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欧英国李约瑟，与北欧瑞典高本汉，同为世界声名最著之两大汉学家。高氏在此不论，单就李氏《中国之科学与文明》皇皇巨著而言，其人荣获科学与哲学两项博士学位，长期研发中国学术，是以其素养之高，涉猎之博，固属少见，而其书篇秩浩繁，内容涵盖面广，包容性深，及其动员全球人才之众，集结世界专家之夥，亦无出其右者，至於其撰写该书，费时近四十年之久，更非一般学者所可为力也。因之，笔者乃有重读是书，而为之撰写“书后”之作。
中华民族之建树，远走在其他民族之前，中国也早已具有活跃之科技能力，留下丰硕的领先发明：譬如医学上之健身法;航行者常平架，和航海之自动环动仪;天文学上的望远镜所用之二自动机械钟等，一般人向来认为是近来欧洲之产品，而其实却是公元二世纪时中国人之发明。
实在说来，中国有关科技之发明，在公元1至13世纪(甚至到18世纪)，不断的输出，到欧洲及其他地区，大抵计之，约有几十种之多，而自欧洲输进的科技，则仅为几种，尤其在数学方面，中国居然领先世界一千余年。
李氏对中国科学技术之成就，探微钩玄，推崇备至，令人感佩。
墨子对中国科学技术之贡献甚大(三十余年前拙著《墨子科学观》，尝从科学理论、科学技术、科学精神三者析论)，虽以其书断简残编，难窥其全，致较缺乏明晰系统之说，但其领域甚广，开创实多：如(一)今日“原子论”的惊人先驱之说;(二)中国思想中“量”的发现;(三)天文学中，日月对恒星位置之退行运动;(四)数学中“零”的发现，与“位值”观念;(五)切理学上，波和粒子之宇宙开创论; (六)度量衡学上，是Atwood机械的始祖及四轮车和云梯构造之先知; (七)动力学上，“弹道”与“风筝”的研制之识;(八)光学上万花筒的先进之见与摄影原理; (九)声学上，地话器的发明; (十)机械工程学上，活塞风箱及弩机之制造等十几种发明与发现。不一而足，再再令人讶异!
更有意义者，李氏尝言： “一个科学家，应基於人道立场，现世界人类之区域和历程为一体”，所以他对人文社会科学，亦极关怀。由是而知，李氏与墨子，同然皆为集十大家於一身的关爱世间之时贤先圣也。
中国科学史的研究，向不为中外学术界所重视。在国外，以欧洲为中心的历史学家们，固然完全抹煞中国以往在科学、科学思想及技术方面的贡献。就是成就斐然的汉学家，也大半只从事考古、艺术、音韵、哲学、文学、历史、地理的研究，而少有人去注意中国科学与技术知识的探讨。在国内，科学史这门学问，也是乏人问津，既少有关科学文献的计划整理，又乏有系统的研究开发。不仅西方人不知中国产生过科学，甚至中国人自己也承认“中国永不曾产生过任何科学或技术学”。西方从中国取得了许多技术发明，而自己反而往往丝毫不知是从哪里来的。
幸有李氏《中国之科学与文明》这部书提出了纠正，弥补了缺憾。该书不论在内容上、取材上、以及写作态度上……都可以说是一部研究中国古代科学史的权威巨著。
所以我在写成《墨子科学观》三十多年后，再重读这部书，并为之撰成“书后”之作。当然第六届墨子国际研讨会的主题，也是我投入其中的主要因素。西儒培根，认为欧洲由中国移植的有三大发明——印刷术、黑色火药及罗盘针。这是人所共知的。
陈立夫更申言之云：“在人类文明史中，其最重要之两大物质科学之发明，皆出自吾国。一为建设性之最大者，曰造纸及印刷术，无乎此，则人类之智慧，无从记录与继传，文明何有?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