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父亲

忆江南(节录)

　　方令儒

　　记得廿六年春天，我忽然想作画，无意中把这意思说出来了，有一个人说：

　　“你才没有这耐性呢。”我听了很不高兴。第二天我就动笔画，发觉自己对于画大有兴趣，在一枝，一叶，一片崖石，一簇树林之间，极感消魂的迷醉。我画得一张比一张进步。自己得意极了。后来抗战事起，我回到故乡，住在一座小破楼上，夜晚仍抽空作画;记得曾仿倪云林的石树，并临写他的题字，裱成册页，配镜框献给父亲，父亲把画挂在书房里，听来客评谈，自己就拈须微笑。

　　自从故乡遭了敌人的蹂躏，这张画不知道可还存在人间?而我所最敬爱的老父，就在我们远行之后逝世了!再也不会在藤萝萧瑟的庭院里看见父亲雍穆而侮然的风度，再也不会在寒夜的书斋里看见父亲白发苍苍在灯前垂首。故乡的庭园里每一片石，每一条径，每一棵古树，每一个残缺浓荫的门，都和父亲的风仪连合着，我想到父亲，就联想到那些醇雅的情景，想到那些情景，就牵记到父亲。

　　现在都完了，我失去了一生所最心仪的一切。我不能想，我是被这样一位朴素盎然的老人遗弃在这浅陋的坑中。

　　家里来信说：敌兵进城，把城里的房子大半烧掉了，把我们家的凌寒亭也拆毁了。这座亭子共有三间傍着城墙，城墙像一座山，因为时间的古老，从砖墙缝里生出许多藤萝和灌木。亭子的左边是一片竹林，右边是一座尼庵，前面隔道女墙，就是一个小湖似的池塘，长年听到浣衣妇的砧杵声;夏天有很多孩子在里面游泳，记得有一次在这池塘里还淹死了一个十三四岁的男孩，我亲眼看见人把他从水里捞起来，他的母亲听到这消息，就像飞鹰落地一样，奔扑到这男孩的尸首上号哭，到现在事隔廿年，想起那情状，还是有些怆侧。亭子的周围都是古木参天，有大可合抱的槐树，有枝杆夭矫的五谷树，有双杆的梧桐，还有父亲亲手种的柏，石楠，柿和杉等树。这些树都是我几个兄弟的小名，父亲带着多少温良的深意把他们每一个名字都种植在土地上;看他把一瓢一瓢的清水灌溉到树根上，是存着多少的希望!要是风雨的时候，这些木叶响动着，浑和成一片河流似的声音，或是被风雨激荡，枝条锐鸣得像有人在旷野上号叫，这正是他担心着在远处的孩子们，忧心戚戚的时候吗?还有一片云石，是父亲从园后草丛里发现出来的，石上有不知道是那一年代，是谁，镌刻着“立云”二字，字体苍劲，父亲欢喜得像发现一件宝物，把石竖起来，砌一座花台供设着，周围种着很多的书带草，细长的叶子，因为多年的生长，像狮子一样蹲伏在石下。这地方四时都有各种奇怪的鸟雀，啄木鸟的剥啄声，夜晚猫头鹰的颤叫;

　　还有彩色的锦鸡，在竹林里穿飞。我小的时候，常常担心那华丽的长尾巴，会在竹林里碰断。小松鼠故意逗人似的捧着一个松果坐在窗台上玩耍。这地方是我们小时候的乐园，现在提起来，还有无限的亲切，和一些甜蜜的感觉。亭子里父亲收藏了一些书画碑帖。这是我们看作圣坛不敢渎犯的所在，这次也被敌人扫荡完了!家里人又告诉我：当敌兵退出这城以后，父亲从山中归来，看见这样残破，并不十分痛惜。只因满地残书断帖，父亲一一拾起来，偶然有一两部还可以凑成完整的时候，就大喜过望。我写到这里，心上涌起一阵泉水似的悲凉，想父亲一生爱书如命，平时再也不许我们随意翻动，这次竞如此糟蹋了!父亲所以不十分痛惜，是因为一般广大的丧亡，比起个人的损失又算得什么?可悲痛的有比这更大，更大的事，父亲是明白的。

　　今晚因为看见月光下的山川太美了，诱我这许多的沉思。如果回忆只给我枉然的磨折，以后该学中古的修道士，不...

