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指什么

成语名称：四书五经 sì shū wǔ jī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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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语解释]  四书：亦称四子书，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诗》、《书》、《礼》、《易》、《春秋》。指儒家经典。

[成语出处]  汉·班固《白虎通·五经》：“五经何谓？谓《易》、《尚书》、《诗》、《礼》、《春秋》也。宋·朱熹着有《四书集注》。

[例句]   君子是只读～，做八股，非常规矩的。（鲁迅《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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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书”，是《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的合称。以下是出国留学网小编为大家精心整理的四书简介，欢迎大家阅读，供您参考。更多内容请关注出国留学网。

四书简介

　　四书又称四子书，是《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的合称。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取《礼记》中的《中庸》《大学》两篇文章单独成书，与纪录孔子言行的《论语》、纪录孟轲言行的《孟子》合为＂四书＂。 四书的作者包括孔子、子思、孟子、程子、朱熹等，其编撰时间间隔达一千八百年。宋元以后，《大学》《中庸》成为学校官定教科书和科举考试必读书，对古代汉族教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它蕴含了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是儒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其在汉族思想史上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至今读来，仍不失其深刻的教育意义和启迪价值，堪称是源远流长的汉族文化精华。但《四书》中也存在着先人思想的局限性。

　　《大学》简介

　　《大学》原本是《礼记》中一篇，在南宋前从未单独刊印。传为孔子弟子曾参（前505-前434）作。自唐代韩愈、李翱维护道统而推崇《大学》（与《中庸》），至北宋二程百般褒奖宣扬，甚至称＂《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再到南宋朱熹继承二程思想，便把《大学》从《礼记》中抽出来，与《论语》《孟子》《中庸》并列，到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时，便成了《四书》之一。按朱熹和宋代另一位著名学者程颐的看法，《大学》是孔子及其门徒留下来的遗书，是儒学的入门读物。所以，朱熹把它列为＂四书＂之首。

　　原文：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至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所谓诚其意者，勿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曾子曰：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胖，故君子必诚其意。诗云：瞻彼淇奥，绿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琴兮僴兮，赫兮咺兮。如切如磋者，道学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琴兮僴兮者询栗也；赫兮咺兮者，威仪也；有斐君子兮，终不可喧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不能忘也。诗云：于戏，前王不忘。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此以没世不忘也。康诰曰：克明德。太甲曰：顾是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俊德。皆自明也。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诰曰：作新民。诗曰：周虽旧邦，其命惟新。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

　　《中庸》简介

　　《中庸》原来也是《礼记》中一篇，在南宋前从未单独刊印。一般认为它出于孔子的孙子子思（前483-前402）之手，《史记·孔子世家》称＂子思作《中庸》＂。自唐代韩愈、李翱维护道统而推崇《中庸》（与《大学》），至北宋二程百般褒奖宣扬，甚至认为《中庸》是＂孔门传收授心法＂，再到南宋朱熹继承二程思想，便把《中庸》从《礼记》中抽出来，与《论语》《孟子》《大学...

　　朱子之注四书也，毕生心力于斯，临没前数日，犹有改笔。但其本行世早，而世之得其定本者鲜，此注本所以有异也。又有因传写而异者，亦未免焉。定本如大学“欲其必自慊”，后为“欲其一于善”而定也;论语“行道而有得于心”，后为“得于心而不失”而定也;此类是也。传写而异，如论语“卫大夫公孙拔”，误为公孙枝;孟子“自武丁至纣凡九世”，误为“七世”之类耳。传写之误，固注疏家之常事，若夫注是书而毕生心力于斯，没前有改笔，则朱子之注四书也，其用心良苦，其用力独瘁矣。

　　夫朱子之意，必欲精之又精，以造乎其极，亦何为也哉?立志于为圣贤，在自得躬行，而不在于注之有定本也;用以治国平天下，在体诸身，施于政，亦不在于注之有定本也;即以讲论四书经文，亦在于大本大源，而不在于一句一字之闲也。然则我子朱子之苦心瘁力于斯者，何为也哉?盖以四子之书为两闲至精之理，为孔门至精之文。为之注者，必至当而不可易，乃与斯文为无所负焉耳，此子朱子之意也。况有非朱子原文，为传写所误者耶?况不惟注也，经文历汉以来，授受既远，亦不免有传写之误者耶!

　　英自癸卯而后，困于棘闱者二十余年。此二三十年间，颇亦手不释卷，而于朱子注之异同处，不暇详也。未尝不研摩于朱子文集及朱门诸子集中语录，然于其自论注处，则置之。未尝不涉历于朱子仪礼经传通解、东发黄氏日抄，然于其中学庸注，则置之。何也?以为通经致用之学不系此也。十三经经义之未通而求通者，汲汲不暇，而奚暇于此也!

