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散文精选

　　有人说，不满足是神圣的，我十分相信不满足是人性的。猴子是第一种阴沉的动物，因为在动物群中，我只看见黑猩猩有一个真正忧郁的脸孔。我常常觉得这种动物是哲学家，因为忧郁和沉思是很接近的。这种脸孔上有一种表情，使我知道它是在思想。牛似乎不思想，至少它们似乎不在推究哲理，因为它们看起来是那么满足。虽然象也许会怀着盛怒，可是它们不断摆动象鼻的动作似乎代替了思想，而把胸怀中的一切不满足抛开。只有猴子能够露出彻底讨厌生命的表情。猴子真伟大啊!

　　归根结底说来，哲学也许是由讨厌的感觉开始的。无论如何，人类的特征便是怀着一种追求理想的冀望，忧郁的、模糊的、沉思的冀望。人类住在一个现实的世界里，还有梦想另一个世界的能力和倾向。人类和猴子的差异也许是在猴子仅仅觉得讨厌无聊，而人类除讨厌无聊的感觉之外，还有想象力。我们大家都有一种脱离常轨的欲望，我们大家都希望变成另一种人物，我们大家都有梦想。兵卒梦想做伍长，伍长梦想做大尉，大尉梦想做少校或上校。一个有志气的上校是不把做上校当作一回事的。用较文雅的词语说起来，他仅仅称之为服务人群的一个机会而已。事实上，这种工作没有什么别的意义。老实说，琼?克劳福德不像世人那么注意琼?克劳福德，珍妮特?盖纳(Janet　Gaynor)不像世人那么注意珍妮特?盖纳。世人对一切伟大说：“他们不是很伟大吗?”如果那些伟大真正是伟大的，他们总会回答道：“什么是伟大呢?”所以，这个世界很像一间照单点菜的餐馆。在那边，每个顾客以为邻桌的顾客所点的菜肴，比自己所点的更美味，更好吃。一位现代中国大学教授说过一句谐语：“老婆别人的好，文章自己的好。”因此，以这种意义说起来，世间没有一个人感到绝对的满足。大家都想做另一个人，只要这另一个人不是他自己。

　　这种人类的特性无疑地是由于我们有想象的力量和梦想的才能。一个人的想象力越大，便越不能感到满足。所以一个有想象力的孩子往往比较难于教养。他比较常常像猴子那样阴沉忧郁，而不像牛那样快乐满足。同时，离婚的事件在理想主义者和较有想象力的人们当中，一定比在无想象力的人们当中更多。理想的终身伴侣的幻象会产生一种不可抵抗的力量，这种力量在比较缺乏想象和理想的人们当中，是永远感觉不到的。从大体上说来，人类被这种思想的力量有时引入歧途，有时辅导上进，可是人类的进步是绝对不能缺乏这种想象力的。

　　我们晓得人类有志向和抱负。有这种东西是值得称许的，因为志向和抱负通常都被称为高尚的东西。为什么不可以称之为高尚的东西呢?无论是个人或国家，我们都有梦想，而且多少都依照我们的梦想去行事。有些人比别人多做了一些梦，正如每个家庭里都有一个梦想较多的孩子，而且或许也有一个梦想较少的孩子。我得供认我暗中是比较喜欢那个有梦想的孩子的。他通常是个比较忧郁的孩子，可是那没有关系，他有时也会享受到更大的欢乐、兴奋和狂喜。因为我觉得我们的构造跟无线电收音机一样，不过我们所收到的不是空中的音乐，而是观念和思想。有些反应比较灵敏的收音机，能收到其他收音机所收不到的更美妙的短波，为什么呢?当然是因为那些更远更细的音乐较不容易收到，所以更可宝贵啦。

　　而且，我们幼年时代的那些梦想并不像我们所想象的那么没有真实性。这些梦想不知怎样总是和我们终生同在着。因此，如果我可以自选做世界任何作家的话，我是情愿做安徒生的，能够写《美人鱼》的故事，或做那美人鱼，想着那美人鱼的思想，渴望长大的时候到水面来，...

