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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如何反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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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如何反腐

  为“清官”立传,写“清官”专史,是我国史书的一大特色和优良传统。图为宋代费枢撰写的《良吏传》,堪称一部“清官”通史。此外,二十四史中的《循吏传》《良吏传》《良能传》也记述了许多良吏。

  李传印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腐败是一种多发社会现象,危害至深。新建王朝鉴于前代人亡政息的历史教训和本王朝长治久安的需要,与腐败进行斗争,腐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或遏制,甚至出现短暂的太平盛世。在与腐败做斗争的过程中,历史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反腐倡廉文化遗产,其中既有一些值得我们认真批判、总结、继承和合理利用的成功经验,也有许多因反腐不力,腐败滋生蔓延,以致亡国的历史教训。

  古代历史表明腐败导致人亡政息是一条规律

  《周易·既济》爻辞说:“君子以思患而豫(预)防之”,说的是君子总是想着可能要发生的祸害,事先做出有效的防范。从治国安邦的角度看,腐败就是国家之大患,应时常预防和治理。虽然每个王朝灭亡的具体原因很复杂,但都与腐败有着密切联系。中国古代历史发展表明,腐败导致人亡政息是一条亘古不变的历史规律。

  “大道既隐,天下为家”。私有制出现后,腐败就有了产生的条件和土壤。在一定意义上说,腐败是与私有制伴生的政治现象和社会现象。尧、舜、禹时期虽然还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国家,但大禹对于日益滋长的贪赃腐败感到忧虑,命令狱官长皋陶制定刑法,将贪赃行为定为墨罪,加以惩处。周公是一位有着深刻历史意识的政治家,夏、商亡于政治腐败,周公看得很清楚,反复强调“我不可不监(鉴)于有夏,亦不可不监(鉴)于有殷”。在对夏、商因腐败而亡国历史教训总结的基础上,周朝对贪腐进行有效防治,官吏仗势为恶、行贿受贿、接受他人财物并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者都要“阅实其罪”。禹、汤、文王、武王对贪腐防治结合,有效遏制了贪腐,一时官风清明,河清海晏,被后世颂称为名王圣主。孔子对夏、商、周三代英明君王当政的好时代十分向往,感慨地说:“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

  唐太宗开门纳谏,集思广益,群言畅达,在一定程度上将权力置于阳光下,君明则臣直,腐败的细菌不易滋长,成就了贞观盛世。明太祖朱元璋认为“吏治之弊莫甚于贪墨”,若任其蔓延,足以毁灭政权,必须采取非常手段予以遏制。他恩威并用,铁腕反腐,查处了空印案、郭桓案等一批贪腐大案、窝案,甚至不惜律外用刑,对贪腐者族诛、凌迟,据说朱元璋对贪腐者实行剥皮实草的酷刑。朱元璋高调反腐,铁腕治贪,虽然有律外用刑和违反人道之举,但对官吏贪腐起到了极大威慑作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元末以来贪污腐败之风,出现了有名的洪武之治。

  与此相反,有些王朝统治者奢靡无度,君昏臣贪,反腐不力,腐败之风蔓延,社会正气不张,以致人亡政息。“千里来做官,只为吃和穿”,“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就是中国古代吏治腐败的形象写照。夏桀“乃大昏淫”,把夏王朝推到历史终点。商纣王荒淫暴虐,“作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最终身死国灭。主张“人生欢乐富贵几何时”的南朝萧梁时期太守鱼弘曾大言不惭地说,他做官所到之地要做到“四尽”,即“水中鱼鳖尽,山中獐鹿尽,田中米谷尽,村里庶民尽”。萧梁有这样贪得无厌而又不知羞耻的官吏主政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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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反腐:宋朝这样反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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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反腐:宋朝这样反腐

  宋代的官员比较守规矩,虽然北宋后期与南宋出现了童贯、蔡京、秦桧这样的权臣,也有贪污腐化、买官卖官行为,但比起晚期的唐朝、后来的明清,官员还算清廉。南宋时,蒙古国名儒郝经将汉、唐、宋赞为“后三代”,他上书宋理宗说:“汉似乎夏,唐似乎商,而贵朝则似乎周,可以为后三代”。元朝官修《宋史》中说:“宋三百余年,外无汉王氏之患,内无唐武、韦之祸,岂不卓然而可尚哉!”明代文学家张溥在《宋史纪事本末》里说宋代有四大“法高前代”之处:“礼臣下,崇道学,后妃仁贤,宗室柔睦。”前人的论述虽然未必完全中肯,但大体上还是准确的。

  宋朝本是一个相对仁慈的朝代,立朝之初,宋太祖赵匡胤就嘱咐儿孙不得杀士大夫和上书言事者。然而,宋太祖对贪官却深恶痛绝,曾经宣称“苟有一毫侵民,朕必不赦”。当时“受赃弃市者多矣”,仅见于记载,处以极刑者就多达20余人。像其兄一样,宋太宗的脑子里也满是反腐意识,他曾亲笔书写“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并要求各级官员将其刻在官衙门口的石头上,称为“戒石铭”。

  大宋皇帝知道,上级的思想政治教育虽然重要,但如果没有制度的跟进,一切都是纸上谈兵。大宋王朝的做法是用无所不在的密密的人眼一层层地盯紧官员手中的权力,颇类似现今一些城市的“天网工程”。

