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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凤凰网
作者：邵建
近日在微博上看到“梨视频”里诗人食指对另一个诗人余秀华的指责，感到很不舒服，这里说几句。
这是食指(代表作《相信未来》)在北京一场新书发布会上的发言：“看过余秀华的一个视频，她理想的下午就是喝喝咖啡、看看书、聊聊天，一个诗人，对人类的命运、对祖国的未来考虑都不考虑，想都不想;从农村出来的诗人，把农民生活的痛苦，以及对小康生活的向往，提都不提，统统忘得一干二净，这不可怕吗?评论界把她捧红是什么意思?评论界的严肃呢?我很担心。今天严肃地谈这个问题，是强调对历史负责。不对历史负责，就会被历史嘲弄，成为历史的笑话。”
我不反对食指的价值关怀，甚至很认同这种关怀;但任何人都不能因为自己的关怀是正确的，从而也要求别人和他一样。因为你没有这个权利。我们需要的是一个价值多元的社会而非价值单一的社会。在一个多元的价值选择中，一个人如果没有侵犯他人，他的任何选择都是合理的正当的，这是他的权利。英语权利(right)一词同时具有“正当”的含义。余秀华如果喜欢过一种喝喝咖啡聊聊天的生活，太正当不过。其和诗人食指所坚持的创作的正当性没有两样(正当本身也是多元的)。你凭什么根据你所偏好的价值正当去谴责人家，人家什么也没有做错。
食指或者食指们的可怕在于，昧于一元而不自知。一元往往以某种崇高的一元来否定各种正当的小叙事，这个问题不在于食指批评余秀华(这也是他的权利)，而在于他不自觉地把自己的价值偏好变成了一种创作的“通则”。按照食指的逻辑，诗人不关注人类的命运，是不被许可的。设若这种逻辑成立，那么创作的多元岂不变为一元。一元具有排他性，这就是它的可怕之处。
事实上，我们的确需要关注宏大叙事。中国20世纪就是一个宏大叙事的世纪，它在文学表现上非常明显。左翼文学就是各种宏大叙事的担纲，在它那里，个人和个人选择是微不足道的。这样一个价值缺陷应当令我们警醒。21世纪的今天，宏大叙事如果还有它的价值，那么它就应当是不但不排斥任何个人正当的小叙事，而且正是为了这种小叙事不再被各种宏大叙事所指责。用来指责各种小叙事的宏大叙事是有问题的。把午后的咖啡和人类命运及历史构成一种对立的二元，创作必须在这二元之中作排中的选择。这叫二元对立，一元独断。于是创作的可能全部消失，诗人食指是在重蹈他其实反对的某种价值的老路。或者说，他和他反对的那种东西在最内在的逻辑上是同构的。
我上文提及食指时又特地加上了“食指们”，我分明体认到食指不是孤立的，他的批评表现出20世纪中国文人的某种通病。我不妨援引某书为例。某章某节强调文学情感的高尚性，举的例子是中国作家孙犁批评俄国作家蒲宁的短篇小说《乌鸦》。它的内容是一对父子同时爱上了家中的使女，结果父亲胜出，气得儿子骂父亲是乌鸦。说实话，该小说艺术上并不成功，写得也不好看。不是不可以对它批评，而是孙犁的批评居然可以是这样：作者没有“在反映这一社会现实、矛盾冲突中，给人以力量，给人以希望，给人以美好的感受。他写得很熟练，但写得很肤浅，写成了父子间的争风”。
孙氏批评的可笑在于，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