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里，红尘中，每个人都有无数的际遇。那冥冥的际遇，就是“缘”。
缘来缘往，它牵系着人们的生活的轨迹，演绎着人生，演绎着每个人的悲欢离合，让人们体味着苦辣酸甜、喜怒哀乐，这无不是“缘”的结果。这些际遇，演绎着一个个开始了后来又结束了的故事，结成了一环环的生活轨迹，在轨迹的这些点上，有的，你很快就忘记了;有的，你会记忆到永远。
由相遇、相识并且相处，导致了不幸或悲剧，那是孽缘;
向佛、拜佛、信佛，乃至于削发为僧尼，甘于在青灯古佛前过着暮鼓晨钟的日子，那是佛缘;
在相处中由相知、相惜而结下了友谊，在生活中相互帮助、相互支持、相互鼓励，那是情缘;
在男女相互友好中而终至相爱，最后相互许以终身，厅堂牵上鸳绸，结成了夫妻，追求生生相伴，白头到老，同床共枕，生儿育女，那是姻缘;还有亲缘、血缘、人缘、族缘……这都是缘。
缘的起落，伴随着每个人的生生世世。
有一种缘，是文字、文章、诗词创作牵系而起的，我把它称之为文缘。这种文缘的双方不必要见面或相识，也没有其它关系，亦未必有生活往来，但是在文字中相互切磋，在文章中相互交流，在诗词中相互唱和，在创作中相互启迪，这种文缘亦是弥足珍贵的。就某一角度、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缘更难得、更有意义、更值得认真把握、更值得珍惜。
古往今来的文缘不少，有的很让人感动，有的很让人惋惜，有的最后又变成了孽缘，文缘的结局也不是完全一样的。
文学大师鲁迅，是现代中国文学的奠基人。而萧红，是黑龙江呼兰的一个乡间姑娘，后来外出求学。可她的处女作《呼兰河小传》被鲁迅先生看到后，先生一眼看出其不凡的创作底蕴、深刻的思想内涵。不仅为她写了序言，而且给予了热情的鼓励，真诚的帮助，使萧红不仅成为了一名优秀的女作家，而且写出了她另一部十分有分量的著作《生死场》。尽管萧红患病早夭，但她和大师的文缘可谓不浅。
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躯孙中山先生，青少年时期就投身到推翻满清的革命中。他曾到满清的南洋大臣张之洞那里去，欲做他的工作，劝说他转投革命，所以就投帖张之洞要求接见。可张之洞却斥之曰：“持三字帖，见一品官，秀才安敢称兄弟”，孙先生即回之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书生亦敢傲王侯”，这一来一往的三十字，亦可谓是孙先生与张之洞的一生文缘吧?当然，张之洞是不会看得起这个年轻人的，这也是他不知“后生可畏”这个道理。他怎会料到，就是这个人，成为了中华民族历史上一位最伟大的人物之一。
文坛巨匠郭沫若，是诗人、‘文学家、也是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他年轻时就才华横溢，立志报国。他写出了《站在地球边放炮》和《炉中煤》等许多饱含爱国激情的诗篇，使得当时国中文坛受到巨大的震动。郭沫若这个名字，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人们对这个气魄宏大、志趣高远的有为青年无不尊崇、敬仰。孙先生也曾寄信与他，予以赞扬。后来，孙中山组建黄埔军官学校，特征他为政治部副主任，与周恩来共掌政治部，这也是孙先生与郭沫若的一段文缘。
李白的《赠汪伦》是孩子们的发蒙诗之一。“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是李白对汪伦深情的描述。李白和汪伦之所以有如此深情，那是他们之间文缘的结果。汪伦是一个农民，他因为仰慕李白的诗才，盛情邀他来家中做客。两人数日相聚，饮悠游，结下深厚的情谊。直至李白与汪伦不得不分别，李白乘舟欲行，情在不舍;汪伦踏步而歌，逐船相送。李白以桃花潭，“水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