  大家知道,苏轼在熙宁四年到七年做过杭州通判。通判是干什么的呢?就是监督知州及其他官员,其地位类似于今天的地级市纪委书记。当然,通判也是人,他可能清正廉洁,也可能与知州等官员互相勾结,就像现在也有少数纪委干部知法犯法一样。宋朝的皇帝想到了这一点,在州郡之上又设了路分大员:经略安抚使、转运使、提点刑狱、提举常平。虽然这四个路级高官不专管监察,但其职责上都有管监察一条,并且互不隶属,各司其职,知州、通判买通了这个,未必能买通那个。除了地方“天网”密布,中央还有一张更大的“天网”,就是俗称乌台的御史台。御史台的“编制”充足得很。最高首长叫御史中丞,只排在宰相、枢密使、三司使之后,其地位相当于副相,比一般尚书威风得多。次长叫侍御史知杂事(元丰七年后去掉了“知杂事”三个字),另外还有殿中侍御史2人、监察御史6人,中级官员有御史台检法、御史台主薄、御史台推直等等,此外还有众多的基层办事人员。御史台的人官帽都跟其他官员不同,御史中丞的帽子叫獬豸冠(獬豸是一种性情忠直的兽),监察御史的帽子也缀有獬豸角,可见朝廷对这些监察官员的期望非常之高。

  宋朝如此重视对官员的监督,源于宋太祖对腐败亡国的深深恐惧。唐代本是一个意气风发的朝代,然而节度使权力太大,形成了事实上的独立王国,地方政权内部腐败盛行,最后导致灭亡。五代时期那些小朝廷更是腐败得不得了。前蜀王衍为太子时就“好酒色”,继位后,日日游宴,“奢纵无度”。“其国公开买卖官职,刺史、县令有缺,纳贿最多者得之”(《资治通鉴》卷270),没几年就将一个好好的江山玩完了。马希胜登上楚国皇帝大位后,日杀鸡50只为膳。造宫室十六楼、五堂,装饰用金玉,富丽堂皇。再建一殿,以沉香刻八龙,装饰以金宝,号称“九龙殿”。“用度不足,重为赋敛。”(《资治通鉴》卷277、卷283),这个国家不久也灭亡了。宋太祖想让天下太平,一方面得自己以身作则,不奢侈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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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翦是秦朝大将,为秦始皇统一六国立下了汗马功劳。有一年,他奉秦王之命率60万大军征伐楚国,秦王到霸上为他送行,即将分别之际,王翦突然提出要秦王赐给他一些良田大宅。秦王不解地问:“将军出发吧,难道你还为贫穷而忧虑吗?”王翦说:“担任大王的将领,即使立了功,终究也是不会得到封侯之赏的,所以趁着大王信用我的时候,只好讨些田宅来作为留给子孙的产业。”秦王听罢哈哈大笑,遂答应了王翦的要求,王翦这才领兵出发。但王翦一直惦记着这件事,在行军途中,先后派了五批使者回去讨封良田。对于王翦的这种做法,人们都很不理解,认为他太看重财富,有损其形象。有人就对他说:“将军讨封赏也太过分了!”王翦听后,回答道:“这个看法不对。大王现在倾尽国内兵力委托我独自指挥,我如果不多多地讨封良田大宅作为子孙的产业,来表示自己无别的打算,就反而会使大王因此猜疑我了。”众人听罢,这才恍然大悟,心中暗暗佩服王翦处世的高明。

  类似的事情,在西汉名臣萧何身上也发生过。刘邦每次率大军出征,都把萧何留在后方,为他坐镇关中,保障军饷。有一天,一个门客突然对他说:“您现在的位置,已经到百官之首了,您深得百姓的爱戴,百姓都拥护您,您在百姓中的声望越来越大,皇上领兵在外,他怎么能放心呢?”萧何一听,觉得非常有道理,就问:“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办才能解除皇上的疑心呢?”那个门客说:“您何不贱价强买民间田宅,故意让百姓骂您、怨恨您,制造些坏名声,这样皇上才会对您放心啊!”萧何长叹一声,点了点头。于是,萧何开始变得贪得无厌了,强买民田,还强占民宅,弄得老百姓怨声载道。消息传到身在前线的刘邦那里,刘邦便从此对萧何放心了。萧何也因此得以善终。

  萧宏是梁武帝萧衍的六弟,但这个人有野心,有谋反之意,曾派刺客行刺梁武帝。事败后,梁武帝没有处罚他,只是教训了他几句,但从此对他就不放心了。萧宏的府内,有一百多间库房,里面不知藏着什么东西。梁武帝怀疑里面暗藏着兵器,所以就更加提防萧宏了。为了探个究竟,梁武帝打算亲自造访萧宏。有一天,便到萧宏家喝酒,酒过三巡之后,他突然提出要看看梁宏家的那些库房,结果梁宏脸色大变,显示出很恐慌的样子。梁武帝更加感觉到有问题了,便执意要看,没办法,萧宏只好命人把所有的库房全部打开。梁武帝逐个检视,没发现什么兵器,却看到所有的库房里都堆满了金银财物。原来,上次暗杀计划失败后,萧宏就死了谋逆之心,转而变得贪得无厌,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强占民财,所以才积累了这么多财物。因为怕被梁武帝发现,所以密藏在自己的库房中。这回被梁武帝知道了,就只好等待梁武帝的斥责了。可没想到,梁武帝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后,不但没有责备他,反而面露欣喜之色,说:“老弟啊,你真是理财好手啊!”而且从此以后,他对萧宏就一百个放心了。

  这三个小故事,说明了同一个道理:最高统治者最怕的不是手下官员贪腐,而是官员有异心。在皇帝眼里,臣下贪点银子,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只要对皇帝忠诚,不威胁到皇帝的江山,皇帝就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皇帝还希望手下的官员贪腐一些,以此换来官员对自己的忠诚。另外,通过掌握官员贪腐的把柄,皇帝可以对官员进行控制,以此来确保官员们不犯上作乱。所以,我们应该明白,古代反腐那么难,是因为作为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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