　　体验父亲

　　阎纲

　　父亲死了，不满一周年。1994年元月20日，腊月初九，再一个多月，正月十四，就是他寿诞之日。父亲死了，终年八十八岁，虚岁90.“人活多少是个够!”祖父在世时这么说，父亲在世时也这么说。

　　在我们这个血脉上，只有父亲长寿。曾祖父活了四十多岁，曾祖母还要年轻。祖父活到七十出头，祖母不到六十，姑姑先于祖母而殁，二十挂零，她是祖母最为疼爱的人。他们没有看见重孙，有的连孙子也没有看见。可是父亲，去世前还抱过孙女的孙女。

　　1986年，父亲满八十岁，早已是我们阎姓空前的长寿冠军，而且饮食适度，生活有节，思维敏捷，气色好看，内脏没有查出一点毛病，家人之喜也。所以，正月十五，在他生日的第二天，我们给他做寿。一辈子不愿人提做寿的父亲，这回格外的痛快，一说即通。我们一大家子，不论老的小的，都爱清静，不事张扬，反对铺张。按父亲的意思，只通知子子孙孙、女子女婿和他们的地上跑的、怀里抱的哪怕鼻涕娃们，其他人一概保密。他说：“我出钱待客，算我的心。我用县政协年终给我的二百块钱在馆子包上几桌席，大家美美吃上一顿，高高兴兴一场，尽兴为止。”我们谁也不同意。老人“为儿孙作马牛”的年岁早已经过去，儿孙们还要成群结队地吃老人，这算啥麻!我提议新事新办，拿出不流俗套的可行性方案，如此这般地比划了一番。既朴素又绚丽，既新潮又念旧，简陋而不乏雅兴。大家说：“此计甚好!”

　　那天一早，前脚后脚，蜂拥而至，满园春色。不摆宴席，免去酒仪，但不能让嘴闲着。糖果、麻糖、甘蔗、花生、瓜子一大堆，这是为孩子们预备下的，充分供应，各取所需。把一群毛孩安顿住，事情就好办了，大人们图个安生，从容自如地说自己想说的话。

　　庄典开始。长孙之子长重孙担任司仪。第一项是鸣放鞭炮，噼哩啪啦响个不停，满院子的浓烟，火药的气味使人陶醉。“长子阎振维为阎公拜寿!”大哥上得前来，称“大，给你拜寿!”接着恭恭敬敬站直，九十度弯腰鞠躬，然后，跨前一步，伸手抓一个红纸包包，算是从老人那里领到的“封儿”。礼毕，退下。然后，是大媳妇拜寿，次子的我拜寿;一个一个叫名字，从长子到最小字辈的最小一个后代。每一个拜寿者的出现和他们的各自不同的动作，都博得一阵一阵的笑声，老寿星也是喜不自禁。一大家子人，整整笑了一个多时辰，前仰后合，人声鼎沸，原来怕小孩子们闹，结果孩子们一个个像看热闹似地瞪大双眼，一个劲儿地傻笑，根本用不着人管。他们顾不上啃甘蔗、剥花生，鼻涕口水直流，两只手冻得像两把红萝卜。头一个讲话的是大哥，他举例说明父亲是阎姓家庭唯一的长寿老者，历数父亲缔造这个家庭的艰辛，感谢父母亲的养育之恩。我的发言从《满床笏》郭暖拜寿这出戏谈起，说今天四世同堂，也算是“满床笏”了。我说父亲当年抱回家的一台手摇留声机，给全家带来现代艺术，一台“洋戏匣子”培养了一家四代人。要是唱秦腔，我们一家就是一台戏，不管唱的、拉的、打的、写戏本的，可以包揽一切。我还讲到昨天给母亲上坟的事，重读了在母亲坟上即兴宣读的祭文，以及向母亲禀告，的改革开放以来家里的十大喜事，说明逢其时也，人丁兴旺，家业兴旺。我强调地说，我们家的文明治家、勤俭持家的家风，就是由父亲和母亲共同创立的“我提议，老人八十五岁寿诞之日，大庆祝;老人九十大寿时，特大庆祝。这一振奋人心的提议在一阵热烈的掌声中通过。最后，父亲讲话，大谈富国之道和健身之道。他现身说法，论证富国之道在于改革开放，健身之道在于身心运动，心广才能体胖。他强调地说，...

