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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议”之争是什么

“濮议”之争指何事 “濮议”之争

  嘉祐八年(1063年)春,北宋第四任皇帝仁宗赵祯逝世,皇太子赵曙即位,成为宋朝第五任皇帝(史称宋英宗)。赵曙不是赵祯的亲生儿子,而是濮王赵允让之子,原本没资格继承皇位。以下是出国留学网小编为您整理的“濮议”之争,供您参考,更多资讯请点击(https://m.liuxue86.com)查看。

  “濮议”之争

  由于仁宋赵祯所生的三个儿子相继夭折,赵曙才于嘉祐七年(1062年)被立为皇储。

  英宗即位后几天表现很不错,赢得了群臣的拥戴。不料第四天晚上,英宗突然得病并产生幻觉,说有人要杀他。到第八天,为仁宗举行大殓,英宗竟然在先皇灵柩前呼叫狂奔,幸好宰相韩琦果断处理,才避免更难堪的场面出现。鉴于英宗生病不能主持政务,群臣请曹太后垂帘听政,一旦英宗病情好转,太后就应还政。后来英宗康复了,而已然习惯垂帘听政的曹太后却迟迟不肯还政。不过,经过韩琦等大臣据理力争,曹太后终究还政于英宗。

  英宗亲政不久,韩琦等人向英宗提议请求有关部门讨论英宗生父的名分问题。此时距仁宗去世已有14个月,英宗表示等过了仁宗大祥再议,也就是等到满24个月再说。英宗有意往后推延,无非是为了减少追封的阻力。治平二年(1065年)四月九日,韩琦等人再次提出这一议题。英宗没有独自决断,而是下诏将议案送到太常礼院,让两制(唐、宋翰林学士受皇帝之命,起草诏令,称为内制;中书舍人与他官加知制诰衔者为中书门下撰拟诏令,称为外制;翰林学士与中书舍人合称两制)以上官员进行讨论。于是,针对英宗生父濮王赵允让的名分或称谓展开了一场持续18个月的论战,这就是北宋史上有名的“濮议”之争。

  这场争论的焦点是,英宗应该如何称呼他的生父赵允让?以韩琦、欧阳修为首的宰执们认为,赵允让是英宗的父亲,英宗理应称其为皇考(已故父亲)。而以司马光、王珪为首的两制官员则认为,濮王于仁宗为兄,英宗应称其为皇伯考(已故伯父);他们主张英宗称其父为伯父,主要是基于儒家学说,依照儒家的宗法观念,英宗是以“小宗”入继“大宗”,应以大宗为主,对于大宗“法定父亲”(赵祯)的堂兄(赵允让),当然要称为伯父。英宗心里倾向于称皇考,但没有明确表态,只是将两种方案提交百官讨论。

  英宗和宰执们原以为,大臣中的大多数会迎合他们的意头。谁知情况出乎意料,赞同两制官员方案的竟然占多数,而支持他们方案的只是少数。很长一段时间,围绕已故濮王的名分议论纷纷,双方唇枪舌剑,针锋相对,充满火药味。同知谏院蔡伉觐见英宗时,跪下来痛哭流涕,说如何称呼濮王,关系到国家兴亡。御史中丞贾黯临死前特地留下遗书,请英宗一定要称其生父为伯父。侍御史知杂事吕诲、侍御史范纯仁、吕大防等人联名上奏,指责欧阳修为取悦皇上而“首开邪议”,并对韩琦、欧阳修进行人身攻击,把他们归类为“小人”。曹太后也介入此事,她亲自起草诏书,严厉指责韩琦等人,认为英宗不应称濮王为皇考。英宗眼看形势不妙,只好决定暂缓讨论此事。韩琦也意识到,要想扭转被动的局面,曹太后的态度是关键,因此有必要争取她改变态度,在适当的时候主动出击,一锤定音。

  治平三年(1066年)正月的一天,英宗与中书大臣议事于垂拱殿。当时韩琦正在家中祭祀,英宗特意把他召来商议,当场即议定称濮王为皇考,由欧阳修亲手起草两份诏书,一份给皇上,一份送太后。到了中午,太后派官宦将一份封好的文书送给中书省,韩琦、欧阳修等人打开一看,相视而笑,这份文书正是...

