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公务员考试

　　离开中国的国情，就办不好中国的事。中国的公务员录用制度具有中国特色，这就意味着，公务员录用不仅仅是对报考者的能力测评，更是对其德能素质的全面测量，坚持的是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标准。为此，现行的公务员录用制度采取考试与考察相结合的办法，通过考试测评能力，通过考察来考查一个人的政治品德、工作能力、作风廉洁等方面的综合素质。正所谓，“非知人不能善其任，非善任不能谓知之。”一方面，通过对一定范围内考察对象的全面了解和综合比较，可以选择最适合岗位的人员，为机关录用到最需要的人;另一方面，通过考察，对考察对象的优缺点等有了详细了解，也可以为录用后对其合理安排、教育培养和管理监督提供重要依据。

　　“试玉要烧三日满，识人须待七年期。”真的要把一个人的综合素质考准考实绝非易事。录用考察不同于本单位对干部的考核，他们绝大多数不是本单位人员，其现实表现不能直接观察到，只能通过参与考察人员的介绍和查看相关资料间接地考察了解。同时，录用考察具有一次性完成的时限性要求，不像选拔干部可以对目标有的放矢地考察了解、长期观察，特别是由于各种客观条件的限制，考察时间又不能拖得过长，必须在有限时间内迅速形成结论。此外，录用考察涉及社会各方面，不但其工作本身受社会关注，而且对考察对象的考察也需依靠考察对象所在单位的配合，考察范围可能涉及考察对象生活的社区等各类组织，范围相对较广。

　　或许正是囿于这诸多的限制，使得“分数至上”的看法在当下的公务员招录中还颇有些市场。有的考生认为，自己好不容易闯过“独木桥”、博得高分，若招录机关拿不出“有力”的反证而使其在考察环节“翻船”，实难服气。而一些招录机关明明发现，有的考察对象考试成绩第一，但并不适合所报岗位需求，相比之下，或许第二名更适合该岗位工作，但如果录用第二名，很容易引发各方对公平性的质疑，这让招录机关有些“下不去手”。重重压力之下，简单以分取人有时候成了“最能被接受”的选择。

　　简单以分取人、唯分定人危害甚大。这样做，看似公平，实质上不科学。现实中形形色色的“考试专业户”并不鲜见，这些人逢考试必入围，谈起思路口若悬河，解决问题眼高手低，招录机关最怕招来这样的人。

　　正文：

　　网络信息安全需法律保护

　　21世纪是一个信息时代，信息网络与现实社会紧密相联。网络安全问题已不再是一个纯技术性问题，而是实实在在的社会问题。

　　一

　　当前，我国信息网络安全正面临着严峻挑战，突出地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我国重要部门信息网络遭到间谍机构密集攻击。现在，计算机病毒、网络攻击等已由黑客们个人行为演变成有组织的团伙、集团行动和某些国家的网络间谍活动。有资料显示，目前境外有数万个木马控制端、数千个僵尸网络控制服务器对着我国，境外间谍机构疯狂采用“狼群战术”、“蛙跳攻击”、“摆渡攻击”、“网站钓鱼”等对我国实施网络窃密和情报渗透，国家安全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与网络密切相关。

　　第二，西方国家搞网络心理战破坏我国政治社会稳定。信息海量传递和文化自由交互，使得网络空间成为没有防区范围、随时都在对冲的思想战场。西方敌对势力钻我国网络法律和监管的空子，利用网络空间对中国进行舆论攻击，实施政治打压，丑化中国国际形象，目的就是通过网络舆论激化我国的“社会矛盾点”，引发社会不稳定因素，对此，我们应该给予高度警惕和进行积极防范。

　　第三，信息网络违法犯罪活动和侵权行为愈来愈猖獗。网络洗钱、网络诈骗、网上黄赌毒等犯罪活动蔓延全世界，智能手机移动网络更使犯罪分子如虎添翼，一个网络地下黑色产业链正在形成。网络社会正在全方位复制并不断翻新现实社会的犯罪形态，目前我国《刑法》已难以涵盖现实中发生的信息网络犯罪类型。同时，“人肉搜索”、“网络暴力”、“网络谣言”、“网络抄袭剽窃”等网络侵权行为愈来愈严重，而网络维权，寻求法律保护和司法救济却非常难。