　　无尽的悔恨

　　叶楠

　　森林中明净的湖，收进春日晴朗的天空和丝絮般的白云，也收进绿色的云一样的林带。一群小野鸭，悠悠地游着，像一团团滚动的小绒球。它们宛如一个小艇编队在游弋，水面划开闪光的斜长，纤细的水翼。远处传来啄木鸟间断的像敲木鱼般的鸣声，更显得这森林、湖泊的宁静和和谐。这是一幅雏鸭戏水图。

　　“砰!”一声惊悸的枪声，打破宁静、和谐，也撕裂了这幅美的图画。小鸭扇动肉翅，慌乱地扑向芦苇丛，隐藏起来。然而，屠杀者并不罢手。他们端着凶器，趟着水扑向鸭群藏身之地(我不明白他们残害这群雏鸭的用意)。一只老野鸭凌空像箭翎般飞来，奋不顾身地扑向芦苇丛……

　　这是有一年，我在大兴安岭，看到湖泊上发生的一场惨剧。就在那时候，我无法抑止如涌泉的泪抛落。泪眼中，我看到了我父亲离我们而去的最后面容……

　　父亲故去得很早，他的模样，我已经记不清楚了，只是依稀记得他最后离我们而去的面容。

　　那是极冷的1938年残冬。母亲带着我们五个孩子，住在沦于日军之手不久的故乡小城里。五个孩子中我是最大的，也就才八岁。

　　自家的房屋，经历战乱被毁，真正的成为家徒四壁一一残存的只是房屋的框架，已不堪居住，我们只好暂时寄居在亲戚家一个破败院落里的一间勉强可以遮风雨的空房里，这间房子并不大，周围也都是残垣断壁，也就没有近邻。

　　屋内由于没有任何陈设，在我的记忆里，是极宽阔的。屋里只有一张像船一样的大床。我感到确像只船，母亲就像是船长，带着我们，在这里度过风险迭起的极艰难的日月。

　　本来，我们并不甘心在日军占领的城市里，做亡国奴。当日军逼进县城的时候，我们像很多人一样，举家逃难，去了城西的山乡。小城沦陷以后，山乡连连遭到日军烧杀劫掠，各路打着抗日旗号的队伍揭竿而起，难民终日为躲避日军和自己的武装同胞，而奔窜于山林之间。难民面临的命运是，即便不死于枪弹，也要死于饥饿，各家在乡下都没有谋生的活路。出于无奈，大家也只好陆续回到了城垣之内，屈辱过活，而免于尸抛荒野。父亲是不愿意带着我们，在异国侵略军的统治下苟活的。当时想去东边没有沦陷的H城。可是携家带口，通过烽烟四起各路豪强割据的漫长的路途，是很危险的，几乎不可能。而且，去到那里，能否谋到生计，维持一家温饱，也没把握。父亲考虑再三，还是让母亲带我们回到沦陷了的县城暂住，等他去了H城，找到赖以糊口的工作，再设法派人来接我们前去。于是，我们就回城，从此就和父亲分离，也断绝了音信，不知死活。