　　所以人类如要生活，依然须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什么生活在天上啊等问题，必须抛弃。人类的心神哟!别张起翅膀，飞到天神那边去，而忘掉这个尘世呀!我们不都是注定着要遭遇死亡命运的凡人吗?上天赐给了我们七十年的寿命，如果我们的心志太高傲，想要永生不死，这七十年确是很短促的，但是如果我们的心地稍为平静一点，这七十年也尽够长了。一个人在七十年可以学到很多的东西，享受到很多的幸福。要看看人类的愚蠢，要获得人类的智慧，七十年已是够长的时期了。一个有智慧的人如充分长寿，在七十年的兴衰中，也尽够去视看习俗、道德和政治的变迁。他在那人生舞台闭幕时，也应该可以心满意足地由座位上立起来，说一声“这是一出好戏”而走开吧。

　　我们是属于这尘世的，而且和这尘世是一日不可离的。我们在这美丽的尘世上好像是过路的旅客，这个事实我想大家都承认的。纵令这尘世是一个黑暗的地牢，但我们总得尽力使生活美满。况且我们并不是住在地牢里，而是在这个美丽的尘世上，而且是要过着七八十年的生活，假如我们不尽力使生活美满，那就是忘恩负义了。有时我们太富于野心，看不起这个卑低的，但也是宽大的尘世。可是我们如要获得精神的和谐，我们对于这么一个孕育万物的天地，必须有一种感情，对于这个身心的寄托处所，必须有一种依恋之感。

　　所以，我们必须有一种动物性的信仰，和一种动物性的怀疑，就把这尘世当做尘世看。索罗(Thoreau——美国十九世纪作家和自然主义者)觉得自己和土壤是属于同类，具有着同样的忍耐功夫。在冬天时，期望着春日的来到;在百无聊赖的时候，不免要想到寻求神灵。但这不是他的分内事，而应由神灵去寻求他。依他的说法，他的快乐也不过和土拨鼠的快乐很相似，他这种整个的大自然性也是我们应该保持的。尘世到底是真实的，天堂终究是缥缈的，人类生在这个真实的尘世和缥缈的天堂之间是多么幸运啊!

　　凡是一种良好的、实用的哲学理论，必须承认我们都有这么一个身体。现在已是我们应该坦白地承认“我们是动物”的适当时机。自从达尔文进化论的真理成立以后，自从生物学，尤其是生物化学，获得极大的进展之后，这种承认是必然的。不幸我们的教师和哲学家都是属于所谓知识阶级，都对于智能有着一种特殊的、专门家式的自负，致力于精神的人以精神为荣，正如皮鞋匠以皮革为荣一样。有时他们连“精神”一词也远觉得不够缥缈抽象，更拿什么“精粹”、“灵魂”或“观念”一类的词字，冠冕堂皇地写出来，想拿它来恐吓我们。人的身体便在这种人类学术的机器中，蒸馏成精神，而这种精神进一步凝聚起来，再变成一种精粹的东西。但是要晓得即使是酒精也须有一个“实体”——和淡水混合起来——才能味美适可。然而我们这些可怜的俗人却须饮这种精神所凝聚成的精华。这种过分着重精神的态度实是有害的。它使我们和自然的本能搏斗，它使我们对于天性无法造成一种整体完备的观念，这是我批评它的一个主要点。同时这种态度对于生物学和心理学，对于感官、情感，尤其是本能在我们生命上所占的地位，也是极少认识的。人类是灵与肉所造成，哲学家的任务应该是使身心协调起来，过着和谐的生活。

　　人生的态度人生像一首诗

　　我想由生物学的观点看起来，人生读来几乎像一首诗。它有其自己的韵律和拍子，也有其生长和腐坏的内在周期。它的开始就是天真烂漫的童年时期，接着便是粗拙的青春时期，粗拙地企图去适应成熟的社会，具有青年的热情和愚憨，理想和野心;后来达到一个活动很剧烈的成...

