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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中国“土司遗址”申遗成功 揭开遗址真实面纱

土司遗址申遗成功 新闻评论 时评
时评:中国“土司遗址”申遗成功 揭开遗址真实面纱

  中国“土司遗址”申遗成功 揭开遗址真实面纱

  7月4日,在德国波恩召开的第39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申报的“土司遗址”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34项世界文化遗产。“土司遗址”申遗成功,表明其突出普遍价值、真实性、完整性以及我国政府为保护这些珍贵遗产付出的艰苦努力,得到了世界遗产委员会各成员国和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等国际权威专业咨询机构的一致认可。

  “土司遗址”系列遗产见证了古代中国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对西南山地多民族聚居地区独特的“齐政修教、因俗而治”的管理智慧,这一管理智慧促进了民族地区的持续发展、有助于国家的长期统一,并在维护民族文化多样性传承方面具有突出的意义。

  本次联合申报的湖南永顺老司城遗址、湖北恩施唐崖土司城址、贵州遵义海龙屯,是“土司”的行政与生活中心聚落遗存,是“土司制度”的珍贵物证,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特征:

  1.土司遗址突出的普遍价值

  土司制度文化遗存包括土司城寨、官署、庄园、墓葬等多种类型。本次申报的老司城遗址、唐崖土司城遗址、海龙屯遗址,反映了土司制度作用下特殊的山地城堡式聚落形态和社会组织特征,一方面保持了中国西南地区山地聚落典型的因地制宜、随形就势的整体布局、以及当地的传统聚落及建筑营造工艺,如各功能的建筑组团结合台地分层布局、具有精密设计的大型排水系统等。

  另一方面,三处遗址均建设了系统的城墙等围护和防御性体系,聚落的核心位置均特别建造了布局严整、轴线对称、具有中央官式规制和建造工艺的大型行政建筑组群(俗称衙署区”),成为土司拥有中央授权的统治身份的突出象征。三处土司遗址的共性特征与整体关联,共同体现出土司统治地区在本土原有社会文化基础上,因土司制度“齐政修教、因俗而治”管理智慧而推动的族群间价值观交流、独特的社会秩序和组织管理模式,以及树立的统一国家认同。

  2.土司遗址的完整性与真实性

  中国现存土司遗存百余处,中国学者对它们的类型、规模、价值内涵、学术基础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遴选出最具价值特征代表性,同时相互间的整体组合又可共同体现土司职级体系、土司管理特点等社会文化完整背景以及土司所处地理环境特征的的三处土司遗址,构成系列遗产进行申报。

  本次申报的三处遗址不仅在物质遗存方面,是西南少数族群聚居地区少有的以遗址状态保存下来的大型聚落,较少受到近现代社会发展的干扰,真实保存了历史时期废毁后的遗存信息;而且遗产地还珍藏有完整的土司家族族谱、碑石铭刻以及历代地方志书,详实记载了各土司家族在13-20世纪的世系和发展历程,为土司制度在当地的兴衰和土司城的营建提供了珍贵的历史信息。此外,现居住于土司城遗址附近的土家族、仡佬族、苗族等各族群人民以诗歌、传说、风俗、禁忌等方式保存至今的民间记忆,也对土司统治历史及土司社会具有很好的佐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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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土司遗址申遗成功是文化保护新起点

土司遗址申遗成功 时评

 土司遗址申遗成功是文化保护新起点

  算好文化账、算清社会效益账,而不是以“摇钱树”思维看待文化遗产,应该是我们面对先人文化财富的最基本立场

  日前,德国波恩第三十九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为中国响起的掌声,让远在万里之外的人们欣喜。世界遗产委员会各成员一致同意,湖南永顺老司城遗址、湖北恩施唐崖土司城遗址、贵州遵义海龙屯土司遗址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已达48项,位居全球第二。

  在国人的印象中,申遗成功或许不算什么大新闻,但对于生活在我国西南山区的土家族、苗族和仡佬族同胞来说,“土司遗址”跻身世界遗产殿堂,是令人瞩目的文化事件,绵延千百年、凝聚“齐政修教、因俗而治”管理智慧的土司制度及其文化,也因此向世界揭开了神秘面纱。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当“世界遗产”在广袤中国大地上,拥有了来自更广大区域、更众多民族的新注解,中国传承文化、保护遗产的努力,再次得到了世界肯定。

  从1985年加入《世界遗产公约》算起,中国的“申遗之路”已走过30年。与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流相伴,拥有五千年不断流的文化的中国人,在走向现代化的路上,对这片土地上的文化遗产,不断加深着认识和理解,加大着保护与传承的力度。目前,除了近50处世界遗产,我国还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25个,历史文化名镇252个、历史文化名村276个。这些数字的背后,是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社会为文化遗产倾注的努力,是赓续文脉、珍视文化的普遍共识。

  《世界遗产公约》第四条明确指出,文化和自然遗产的确定、保护、保存、展出和遗传后代,主要是有关国家的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遗产的名号,意味着更大的责任。申遗成功不是终点,而是履行保护责任的新起点。

  此次申遗成功的土司遗址,非常脆弱,不易保护。令人欣慰的是,得知入选的好消息,各地在喜悦的同时,也表达着对保护责任的清醒与担当。在永顺老司城,当地县委书记的第一反应是“进一步完善保护体系”,制定村规民约,对遗址区进行24小时巡查值守;在遵义海龙屯,当地政府正在谋划关口、城墙等遗存的修缮保护,聘请专家学者把脉文物安全。

  当然,如果把观察的视野打开,在越来越重视遗产保护的今天,依然存在一些现实问题。在一些地方,存在重申报轻保护、重开发轻保护等倾向,一些人把申遗作为一项政绩工程来抓,不惜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申报下来后却忽略了后续的科学保护和管理;一些地方将历史建筑改造成豪华酒店,为做大“门票经济”不顾文化遗产的承受力,心里只算经济账。凡此种种,都会对文化遗产造成伤害,造成难以弥合的裂痕。

  在文化传承中,保护与开发是永恒的课题。文化遗产不可复制,也不能再造,不管是申遗还是入选之后,保护应该始终放在第一位。也只有做好保护,文化遗产才能可持续利用,更好造福于民、传之子孙。因此,算好文化账、算清社会效益账,而不是以“摇钱树”思维看待文化遗产,应该是我们面对先人文化财富的最基本立场。

  一位80多岁的美国老华侨曾感慨,少小离家的他对家乡的印象已经模糊,唯一记得的是家乡的小庙,临行前他在庙里磕头,走的时候也是一步一回头。“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的忧思与向往,这是全社会共同面对的课题。德国波恩世遗大会上发表了《“为遗产联合起来”波恩宣言》。而在中国,今年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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