　　回城刚刚一个多月的时间，一个阴霾的晚上，由于寒冷，我们早早一个一个爬上那船一样的大床。母亲还在灯下给我们缝补衣衫。一个人突然撞开房门，走进来，脸是用宽大的毛线围巾蒙着的，只露出两个眼睛。一全家都吓了一跳。

　　不过很快我们就从那件旧驼绒棉袍，认出这是父亲。当他扯下围巾，我们都笑了，都蹦出被窝，叫了起来。接着是在床沿，团团把父亲围住，所有人的脸上都挂着惊喜的泪珠。后来我读杜甫诗《羌村三首》中“柴门鸟雀噪，归客千里至。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的句子，觉得这就是当时情景的写照。由于城陷于日寇，父亲又是悄然归来，我家周围又无住户，也就没有“邻人满墙头，感叹亦唏嘘……”的情形。父亲蒙着脸进来，就说明他是秘密回来的。作为孩子，却没这样想，还以为父亲是来接我们的。但母亲是明白的，她急切地问;

　　“怎么回来了?”

　　“我是想看看你们...

　　心的嘱托

　　冯友兰先生——我的父亲。于1895年12月4日来到人世，又于1990年12月4日毁去了皮囊，只剩下一抔寒灰。在八天前，11月26日20时45分，他的灵魂已经离去。

　　近年来，随着父亲身体日渐衰弱，我日益明白永远分离的日子在迫近，也知道必须接受这不可避免的现实。虽然明白，却免不了紧张恐惧。在轮椅旁，在病榻侧，一阵阵呛咳使人恨不能以身代。在清晨，在黄昏，凄厉的电话铃声会使我从头到脚抖个不停。那是人生的必然阶段，但总是希望它不会来，千万不要来。

　　直到亲眼见着他的呼吸渐渐急促，急压下降，身体逐渐冷了下来;直到亲耳听见医生的宣布，还是觉得这简直不可能，简直不可思议。我用热毛巾拭过他安详韵紧闭了双目，的脸庞，真的听到了一声叹息，那是多年来回响在耳边的。我们把他抬上平车，枕头还温热。然而我们已经处于两个世界了。再无需我操心侍候，再得不到他的关心和荫庇。这几年他坐在轮椅上，不时会提醒我一些极细微的事，总是使我泪下。我的烦恼，他无需耳和目便能了解。现在再也无法交流。天下耳聪目明的人很多，却再也没有人懂得我的有些话。

　　这些年，住医院是家常便饭。这一年尤其频繁。每次去时，年轻的女医生总是说要有心理准备。每次出院，我都有骄傲之感。这一次，是((中国哲学史新编》完成后的第一次住院，孰料就没有回来。

　　7月16日，我到人民出版社交《新编》第七册稿。走上楼梯时，觉得很轻快，真是完成了一件大任务。父亲更是高兴，他终于写完了。直到最后一个字，都是他自己的，无需他人续补。同时他也感到长途跋涉后的疲倦。他的力气已经用尽，再无力抵抗三次肺炎的打击。他太累了，要休息了。

　　“存，吾顺事;殁，吾宁矣。”父亲很赞赏张载《西铭》中的这最后两句，曾不止一次讲解：活着，要在自己恰当的位置上发挥作用;死亡则是彻底的安息。对生和死，他都处之泰然。

　　父亲在清华任教时的老助手、八十八岁的李濂先生来信说：“11月24日夜梦恩师伏案作书，写至最后一页。灯火忽然熄灭，黑暗之中，似闻恩师与师母说话。”正是那天下午，父亲病情恶化。夜晚我在病榻边侍候，父亲还能断续说几个字：“是璞么?是璞么?”，“我在这儿。是璞在这儿。”我大声叫他，抚摩他，他似乎很安心。我们还以为这一次他又能闯过去。

