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成一个伟大大学的最重要的精神内涵永远是求新和创造。以下是出国留学网为您整理的“校庆典礼发言稿”，供您参考，希望对您有帮助。
校庆典礼发言稿
母校的各位老师、各位领导，各位尊敬的客人，各位校友和同学们：
在一所大学的校庆典礼上，约请校友代表致词当然是一项惯例。不过，当这项荣誉降临到我的头上的时候，自己还是感到不小的意外。我猜想这多多少少跟我是本校 78 级的学生有关。大家都知道， 78 级的学生是我校文革结束复办之后招收的第一届学生，不仅如此，在庆祝建校 50周年的时候，我们更可以发现一个巧合我们入学那年，正好是迄今为止我校 50 年历史的中间点，是一个分水岭式的年份。此前的 25 年历尽磨难，凄风苦雨；此后的 25 年劫后重生，柳暗花明。
这真正是风雨苍黄的 50 年啊！我们的母校可以说是生于忧患。通常人们愿意把一个大学的建立视为一桩教育事业发展的起点，但是，作为 1950 年代初期高等教育界大规模院系调整的一部分， 1953 年我校的创办实际上是对法律教育实施压缩政策所导致的一个结果。根据《中国教育年鉴》的记载， 1947 年政法系科的学生占在校学生总数的 24.37% ，而到了 1957 年，这个比例居然下降到了 1.87% 。此后更是一路下滑，直到文革期间的全面停办。更重要的是，若干所综合大学的法律、政治学系被强制合并为一所政法学院，这本身就是对法律教育多样化的一种压制。同时，单科型政法学院设置的背后隐含着某种特定的教育理念：在一个已经不需要思想家的时代，综合性大学所更易于培养出来的那种批判精神就完全是多余和有害的。
在那样一个不讲法治的时代，我们该庆幸母校有如此杰出的教师群体和一代又一代自强不息的莘莘学子。直到我们这一届学生入学之后，仍然听到不少老师跟我们谈起那个对于法律人而言真正是充满压抑和屈辱的年代里所发生的种种悲剧。我们甚至在东山大楼的外墙上看到枪炮射击留下的累累弹痕，望之令人不胜唏嘘。除了培养了学生之外，在前 25 年那艰苦岁月里，母校的老师和领导给这所大学作出的最大贡献便是人未散掉，校园保存下来了尽管半壁江山失手，但是比起中国政法大学的前身北京政法学院被五马分尸来说，毕竟还是不幸中的大幸，况且复办后老师们还曾经试图发动学生想方设法收复失地呢。人马未散，家园尚在，这种更好些的条件使得文革结束后我校能够捷足先登，率先复办，并成为全国重点院校。这是对于后来的发展至关重大的一个基础条件。在这里，我们应当向那些此付出艰巨努力的老师和领导们表达崇高的敬意！
在后来的 25 年里，我们的学校跟这个国家一样赶上了一个空前的发展机遇，已经多年不上讲台的老师们焕发出巨大的教学和研究热情。林向荣老师从辅导，到讲课，让我们感受外国法制史的魅力；廖俊常老师铁嘴钢牙，雄辩滔滔，在法庭上尽情地展现着法律知识的力量，也展现着重庆方言的幽默风趣；高绍先老师文采华茂，在课堂上引用某学生的打油诗来到歌乐山，大作壁上观，不过，至今我仍然怀疑，那诗是否就是高老师自己编的；张警老先生一派隐士风范，治学严谨，只是那浙江方言常令学生如坠五里雾中；杨杜芳老师为矫正年龄已近三十才开始学 ABC的同学的英语发音费尽移山心力，一位同学总是把 London 读成 lang dang ；上逻辑学的邢同洲老师上课时常举些我们习焉不察的表述里的文字错误，仿佛他的提包里仿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