与“濮议”之争相关的实用资料

思考:“濮议”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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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祐八年(1063年)春,北宋第四任皇帝仁宗赵祯逝世,皇太子赵曙即位,成为宋朝第五任皇帝(史称宋英宗)。赵曙不是赵祯的亲生儿子,而是濮王赵允让之子,原本没资格继承皇位。由于仁宋赵祯所生的三个儿子相继夭折,赵曙才于嘉祐七年(1062年)被立为皇储。

  英宗即位后几天表现很不错,赢得了群臣的拥戴。不料第四天晚上,英宗突然得病并产生幻觉,说有人要杀他。到第八天,为仁宗举行大殓,英宗竟然在先皇灵柩前呼叫狂奔,幸好宰相韩琦果断处理,才避免更难堪的场面出现。鉴于英宗生病不能主持政务,群臣请曹太后垂帘听政,一旦英宗病情好转,太后就应还政。后来英宗康复了,而已然习惯垂帘听政的曹太后却迟迟不肯还政。不过,经过韩琦等大臣据理力争,曹太后终究还政于英宗。

  英宗亲政不久,韩琦等人向英宗提议请求有关部门讨论英宗生父的名分问题。此时距仁宗去世已有14个月,英宗表示等过了仁宗大祥再议,也就是等到满24个月再说。英宗有意往后推延,无非是为了减少追封的阻力。治平二年(1065年)四月九日,韩琦等人再次提出这一议题。英宗没有独自决断,而是下诏将议案送到太常礼院,让两制(唐、宋翰林学士受皇帝之命,起草诏令,称为内制;中书舍人与他官加知制诰衔者为中书门下撰拟诏令,称为外制;翰林学士与中书舍人合称两制)以上官员进行讨论。于是,针对英宗生父濮王赵允让的名分或称谓展开了一场持续18个月的论战,这就是北宋史上有名的“濮议”之争。

  这场争论的焦点是,英宗应该如何称呼他的生父赵允让?以韩琦、欧阳修为首的宰执们认为,赵允让是英宗的父亲,英宗理应称其为皇考(已故父亲)。而以司马光、王珪为首的两制官员则认为,濮王于仁宗为兄,英宗应称其为皇伯考(已故伯父);他们主张英宗称其父为伯父,主要是基于儒家学说,依照儒家的宗法观念,英宗是以“小宗”入继“大宗”,应以大宗为主,对于大宗“法定父亲”(赵祯)的堂兄(赵允让),当然要称为伯父。英宗心里倾向于称皇考,但没有明确表态,只是将两种方案提交百官讨论。

  英宗和宰执们原以为,大臣中的大多数会迎合他们的意头。谁知情况出乎意料,赞同两制官员方案的竟然占多数,而支持他们方案的只是少数。很长一段时间,围绕已故濮王的名分议论纷纷,双方唇枪舌剑,针锋相对,充满火药味。同知谏院蔡伉觐见英宗时,跪下来痛哭流涕,说如何称呼濮王,关系到国家兴亡。御史中丞贾黯临死前特地留下遗书,请英宗一定要称其生父为伯父。侍御史知杂事吕诲、侍御史范纯仁、吕大防等人联名上奏,指责欧阳修为取悦皇上而“首开邪议”,并对韩琦、欧阳修进行人身攻击,把他们归类为“小人”。曹太后也介入此事,她亲自起草诏书,严厉指责韩琦等人,认为英宗不应称濮王为皇考。英宗眼看形势不妙,只好决定暂缓讨论此事。韩琦也意识到,要想扭转被动的局面,曹太后的态度是关键,因此有必要争取她改变态度,在适当的时候主动出击,一锤定音。

  治平三年(1066年)正月的一天,英宗与中书大臣议事于垂拱殿。当时韩琦正在家中祭祀,英宗特意把他召来商议,当场即议定称濮王为皇考,由欧阳修亲手起草两份诏书,一份给皇上,一份送太后。到了中午,太后派官宦将一份封好的文书送给中书省,韩琦、欧阳修等人打开一看,相视而笑,这份文书正是欧阳修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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