　　从25日上午，除了断续的呻吟，父亲没有再说话。他无需再说什么，他的嘱托，已浸透在我六十二年的生命里;他的嘱托，已贯穿在众多爱他、敬他的弟子们的事业中;他的嘱托，在他的心血铸成的书页间，使全世界发出回响。

　　父亲是走了，走向安息，走向永恒。

　　12月1日兄长钟辽从美国回来。原来是来祝寿的，现在却变为奔丧。和母亲去世时一样，他又没有赶上;但也和母亲去世一样，有了他，办事才有主心骨。我们秉承父亲平常流露的意思，原打算只用亲人的热泪和几朵鲜花，送他西往。北大校方对我们是体贴尊重的。后来知道，这根本行不遁。

　　络绎不绝的亲友都想再见上一面，不停的电话讯问告别日期。四臁的老学生自戴黑纱，进门便长跪不起。南朝鲜学人宋兢燮先生数年前便联系来华，自的是拜见老人。现在只能赶上无言的诀别。总不能太不近人情，这毕竟是最后一面。于是我们决定不发讣告，自来告别。

　　柴可夫斯基哽咽着的音乐伴随告别人的行列回绕在遗体边，真情写在每一个人脸上。最后我们跪在父亲的脚前时，我几乎想就这样跪下去，大声哭出来，让眼泪把自己浸...

　　三松堂断忆

　　宗璞

　　转眼间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快一年了。

　　去年这时，也是玉簪花开得满院雪白，我还计划在向阳的草地上铺出一小块砖地，以便把轮椅推上去，让父亲在浓重的树荫中得一小片阳光。因为父亲身体渐弱，忙于延医取药，竟没有来得及建设。九月底，父亲进了医院，我在整天奔忙之余，还不时望一望那片草地，总不能想像老人再不能回来，回来享受我为他安排的一切。

　　哲学界人士和亲友们都认为父亲的一生总算圆满，学术成就和他从事的教育事业使他中年便享盛名，晚年又见到了时代的变化，生活上有女儿待奉，诸事不用操心，能在哲学的清纯世界中自得其乐。而且，他的重要著作《中国哲学史新编》，八十岁才开始写，许多人担心他写不完，他居然写完了。他是拚着性命支撑着，他一定要写完这部书。

　　在父亲的最后几年里，经常住医院，1989年下半年起更为频繁。一次是11月11日午夜，父亲突然发作心绞痛，外子蔡仲德和两个年轻人一起，好不容易将他抬上救护车。他躺在担架上，我坐在旁边，数着脉博。夜很静，车子一路尖叫着驶向医院。好在他的医疗待遇很好，每次住院都很顺利，一切安排妥当后，他的精神好了许多，我俯身为他掖好被角，正要离开时，他疲倦地用力说：