　　二

　　随着信息网络的普及和发展，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信息网络虽然是信息技术发展的产物，但是，保护信息网络安全，不仅需要先进技术，更需要法律、道德等有力支撑。加强信息网络安全管理呼吁法治建设，依法建网、依法用网、依法管网，是保障网络安全的迫切要求。

　　一是维护国家网络主权的迫切要求。某些西方国家以网络军事存在，向世界巧妙地宣示了其网络主权;或者凭借信息技术优势，在信息网络中极力渲染和推销“国家主权过时论”，企图实现网络霸权。而我国由于网络主权意识模糊，常常出现外国干涉本国政府的网络管理，而本国网民却对政府管理不理解的现象。因此，依法对网络行使主权管辖权，维护网络空间国家主权，迫切需要加强网络法治建设。

　　二是维护网络安全秩序的迫切要求。信息网络绝不是一方净土，同现实社会一样，既存在着真、善、美，也滋生着假、恶、丑;既是网民和“机民(手机用户)”的数字化乐园，也是恐怖分子和违法犯罪分子的避风港。因此，依法规范网络秩...

　　《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审查批准监督预算办法》近日修订通过，并将于3月1日起施行，新《办法》的主要目的是监督政府的钱“去哪儿了”，而对于普通市民来说，一种最直观的感知便是今后广州市公务员的工资将不再是“不能说的秘密”。据称，届时公务员工资、津贴和各种补助将“一目了然，小孩都看得懂。”

　　从湖南冷水江到广东广州，公务员工资的公开正在从偶然走向常态，这无疑是对民意的适时回应。

　　公务员职业，原本就应该是在“阳光下”的职业，而作为纳税人，民众也对公务员工资有知情权。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民众对公务员群体的质疑与抨击不在少数，究其原因，与公务员工资长期不公开，缺少阳光化的操作机制和制度规程等有着很大关系，公众缺乏对公务员工资收入的理性认识，自然也难以保持公平对话。

　　广州公务员工资公开不但新风扑面，而且亮点颇多，值得为之叫鼓掌叫好。

　　一方面，公开的工资开支情况必须确保真实，把好关。有评论指出，查询公务员工资，在执行中需要防止一些地方可能出现的“表里不一”现象，即公众虽可查到公务员的工资，但其数字并不真实，只是为了敷衍舆论而给公众看的“一本假账”，或是私下发福利，面上不公开。这样就会使一种好的制度，沦为一项面子工程。为防止这种问题的发生，就必须确保公务员工资的准确性，需要更高一级的监管部门对数据把好关。

　　另一方面，建设好配套的监督和互动平台，服好务。公务员工资公开，面对的是比以往更加广泛的监督群体，如果问题被发现暴露，应通过何种渠道尽快进行处理与反馈？同时，考虑到公众此前对公务员工资收入标准等制度的了解程度并不高，当这个“尘封已久”的领域刚刚被打开，公众难免对其产生各种疑问，而对于这些疑问又应如何及时地予以回应？这些都是应该考虑的问题。对此，可考虑在开设信息公开平台的同时，建设好配套的监督和互动平台，若有问题，能够迅速发现，及时解决。

　　此外，还应逐步对公务员工资外收入进行公开，使其尽早透明化，从而进一步推动官员财产公示制度的前进。...

　　所谓“公租房”，其全称为公共租赁住房，是指政府提供政策支持，限定户型面积、供应对象和租金水平，面向北京市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等群体出租的住房。按照《北京市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试行)》规定，其配租对象为北京市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包括已通过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限价商品住房资格审核尚在轮候的家庭以及其它住房困难家庭)。租赁期限最长为5年，合同期满承租家庭应当退出住房。需要续租的，应在合同期满前3个月内提出申请。

　　北京市住建委，2010年5月24日发布的《北京市公共租赁住房建设技术导则(征求意见稿)》，显示公租房户型分为四类：30平方米左右的厅室合一单居、40平方米左右的小套型、50平方米左右的中套型以及60平方米以下的大套型。公租房小区机动车位参照经济适用房“十户两车位”标准设置，公租房配租不会排斥达到中等收入的有车家庭。

