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回忆父亲
金近
半年多来，一直没有接到远在几千里以外的父亲和二弟的来信，我的心里常常怀着一种神经质的不安，因为离别了七年多的父亲和母亲，他们的年纪都已。过了花甲。
最近终于同时收到去年十一月间二弟寄来的两封信，我好像看见了二弟本人一样，很亲热地开始拆读了。先谈日子较近的一封，可是读不了几行，突然在眼前出现了“先父”两个字，我像被催迫着似的，急忙的读下去，读到最后一个字，只知道父亲去世后一的一些情形，至于父亲是什么时候去世的，去世时的情形怎样，都不知道。我再惶惑不宁的折读另一封信。
在这封信里，二弟把父亲起病和去世的经过写得很详细，我总想不到，父亲为了被海盗抢去仅有的一些财物，拖着重病的身体受到这个打击，竟会永远离开我们的。我不知道这时候的感觉为什么变得这样迟钝，我没有哭，也没有叹气，等到我的脑海里重映出离别了沦陷前的家乡的一幕，才掉下十多年来的第一滴眼泪。那是一个严冬的阴天，由于战局的失利，我的这个从一二百年以来没有燃起过烽火的家乡，已笼罩在预期的恐怖之中了。母亲留不住这个在农村社会里只会吃饭的儿子，就送我到河埠头去，父亲戴着风斗挽着一个竹篮去赶市;我只告诉父亲我要走了。没有说什么话，他也知道我是一匹没有缰绳的野马，需要在外面找野食的。但是决没有想到这一去要等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当父亲走到几十步路以外，快要在一个转弯的墙角里消失的时候，我只望见他的一个侧影，谁都不相信那就是父子的永别。
我的父亲没有做过什么伟大的事情，也不善说话，他只不过是一个最能忍受痛苦和压迫的典型的中国农民。他却深受本乡人的爱戴，如果要说他的一生之中使人难忘的事，也许就是这一点。
他从小就在田地里学着种豆插秧的技能。在私塾里读过几年书，能够写信记帐，他在珠算方面很有心得，最难得到的答数，都可以在算盘子上解答出来。
于是他做了全村人的顾问，他是乐于给他们写家信，算细帐的，甚至于人家买田租屋，也要请他来写契约。父亲认为这是应尽的义务，从不托故推辞。
父亲在田地上勤苦操作的结果，有了一点储蓄。那时我的叔父和姑丈都在上海经商，他打算结束他的农村社会里的生活，要在都市社会里实现他的理想，就把家务和田地上的事情全交托给我的母亲，自己到上海去进行他的新事业了。
一个刚从农村里来的朴实忠厚的人，在五光十色的都市里，处处地方都要吃亏，再加上父亲的重于情面，热心助人，他所开设的一家煤炭行，除了营业以外，还做了同乡人的救济所。这家煤炭行越开越亏本，几年之后，终于倒闭了。当时农村不景气的现象已经发生，母亲辛苦的维持着一个家庭，纺着棉纱到深夜才去睡，早晨听得鸡啼就起身了。父亲像一个战士失去了武器，灰心得不想回家，在一家水电工程公司里做了帐房先生。
经母亲写信去劝解，二、三年之后父亲回家了。第二天他赤着脚，换上种田的短布衣袜，带着一个十一岁和一个十岁的两个儿子一一我和二弟，到田里去工作，那时候父亲已到了六十左右的年纪，生活逼迫着他还要在一双枯瘦的手上重新长出老茧来。
第二年的秋天，叔父来信叫我到上海的一家百货商店里去学生意，父亲同意了，他自己在事业上的努力已经受了惨痛的挫败，就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我的身上。当时家里的钱凑不满一笔旅费，只得向邻舍去商借。动身的前一天，母亲和二姐做了最好的菜给我吃，父亲沉默着，似乎在想心事。他平常是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