　　“小女，你太累了!”“小女”这乳名几十年不曾有人叫了。“我不累”，我说，勉强忍住了眼泪。说不累是假的，然而比起担心和不安，劳累又算得了什么呢。

　　过了几天，父亲又一次不负我们劳累和担心，平安回家了。我们笑说：“又是一次惊险镜头。”十二月初，他在家中度过九十四寿辰。也是他最后的寿辰。

　　这一天，民盟中央的几位负责人丁石孙等先生前来看望，老人很高兴，谈起一些文艺杂感，还说，若能汇集成书，可题名为“余生札记”。

　　这余生太短促了。中国文化书院为他筹办了庆祝九十五寿辰的“冯友兰哲学思想国际研讨会”，他没有来得及参加，但他知道了大家的关心。

　　1990年初，父亲因眼前有幻像，又住医院。他常常喜欢自己背诵诗词，每住医院，总要反复吟哦《古诗十九首》。有记不清的字，便要我们查对。“青青陵上柏，磊磊涧中石。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他在诗词的意境中似乎觉得十分安宁。一次医生来检查后，他忽然对我说：“庄子说过，生为附赘悬疣，死为决疣溃痈。孔子说过，朝闻道，夕死可矣。张横渠又说，生吾顺事，没吾宁也。我现在是事情没有做完，所以还要治病。等书写完了，再生病就不必治了。”我只能说：“那不行，哪有生病不治的呢!”父亲微笑不语。我走出病房，便落下泪来。坐在车上，更是泪如泉涌。一种没有人能分担的孤单沉重地压迫着我。我知道，分别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希望他快点写完《新编》，可又怕他写完。在住医院的间隙中，他终于完成了这部书。亲友们都提醒他还有本((余生札记》呢。其实老人那时不只有文艺杂感，又还有新的思想，他的生命是和思想和哲学连在一起的。只是来不及了。他没有力气再支撑了。

　　人们常问父亲有什么遗言。他在最后几天有时念及远在异国的儿子钟辽和唯一的孙儿冯岱。他用力气说出的最后的关于哲学的话是：“中国哲学将来要大放光彩!”他是这样爱中国，这样爱哲学。当时有李泽厚和陈来在侧，我觉得这句话应该用大字写出来。

　　然后，终于到了11月26日那凄冷的夜晚，父亲那永远的思索的头脑进入了永恒的休息。

　　...

　　父亲

　　新凤霞

　　我家住在天津南市升平后杨家柴厂，是个典型的贫民家庭。父亲做小买卖，卖糖果、糖葫芦等，母亲是童养媳。父亲比我母亲大十五岁。母亲生了七个孩子，全靠父亲一人养活，我从小就尝够了过苦日子的滋味。

　　我父亲兄弟三个，还有一个守寡的大姑母，父亲排行第三。我的大伯父和二伯父都比我们家好过些。大伯父是中医，还兼算命，管人家的红白事，过年过节还给人家写对联，虽然挣钱不多，可是没有孩子负担，只有一个后老伴，也不吃闲饭，给人家缝缝洗洗，伺候月子人等，因此他家日子好过。二伯父精明能干，是京剧拉大弦的琴师，也会拉二胡、弹三弦等。二伯母去世，留下一个儿子。后来二伯父娶了同庆后班子的有名妓女，她自己开班子还买卖女孩子。

　　二伯父自从娶了这位能干的二娘，生活更好了，搬出我们的院子，一家单住。

　　二伯父出来进去穿绸裹缎的，比我们家强多了。二伯父家买来的大女儿叫杨金香，唱京剧刀马花旦，是个好演员。

　　我常常跟着金香大姐去戏院子，也学着唱戏，也跟他们一道练功，有时也能演上个小孩子什么的角色。

　　我父亲是个耿直人，不喜欢二伯父一家人，我去唱戏都是偷偷地去。因为我从小常去二伯父家里，受了大姐影响，也想长大了唱戏，当个好演员。父亲非常忠厚善良，他从小学徒，学糖食手艺，能做各种糖食，如麻糖、糖粘子、糕点、糖葫芦、炒红果、山楂糕、海棠蜜饯等等。因为家里负担重，父亲便离开了资本家，自己做糖葫芦卖。

　　母亲常常流泪，因为父亲身体不好，有肺病，又比母亲大十五岁。母亲常常为了生活太贫苦而难过，跟父亲吵嘴。我很小就懂事了，看见父亲挣钱这么困难，双看见母亲因为父亲挣钱少常和他吵嘴，我就对母亲说：“你别难过，我长大了挣钱养你。”

　　我从小就没有看见父亲坐下来休息过，永远是忙忙碌碌地紧张劳动，他常常咳嗽，再加上儿女多，生活贫苦，他吐血了。父亲吐了血还照样为这个穷家忙，天天出去做小买卖。

　　有一次，我父亲一大早就上市卖货。那天下了一整天大雪，父亲晚上回来在大门口不住地咳嗽。我听出是父亲的声音，赶快到门口去接父亲，看见父亲吐了一口血在雪地上，却趴;下身去用手抓起，连血带雪又送回嘴里吃下去了。