　　“设计户型应以中小套型为主，适当配置大套型，层高2.7米。这四类户型中，套型面积上下浮动不超过5%。”市住建委有关负责人介绍，厅室合一的单居套型可按照宿舍标准进行设计，厨房应具备使用简单电加热和排烟厨具的条件，而其余三类户型厨房使用面积不低于4平方米;公租房卫生间使用面积不低于3平方米;阳台建筑面积均不大于4平方米。

　　为了让租户可以“拎包入住”，公租房厨卫内的配套设施在竣工时将可满足基本生活需求：厨房应当配备灶台、洗菜盆、操作台;宜采用厨房整体式橱柜。单面布置厨具或双面布置厨具时，居民做饭时的操作空间宽度不小于0.9米。卫生间应配备洗面盆、盥洗镜、坐便器、淋浴喷头、排风扇等必要设施设备。户内应预留洗衣机位置，并设置上、下水管线。

　　由于未来入住居民基本是就近入住的正在轮候政策性住房的家庭和产业园区职工，公租房小区内的规划也充分考虑到了居民出行需求：如配建残疾人助力车、小型三轮车及自行车停车位，公租房机动车位参照经济适用房“十户两车位”标准设置，每户自行车位不应少于2辆，宜利用地下空间集中设置停车库。

　　在租户的生活服务方面，入住公租房的生活水、中水、燃气等计量应使用IC卡，实现计量付费一体化。公租房应采取集中供热方式供暖，户内应分室设置温控装置，并应设置分户热量计量量或分配装置。公租房在市政中水输配水管线覆盖范围内的建设项目，应优先使用市政中水;没有市政中水的，建筑面积5万平方米以上的小区，应配套设计、建设中水系统。

　　2010年北京市公租的建设计划是1万套、约50万平方米。“导则”明确了公租房应实现产业化生产——采用工厂生产的标准规格的预制成品或部品，减少现场加工材料所造成的浪费和污染。

　　(...

　　据报道，有律师因原广东省计生委没公开2012年社会抚养费征收及使用情况，去年将之告上法庭。近日，广州中院作出一审判决：责令广东省卫计委对原告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重新作出处理。政府部门在当地输掉被广泛关注的官司，此前并不多见。

　　广东省卫计委输了官司，至少说明其此前在信息公开方面，存在很大问题。而像这样的并非个例，据昨日《新京报》报道，一份关于49个国务院部门和29个省区市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显示，“更新不及时”、“公开渠道单一”、“公开的信息群众不关注、群众关注的信息不公开”成为三大共性问题。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固然有法律规定笼统、保密传统浓厚、公开范围不明、法规效力层级有待提升等。但一个最为浅显而重要的道理不容忽视——无问责则无执行力。信息公开问责机制去哪了?对信息公开不到位的行政机关和工作人员，该怎么追责?

　　从制度来看，并不乏这方面的规定。比如，《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29条，规定了政府信息公开的社会评议制度，政府不履行信息公开义务，首先要面临公众和社会的负面评价和谴责，这属于政治道义责任的范畴。

　　其次，进入行政诉讼程序的，可能会承担法律责任，即在行政诉讼中败诉，并进而可能要付出行政赔偿。除此之外，信息公开义务履行不到位，构成《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规定的玩忽职守、贻误工作、滥用职权、作风懈怠等情形的，应当给予相应的处分，承担行政责任;对于触犯《刑法》的，还应当承担刑事责任。

　　这些问责机制，当然仍有很多问题，比如过于笼统，缺乏细化的可操作性等，但即便在这样的条件下，如果有关部门“当真”起来，也不至于出现像广东省卫计委和不少行政机关一样完全拒绝公开的情形。因而，问责制度缺陷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是实践中很少将这些问责机制当回事，也极少严格按照问责机制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追责。广东省卫计委输掉官司，已经很罕见。但就算如此，也并未听说相关部门有具体人员被追责。

　　如果政府信息公开不到位，总是没有到位的问责去倒逼，也就难怪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某种意义上成为拨一下才动一下的“算盘珠子”了。