　　中国人之爱悠闲，有着很多交织着的原因。中国人的性情，是经过了文学的熏陶和哲学的认可的。这种爱悠闲的性情是由于酷爱人生而产生，并受了历代浪漫文学潜流的激荡，最后又由一种人生哲学——大体上可称它为道家哲学——承认它为合理近情的态度。中国人能囫囵地接受这种道家的人生观，可见他们的血液中原有着道家哲学的种子。

　　有一点我们须先行加以澄清，这种消闲的浪漫崇尚(我们已说过它是空闲的产物)，绝不是我们一般想象中的那些有产阶级者的享受。那种观念是绝对错误的。我们要明了，这种悠闲生活是穷愁潦倒的文士所崇尚的，他们中有的是生性喜爱悠闲的生活，有的是不得不如此，当我读中国的文学杰作时，或当我想到那些穷教师们拿了称颂悠闲生活的诗文去教穷弟子时，我不禁要想他们一定在这些著作中获得很大的满足和精神上的安慰。所谓“盛名多累，隐逸多适”;这些话在那些应试落第的人听来是很听得进的;还有什么“晚食可以当肉”这一类的俗语，在养不起家的人即可以解嘲。有些中国青年作家诋责苏东坡和陶渊明等为罪恶的有闲阶级的知识分子，这可说是文学批评史上的最大错误了。苏东坡的诗中不过写了一些“江上清风”及“山间明月”。陶渊明的诗中不过是说了一些“夕露沾我衣”及“鸡鸣桑树颠”。难道江上清风，山间明月和桑树颠的鸡鸣只有资产阶级才能占有吗?这些古代的名人并不是空口白话地谈论着农村的情形，他们是躬亲过着穷苦的农夫生活，在农村生活中得到了和平与和谐的。

　　这样说来，这种消闲的浪漫崇尚，我以为根本是平民化的。我们只要想象英国大小说家劳伦斯?斯特恩在他有感触的旅程上的情景，或是想象英国大诗人华兹华斯和科勒律治他们徒步游欧洲，心胸中蕴着伟大的美的观念，而袋里不名一文。我想到这些，对于这些个浪漫主义就比较了解了。一个人不一定要有钱才可以旅行，就是在今日，旅行也不一定是富家的奢侈生活。总之，享受悠闲生活当然比享受奢侈生活便宜得多。要享受悠闲的生活只要有一种艺术家的性情，在一种全然悠闲的情绪中，去消遣一个闲暇无事的下午。正如梭罗在《沃尔登》里所说的，要享受悠闲的生活，所费是不多的。

　　笼统来说，中国的浪漫主义者都具有锐敏的感觉和爱好漂泊的天性，虽然在物质生活上露着穷苦的样子，但情感却很丰富。他们深切爱好人生，所以宁愿辞官弃禄，不愿心为形役。在中国，消闲生活并不是富有者、有权势者和成功者独有的权利(美国的成功者更加匆忙了)，而是那种高尚自负的心情的产物，这种高尚自负的心情极像那种西方的流浪者的尊严的观念，这种流浪者骄傲自负到不肯去请教人家，自立到不愿意去工作，聪明到不把周遭的世事看得太认真。这种样子的心情是由一种超脱俗世的意识而产生，并和这种意识自然地联系着的;也可说是由那种看透人生的野心、愚蠢和名利的诱惑而产生出来的。那个把他的人格看得比事业的成就来得重大，把他的灵魂看得比名利更紧要的高尚自负的学者，大家都认为他是中国文学上最崇高的理想。他显然是一个极简朴地去过生活，而且卑视俗世功名的人。

　　这一类的大文学家——陶渊明、苏东坡、白居易、袁中郎、袁子才——都曾度过一个短时的官场生活，政绩都很优良，但都为了厌倦那种磕头迎送的勾当，而甘心弃官辞禄，回到老家去过退隐生活。当袁中郎做着苏州的知县时，曾对上司一连上了七封辞呈，表示他不愿做这种磕头的勾当，要求辞职，以便可以回家去过自由自主的生活。

　　另外的一位诗人白玉蟾，他把他的书斋题名“慵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