　　他对我摆着手说：“没有事。”他认为这样就补上吐出的血了。他有病不吃药，硬顶着，说：“吃药太苦了。”可是后来我才知道父亲不吃药不是怕苦，而是吃不起。一次，母亲得了月子病，我给母亲煎药，父亲在一边说：“这药是补身子的好药，好好地煎。”煎好药，母亲吃了一半就吃不下去了。父亲看见了，心疼地对我说：“可别倒掉哇!太可惜了!这可是好药呢。”他端起碗来自己喝下去了。

　　他说：“这可不能浪费掉了。”我看见心里难过，父亲有病合不得花钱买药，他不是怕药苦，要不，怎么把母亲剩下的半碗药吃下去了呢?但这不是治他的病的药，这是治妇科病的药哇!父亲老实忠厚没有文化，太无知了。他吃了这半碗药后，对他的吐血病当然没有好处。结果一天几次大便，小便也多，身子更虚弱了。父亲还嘱咐我，不要跟别人说，怕人家笑话他。我非常心疼父亲这个愚昧无知善良的穷苦人!我决心长大了一定要长本事，挣钱养活父亲母亲!

　　可怜的父亲真是刻苦俭省，我至今记得有一年冬天下大雪，母亲叫我帮她给父亲做一件半身长的对襟大棉袄。虽是旧里子旧面子，但给絮了一层新棉花，这件棉袄父亲去做买卖才肯穿，平时合不得穿上。一天下大雪才停，父亲就要...

　　待月山房幼读琐忆

　　忆明珠年过六十，案头洋装书渐渐少，线装书日见增高。这不等于说我在埋头读古书。只是觉得，人，既然老了，索性就“老当益老”吧，而表现老的最佳方式，我以为莫如案头堆古书。人向古书堆边一坐，古色古香中，会益显其“老气横秋”的。所以，古书对于我，依然聊作点缀而已。倒是在少年时，曾读过一阵子一一只是一阵子，三五年，且主要在寒暑假期里。而所读的，浅薄得很。

　　不过《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等几种最普通的选本。过去的老私塾先生们，便是靠着它们“教几个小小蒙童”混饭吃的。但，很难否认这三、两本启蒙读物对我的影响。现在我极少写诗，偶写几首，总觉字里行间好像散发着一股陈年的中草药味儿。这味道哪里来的?追根溯源，能跟我少时沉浸其中的那些古典作品，诗、词、歌、赋无关吗?这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利多抑或害多，我至今还未深思过，大概也难以弄得清的。

　　幼时的我，正式接触古典文学，并非在学堂里，是在我家的南书房。

　　～架胭脂色的吐縻花，复压在门楼一侧的花墙上。门楼瓦缝间生着一簇簇百合状的瓦松;院门陈旧剥落，已不堪重新油漆，大概尚能凑付着用，便继续凑付着用了。要就特意保留它以给这小院境添点淳朴的古风，那时通点文墨的人，审美往往如此任性。否则，我寻不出别的理由，父亲为什么一直不将这两扇破门板换掉，过年时还给它贴上一副新对联：“水能性澹为吾友，竹解心虚是我师。”院内满栽着花木，鹅卵石铺筑成“丁”字形的甬路，路侧条石上，陈列着爸爸尽心经营的盆栽。金枣、金桔、栀子、丹桂、梅等等，这在北方偏僻乡间都极为罕见。院内南北两进瓦房，南边那进是仓库，长年扃锁;北边那进一拉溜五间，有厅、有卧室。厅上悬着块匾额，蓝底金字，书着：“待月山房”，这里就是我家称作南书房的。我喜欢它的这个名字。小时候，母亲常跟我们兄弟姐妹讲些传奇故事，如《白蛇传》、《会真记》，母亲还背得张生写给莺莺的那首诗：“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隔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那时我并不理会其中的奥妙，却也觉得这首小诗很美丽。然而待月山房，花影满墙，但有幽静，并无浪漫。这里是父亲的书斋，他在这里休憩、读闲书、接待客人，偶尔自己动手装裱点字画、碑帖，父亲喜欢干点这种细巧活儿，干得很出色。他还爱养花养鸟，这里又是他的“花鸟世界”。同时，对儿时的我们兄弟姐妹，待月山房又是个小小的乐园。在这里，我们采花、摘果，寻觅躲在玉簪花深处的蟋蟀，放养邻家孩子送给我们的蝈蝈。逢上好运气，兴许会看见飞落在花枝上的俊鸟，跟檐下笼中父亲喂养的画眉、百灵和红胸脯的“胭脂瓣儿”(鸟名)，互相掮翅问好，用它们鸟国语言，的里呱啦地说个小休。