　　昨天国务院办公厅印发《2014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要点》，再次强调要加强工作考核、社会评议、责任追究、举报调查处理等制度建设，建立健全信息公开监督保障机制。《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35条，明确赋予监察机关、上级行政机关对不依法履行公开义务等行为的问责权，相关部门必须先激活这些问责权，才能确保信息公开不在一些地方或部门成为形式。

　　酝酿8年之久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终于有了时间表。10月17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在谈到第四季度各项工作时提出，要制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总体方案。日前，多位专家均证实，收入分配总体方案目前已完成起草并上报国务院，预计将于12月份出台。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一项系统性、全局性的改革，其涉及的区域广、范围大、阶层多、阻力大、利益复杂，注定这是一个长期博弈、逐步完善的过程，但其每一点改革进步都值得鼓与呼。

　　每个时代都有其特定的改革使命。30多年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打破了权力主导下的大锅饭式公平，满足了公众对于富足生活的追求，推动了国家财富的蛋糕越做越大。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蛋糕的分配还存在不公平的地方，比如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相对比重不升反降，定量测定收入分配差异程度的基尼系数一直身处“高位”，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拉大，管理者与普通职工的收入差距拉大等。国家的发展与进步，不仅是要搞好经济建设，而且要推进社会的公平正义。因此，今天的改革必须指向这些不公平的现象，必须在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上下功夫。只有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满足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诉求，人民群众参与改革的积极性才能被调动起来，社会也才能够真正实现繁荣与和谐。

　　2001年国家提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2004年起开始正式酝酿改革方案，虽多次上报方案、多次难产，但早已明确了“提低、控高、扩中”的改革思路。其中，改革最困难、阻力也最大的就是“控高”，它是“提低”和“扩中”的前提，如果“控不了高”，收入分配改革终将沦为一场空谈。“控高”的关键就是调节垄断行业的高收入，而垄断行业在国家政策的保护下早已羽翼丰满，渐成阻碍收入分配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团。从这个意义上说，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必须要有顶层设计，必须要有向垄断行业开刀的决心。应尽快打破垄断，让民间资本进入到可以开放的领域，加大对垄断行业占有国有资源的相关税收征收，提高国有企业税后利润上缴比例，从源头上调控垄断行业的高收入来源。

　　不能忽略的一个事实是，政府既是财富蛋糕的分配者，同时也是这块蛋糕的分享者。而长期以来，居民收入在国民总收入中的比重不断下降，财政收入比重却不断上升，所以政府也是收入分配改革不容回避的对象之一。要提高居民收入比重，尤其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就需要政府部门切出一块蛋糕来让渡，这样的让渡可以通过税费减免和提供更多的公共...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老夫子的这句话，应该说给每个大学生听，特别是大学生村官。我们兼具大学生和村官双重身份，总给人“高不成、低不就”的漂浮感。习近平总书记鼓励我们扎根农村，但如何真正在农村沉下来、走出来？我认为要学好“知之、好之、乐之”这新三字经。（开篇不错，建议孔子的话可以论据或者过渡段，效果更好）

　　知之，需要“知身份、知村情、知村民”。

　　一是知身份，这是走进农村的前提。我们是农村工作的宣传者、执行者、服务者。总书记说，农村全面建成小康，需要党和政府的好政策。因此，对上级的方针政策，我们要多宣传不怠慢，多研究不照本宣科；对村干部的工作部署，要多执行不争功，多跑腿不推诿；对村民的大小事情，多服务不指挥，多承担不包办，始终明确自己的身份。

　　二是知村情，这是立足农村的重点。农村的事情多而杂，社会关系盘根错杂。我们要了解经济民生、民族宗教、家族风俗；要熟知空巢老人基本生活、社保、健康；要关注留守儿童的教育……所谓手里有粮，心里不慌。握有这些粮食，开展工作就事半功倍。

　　三是知村民，这是扎根农村的关键。只有知道村民心里想什么，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刚开始他们也许很难讲真心话，我们要学当地方言，用他们的方式表达；要多参加劳动，共享村民丰收的喜悦；要多拉家常，共话儿孙绕膝的愿景。只要真心为他们服务，就可以了解他们，为工作打好群众基础。

