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新移民

　　吴温温声称，企业家以利益及赚钱为首要及最终目标，以加拿大为例，企业近10年来只聘用兼职，以低于平均工资的职位为主，令劳工阶层除了面对没有工作保障及前途的情况，更有甚者还要被中介公司剥削。她指出，刚毕业的大学生，再不似父母生活的年代那般，毕业后便有一份全职、安稳、长久的工作，现今年轻人要打多几份兼职方可养活自己。“在没有前途下，加拿大的工作质素怎能不会持续下跌。”

　　吴温温表示，华人新移民的就业机会更是艰难，除了原居住地的专业资格不能获的迁入地的承认外，与当地人竞争亦有差距。“不少新移民要日以继夜打几份兼职，才勉强可温饱”。她指出，工会要求安省最低法定工资调整至每小时15加币，但仍被企业及政府拒绝。

　　有调查显示，一家大企业的行政总裁两日薪金，相当于一名领取最低法定工资薪酬者的整年数额，“那政府所讲的灭贫及企业良心又何在。”吴温温说。

　　吴温温认为，加拿大工作质素不断下降，且兼职低薪的情况愈来愈普遍，这不单止影响工人，更累及家人，构成社会隐忧，因为一份兼职绝对不能养起一个家庭。夫妇两同时要做多几份兼职弥补，家里老少就面临照顾的情况。

　　医学界的报告亦指出，没有稳定的工作，会令人感到沮丧及郁结，最终会导致慢性疾病，这会导致政府的医疗开支增加。吴温温表示，如果没有好的工作质素，及可维持基本生活的最低法定工资，会造成恶性循环，妨碍国家社会的健康发展。

　　吴温温希望政府能够真正关注到工作质素问题，修改相关政策，鼓励企业增加全职稳定的工作岗位，让大部分打工者可以安居乐业，社会及经济自然能够重拾繁荣。

　　“子女的教育问题，是海外华人新移民所面临的‘最苦涩的代价’。”在日本《东方时报》副总编李春艳看来，因为受居住国主流文化影响，华人新移民与子女普遍存在双重“代沟”：一是父辈与子女间普遍的代沟，二是文化冲突的隔阂。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与世界各国交往的不断扩大和日益深入，移居国外的中国公民不断增加。目前，中国海外侨胞总数已由改革开放初期的3000多万发展到5000万左右，改革开放后从中国大陆和港澳台等地区出去的华人新移民就接近1000万人。

　　随父母移居海外的华人子女以及在当地出生的华裔下一代，因其自幼生活在与居住国社会具有明显差异的华人家庭，生存在两种或多种文化的夹缝之中，其经历的身份定位、文化认同的困惑、苦恼，也成为华人家庭共同关注的问题。

　　李春艳认为，与中国国内家庭和居住国主流社会家庭相比，海外华人新移民家庭所面临的“代沟”更为复杂一些：夹杂着两国社会制度、语言、文化习俗不同所导致的多重性，以及华裔子女对祖(籍)国和中华文化的认同与归属感等问题。

　　1998年，李春艳带着4周岁的儿子移居日本东京。与很多新移民家庭一样，为了不让儿子忘记母语，她将儿子送到中文学校学习汉语。但自中学起随着课业的繁忙，儿子就没有时间去学习中文，“现在他已经不能用中文沟通了，中国的影视也看不懂了”。

　　李春艳计划在儿子进入大学后，每年假期带他到中国旅游，甚至可能让他到中国留学，“如果他体会到汉语对他未来的作用，相信他会主动地学习中文、了解中国文化，有之前的基础，进步一定会很快”。

　　与李春艳有着同样忧虑的，还有新西兰中华电视网营运总裁张国明。张国明1990年3月自台湾移民新西兰，当时两个儿女尚在小学读书，新西兰华人移民数量很少，孩子所接触到的几乎都是英文的环境。为了让孩子学习中文，“只能用强迫的手段，甚至体罚都做过”。