　　慨自丁卯，英与儿志忠偕入省，未数日，母病信至，与儿偕返，已抱恨终天。自是每闻人言乡试，则心痛，尽弃所业，而就业名山。忠儿感予心之摧伤，亦不乐习帖括。今岁，忠遍觅借古本四书及疏释四书之书，以求朱子章句集注最后改定本及传写未误者，别录一部，而私记考证附于后。有疑则折衷于予，然不能多得善本，予惧其折衷之犹未当，命付梓以广其就正有道之帙。斯役也，固幼学壮行者所不屑为之之事也。乡使英于屡踬场屋之年，即得所愿，则儿当亦相从于青云之路，求所谓通经致用之学而学焉，又奚暇为此学?乃今而英之所遇可谓穷矣，穷况及于家人，非听儿之不自量而为此迂远也。四方诸君子见其书而教正其中之缪讹，尚其哀英之遇，而谅忠之情也夫!

　　嘉庆辛未重阳日，吴邑吴英序

　　辛未夏，儿志忠学辑四书朱子注之定本，句考之而有所疑，折衷于予。此非易事也，得不尽心焉!定本句有不待辨者，有犹待辨者，有不可不辨者。

　　不待辨者维何?如大学诚意章“故必谨之于此，以审其几焉”，为定本;其初本则曰：“慊与不慊，其几甚微。”如此之类是也。犹待辨者维何?如大学圣经章“欲其必自慊”，此初本，非定本;其定本则曰：“欲其一于善。”论语为政章“行道而有得于心也”，此初本，非定本;其定本则曰：“得于心而不失也。”如此之类是也。不可不辨者维何?如中庸首章“盖人知己之有性，而不知其出于天;知事之有道，而不知其由于性;知圣人之有教，而不知其因我之所固有者裁之也。故子思于此首发明之，而董子所谓道之大原出于天，亦此意也。”此实非定本，其定本则曰：“盖人之所以为人，道之所以为道，圣人之所以为教，原其所自，无一不本于天而备于我。学者知之，则其于学知所用力，而自不能已矣。故子思于此首发明之，读者所宜深体而默识也。”如此之类是也。

　　所以一为不待辨，一为犹待辨，一为不可不辨，何哉?吾苏坊间所行之本，多从永乐大全本。相习既久，人情每安于所习，而先入者常为主。诚意章“故必谨之于此，以审其几焉”，凡所习坊本既与之相合矣，久而安之矣，此固宜不待辨矣。若夫圣经章“一于善”句、为政章“得于心”句，二者虽有善本可证，又有朱子及先儒之说，然皆与坊本不合，所以犹待辨也。“盖人之所以为人”一段，既与所习熟之坊本不合，为见闻所骇异，而善本及先儒疏释本又但从定本而无所辨说，而又为小儒之所訾，得毋益甚其骇异?所以不可不辨也。

　　今试辨之：所以知“人之所以”一段之为定论者，我朝所?刻宋淳佑版大字本原自如此，即此可知其为定本而无疑矣。朱子仪礼经传通解全载学庸注，其于此段，亦原自如此。朱子之子敬止跋云：“先公晚岁所亲定，为绝笔之书，未脱稿者八篇。”则殁后而书始出也。殁而始出，则学庸注岂非所改定者乎?于此又可知其为定本而无疑矣。是则此段之为定本，得斯二者，正可以决然从焉而不必有旁求矣;而况又下及纳兰氏翻刻西山真氏四书集编亦如是。集编惟学庸为真氏所手定。真氏亲受业于朱子，而得其精微者也，则其手定学庸集编，安有不从最后定本而遽取未定本以苟且从事者乎?于此又益可知其为定本而无疑也。格庵赵氏四书纂疏亦如是。赵氏，其父受业于朱子之门人，故以所得于家庭者?求朱门之源委而作纂疏，又岂有不从最后定本者?于此又益可知其为定本而无疑也。东发黄氏所着日钞，亦全载学庸注，而此段亦如是。黄氏亦渊源朱子而深有得者，日钞皆其著作，而乃载章句，岂苟然哉?此其为定本又益可无疑也。云峰胡氏四书通，此段亦如是。自南宋至前明，为朱子注作疏解者多矣，若四书通，可谓最善，而通于此段亦如是，但惜无辨说。然以他处有辨者推之，此其为定本又益可无疑也。旁求之，复有如此，何不可决之坚矣，而坊本则皆作“知己之有性”云云。考其缘由，则惟辑释之故：而穷究其源，则自四书附录始也。辑释者，元新安倪氏士毅所作也;附录者，宋建安祝氏洙所作也。今坊本四书注，皆仍明胡氏广永乐大全本。大全只剿袭辑释，学庸尤无增减，虽谓永乐大全即倪氏之书可耳，其于胡氏又何责焉?故论坊本所从之缘由，不谓大全而谓辑释也。倪氏之师，定宇陈氏栎也。陈氏着四书发明，惟主祝氏附录而已。倪氏惟师是从，亦惟主附录而已。故穷究坊本所从之源，则惟在祝氏之附录也。诸儒或多从祝氏者，只以其父讳穆，字和父，为朱子母党，尝受业于朱子。然迹和父所着方舆胜览一书，则其人近于风华淹雅，未必内专性学者。今祝氏四书附录虽未见其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