　　（非常漂亮，并且有层次感，可以加分。但作为一个观点，稍微长了点）

　　“知之”而后“好之”。我们要发挥特长，用自己的“好”推动村民的“好”。

　　如果我们掌握种养技术，可以指导种养；如果精通电脑，可以办好远程教育站点，提供信息服务；如果有艺术特长，可以组织文艺活动，丰富村民精神生活。总之，我们要在“知之”的基础上，向优秀的大学生村官学习，帮助村民发家致富，这才是“好之”。

　　“好之”更要“乐之”，这是做好农村工作的持久动力。农村工作很辛苦，“五加二”、“白加黑”是最真实的写照。有时候，村民的不理解甚至指责，会让我们备感委屈。没有热爱，何以维系？只有发自内心的热爱，才能迸发无穷的激情。

　　（后面两个观点论述不足，乐之可以写乐于思考，乐于行动，乐于创新……）

　　学好新三字经，服务好新农村，是总书记对我们的殷切期望。当一幢幢新楼拔地而起，当一条条马路通向远方，当一张张笑脸在那淳朴的脸上绽放，我们骄傲，我们自豪，我们是大学生村官。...

　　据中国奢侈品市场研究机构调研显示：2013年，全球奢侈品市场总容量达到2170亿美元，全年增长率为11%。其中，中国奢侈品市场本土消费280亿美元，增幅3%，境外消费进一步加强，达到740亿美元，即中国人奢侈品消费总额为1020亿美元，相当于中国人买走全球47%的奢侈品，是全世界最大的奢饰品客户。
　　
　　近年来，我国奢侈品消费快速增长，特别是以“高比例境外消费、低品牌忠诚度”为特征的“中国式”奢侈品消费行为日益明显。深究其因，背后有着多重因素的推动。
　　经济条件的改善，富裕起来的中国消费者拥有更大的购买力，更多样的消费需求。调研显示：近几年来，中国出境人数逐年攀升，2013年达1亿人次，且中国消费者73%的奢侈品消费发生在境外，而出境购物，尤其是奢侈品消费，几乎是所有中国游客到境外的主要目的之一。数据显示：中国消费者人均消费额一般是欧美本土消费者的5-10 倍，是日本、中东等国家消费者的3-5倍。生活的富足，确实带来了人们消费思想的转变，国人开始接受外来文化及物品，消费需求也从温饱型转向了享受型。
　　面子文化、爱慕虚荣的消费心理驱使中国人过度购买奢侈品。爱面子、讲脸面作为中国独特的文化确实影响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消费行为。很多人将拥有奢侈品，作为身份、地位和品味的标志。甚至有些人受攀比心理、虚荣心作祟，省吃俭用也要买名牌。数据显示：与欧美国家大部分消费者为自用、保值增值为目的购买奢侈品不同，中国消费者购买奢侈品主要是为了商务馈赠或显示身份，购买商品范围大多集中在箱包、香化产品、烟酒、名表方面。
　　商家的商业宣传及媒体的持续宣传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信息量爆炸的今天，奢侈品品牌经营的理念越来越多借助媒体进行传播，他们利用“夸张”的手法，精准而持续的传播，刺激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对奢侈品的渴望。在媒体的诱导下，中国人越来越多的开始自觉关注外国产品，追求象征“富贵的标志”----奢侈品。
　　在全国大力倡导勤俭节约之风的今天，全球近一半的奢侈品消费比例确实要引起我们的关注和思考。如何使国人对奢侈品的消费更趋理性，还需要社会，特别是政府的努力。
　　一方面，政府要通过各主流媒体积极倡导勤俭节约、理性消费、适度消费的理念，提高国人购买奢侈品的自觉遵从意识；另一方面，政府可以通过税收来调节消费行为，探索国际上被广泛采用的奢侈税、奢侈品消费税在中国的适用情况，通过对少数快富群体征收一定的税款，既能抑制消费行为，又能扩大税源，丰富税收，再通过财政支出的形式投入到更多的公益事业上来，以此补贴社会大众。
　　如此，中国消费者对奢侈品的追求会逐步降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