　　“你这样做是不对的，我可以到学校去告你。”直到有一天当自己因为没敲门就进入儿子房间，儿子提出抗议时，张国明产生了深深的挫败感。在他看来，自己必须去学习如何去面对西方文明、如何在家庭里与孩子相处，“当父母的要调整心态，有什么事情要商量一下”。

　　让张国明欣慰的是，得益于从小接触中文、看中文电视，儿子张书豪现在对中国大陆和台湾都很了解。他认为，双重文化背景，可以成为华人新移民子女未来发展的“两把利器”，既熟悉住在国环境，中文好又可以开拓亚洲市场，会比别人做的都好。

　　法国《欧洲时报》编辑侯诣村介绍说，自己的孩子18岁才到法国，最初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迅速地融入当地社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慢慢开始对当地文化感兴趣，也能与国内朋友保持联系，已经成功地在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找到平衡点。

　　“目前，有很多法国公司瞄准巨大的中国市场，因而希望有中国文化背景的人加入。”侯诣村的儿子目前在法国一家公司总部做珠宝、手表销售，之所以顺利获得此职位是因为他在简历中说，“我说流利的汉语，在中国有十年以上的生活经验”

原则上，加州公共教育系统可以涵盖儿童从出生到大学毕业的完整时段。关注婴幼儿从出生到学龄前的，有“加州早期5年教育计划”及各县市政府设立的同名计划，其中包括婴幼儿照顾服务。问题是，州政府为教育注资的经费资源，过去多年来不断萎缩，原意为帮助工薪尤其是低收入家庭照顾儿童的幼儿照护，以及希望幼儿打下学习基础的学前班教育，也出现经费不足难以为继的情况。同时，幼儿教育计划之间能否顺利连接，令家长没有后顾之忧，也是一大问题。

华埠护儿服务僧多粥少

在旧金山仅存两个一站式为家长转介托儿服务及普及学前教育计划(Preschool For All)中心，其中一个是华埠的护儿(Wu Yee)儿童服务。在该中心转介部内，2007年才从中国移民到旧金山的吴先生，不但经受托儿服务因经费削减而僧多粥少的情况所累，而且也体会到各计划之间设计上的衔接欠缺，可能会为本就有千百样难题摆在面前的家长们，再增添烦恼。

护儿服务资源及转介统筹曹立红(Susan Chan)说，该一站式的托儿服务申请，前身曾是加州政府资源的“中央化托儿资格检阅名单”(Centralized Eligibility List)，可以为家长提供不同的托儿服务咨询、转介或申请各种福利等。但由于州府经费削减，这个计划被取消，只是旧金山县政府的经费做出支持，在市内保住两个资源中心，并转名为“幼儿连接”(SF3C)。

吴先生的情况相信也是很多低收入家长面对的问题，欲申请托儿服务，等待名单很长，而且没有确定性，就像在“望天打卦”。在没有托儿服务的情况下，两夫妇起码有一人不能工作，或者难找全职工作。“如果我一早知道有这个托儿转介服务，女儿一出生我就会跑去报名，那也不用等那么久啊”，他说。

护儿方面称，确有很多家长孩子出生后就拿着出生证明来报名登记，然后耐心等待。只是这等了19个月才排到的托儿服务，时间也不长，因为托儿班只照料到幼儿两岁零9个月。结果，女儿超出托儿班年龄，但又未到3岁或3岁半读学前班之前，吴先生又要张罗着为女儿再注册托儿服务，同时要兼顾读书、找工作和照顾孩子。

去年10月，吴氏夫妇迎来了计划以外的第3个孩子，太太休产假期间，失业正在进修的吴先生找到一份半职工作，暂时维持家庭。在今年1月吴太产假结束，又遇上难题了。一来，小儿子现在正在排队等托儿服务，但是什么时候等到，完全不知道，因此妻子无法去找工作，报名读书了也未能去上课。二来，二女儿要读学前班，需要父母提供正在工作或者读书的证明。

规定有矛盾计划不衔接

他说：“如果小儿子已经有托儿服务了，太太当然可以去读书或者工作。这里面的矛盾是，一方面市府要家长正在工作或读书才能让孩子入读学前班，但小儿子还未能保证有托儿服务的照料，我们如何能够全力出去工作或读书呢？如果说一个大人留在家里面照顾小孩子，那二女儿就...

