机构的拨款。但卫生部门和公立医院却不断索求拨款。这种做法存在弊端、难以为继，而且不可能杜绝各级卫生部门与公立医院相互勾结、抬高医疗费用的行为。医改应以公众利益最大化为指导原则。因此，为减少病患的自付支出，政府的资助应从供应端（即医院）转移到需求端（即病患）。

　　同时，医务人员的薪酬也需要提高，这样才能吸引人才投身于医护行业。但薪资福利不能由政府直接拨款，应由第三方独立的医疗管理机构解决。第三方医疗管理机构的限制，有助于敦促公立医院降低成本和提高责任心。这就要求中国调整医疗收费服务的模式，而且一般认为医疗费用上涨和这种模式有关。此外，应该给予公立医院更多的自主权，允许其自主决定资助及提供服务的方式，允许其对人事管理和组织架构进行改革。各级卫生部门的官员只能作为决策者和管理者。各种民间团体，无论是独立医护组织还是宗教团体，都可以发挥更重要的作用，通过数据收集、传递信息、报告和监测疫情等方式减轻疾病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