移民生活，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有人以为登上了诺亚方舟，最后却发现，其实身处泰坦尼克号的三等舱。对于许多从万里之遥漂泊来美的新移民们来说，一张“床” 就是一个“家”，“床”里有酸甜苦辣，“床”里有悲欢离合，而“床”又承载着他们许多的希望与梦想……近日，美国侨报记者走访这些“床”的主人，听听他们 的故事……

“换床”——单人房双人床

推门走进位于华埠东百老汇的一栋6层楼的楼房，一股刺鼻的味道扑面而来。登上斑驳而狭窄的楼梯，几经辗转，终于在3楼的一户门口停下，敲开一扇暗红色的木门，装修工刘晓辉(化名)出现在眼前。

刘晓辉打开这套两居室的其中一个房门。只见一个狭小的空间里摆着一张双人床，在这个空间里，除了床铺所占的位置，仅剩下一条出入的过道。局促的空间被最大化 地利用，床铺上方一人高处，被隔出了一个小阁楼，阁楼上摆放着主人的各种物品。“这里住两个人，我和我的表哥。”刘晓辉说，“一般我睡晚上，表哥睡白 天。”

1993年，年方20多岁的刘晓辉挥别妻子和一双儿女，只身来到纽约。到了纽约，接他的表哥把他带到唐人街自己的住处。和表哥挤在一张床上，刘晓辉度过了到美国的第一个夜晚。

第二天，刘晓辉离开纽约，到马里兰州舅舅开的餐馆打杂，开始了他在美国的打工生涯。

刘晓辉说：“在舅舅店里打工，舅舅对我十分照顾，虽然开始干的是打杂，但我拿的是炒锅的工资，这在美国是很少见的。因此，我不分份内份外，拼命地干。一方面 想尽快还完债，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报答舅舅。一年365天，我就休息火鸡节一天。但也因为这样，干得太猛了，我的腰累坏了，腿站得太久，得了静脉扩张症。干 了10年，我终于做不动餐馆的工作了。想想债还完了，家里的房子也盖起来了，虽然没剩几个钱，但靠打零工还能维持生活，于是，我回到了纽约唐人街。”

“我又找到了表哥，表哥早年在香港当海员，是跳船来到美国的。他没有结婚，一辈子他就呆在唐人街，在唐人街租了一个床位。他每天傍晚坐巴士进赌场，第二天早上回来，平时的生活费就靠赚赌场赠送的筹码。我见表哥的床晚上都是空着，就和他商量可不可以合租一张床。房东说，要涨100元租金，我和表哥一合计，也算合 理，就同意了。”从此，刘晓辉和表哥过起了“你的白天是我的黑夜”的日子。

虽然才40出头，但刘晓辉已经不能干重活了，他平时就靠打点装修的零工为生。由于身份一直没有敲定，妻儿还在大陆。

“壁橱床”——美国梦从这里开始

黄云秀，原是福建省知名的省实验闽剧团的一名武生。在实验闽剧团当了16年专业演员后，1992年，他下了海，在福州茶亭开了一家舞厅。每天晚上，他一亮嗓 子，鲜花、掌声和喝彩声围绕着他，舞厅生意红红火火，小老板的日子过得非常滋润。1995年，在一位朋友的再三鼓动下，39岁的黄云秀来到纽约。

黄云秀说：“刚下飞机，朋友接到我，就直奔东百老汇，我连赶了两个结婚场。一亮嗓子，唱上几首，满堂喝彩。我当时非常自豪，我来美国了！没想到也就是当天晚上，我连个睡觉的床位都没有，只能睡在唐人街的一个壁橱里。壁橱的空间多小，我的块头塞进去，动都动不了。”

为了赚钱，黄云秀到东百老汇一家花铺打工，被老板娘恣意呵斥。掌声、喝彩声变成了呵斥声，舒适的床变成了壁橱。黄云秀说：“回去是很没面子的事，只能忍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