　　十一岁那年，我和哥哥到外地一处完小就读，暑假回到家里，父亲事先已将待月山房收拾得窗明几净。吩咐说：“你们读高小了，在前清时代，差不多顶个t秀才吧。假期里要读点古文，有古文打底子，白话文才能做得好。”

　　从此，父亲每天向我们讲授一个时辰的古文。待月山房又多了我和哥哥的两个座位，我们各占一处朝南的窗口，各坐一把斜靠簸口式圆木把手交椅，“矮窗白纸出书声”，毫不含糊地当起父亲的小学生来。

　　父亲讲授古文一般不提问，不发挥，大略讲解词义后，便叫人们朗读，直至背熟。这方法并不科学。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有意思的是父亲对于文章的选择。他用的教本是《古文观止》，可能还有《古文释义》。论，基本不选;记事文选得也少;父亲喜欢晋、宋两代人的文章，晋文如王羲之的《兰亭序》、陶渊明...

　　几件小事

　　一一说说父亲叶圣陶对我的学前教育我今年六十二了，可是拿不好筷子。人家拿筷，拇指上一只，食指上一只，吃起来，两只筷平行地向碗里伸去，或扒或拣，灵活方便;我却是拇指、食指和中指合捏一双筷，想要吃什么，交叉着两只筷子往菜碗里伸。妻子取笑我说：

　　“人家吃菜是拣的，你吃菜是叉的。”还跟小孙女讲：“不要学你爷爷，你爷爷拿筷多难看。”我就接着说：“是呀，我爸爸妈妈从来没管我怎么拿筷子，我自小就没学会。”

　　还有一件我无论如何干不好的事，就是写毛笔字。参加什么会议，看到会场门口摆着墨盘、毛笔、签到簿，我心里就嘀咕：“又得出一回洋相了。”好容易毕恭毕正把名字写上，自己再不敢多看一眼，只好出门不认货，掉头就走。

　　这当然要怪我自己从小没有下功夫练过，然而父亲却也从来没问过我毛笔字写得怎么样这件事。直到后来我学着写散文了，父亲也只管我稿子写得是不是清楚，不管我的字是不是好看。

　　父亲也有管着我的事，譬如让我递给他一支笔，我随手递过去，不想把笔头交在了父亲手里;父亲就跟我说：“递一样东西给人家，要想着人家接到了手方便不方便，一支笔，是不是脱下笔帽就能写;你把笔头递过去，人家还要把它倒转来，倘若没有笔帽，还要弄人家一手墨水。刀子剪刀这一些更是这样，决不可以拿刀口刀尖对着人家;把人家的手戳破了呢?!”直到如今，我递任何东西给别人，总是把捏手的一边交给对方，报纸书本也让人家接到手就能看。

　　冬天，我走出屋子没把门带上，父亲在背后喊：“怕把尾巴夹着了吗?”次数一多，不必再用这么长的句了，父亲只喊：“尾巴，尾巴!”就这样渐渐养成了我冷天进出屋子随手关门的习惯。另外，父亲还告诫我开关房门要想到屋里还有别人，不可以“碰”的一声把门推开，“碰”的一声把门带上，要轻轻地开，轻轻地关;我也从此遵循到现在。一后来我想：父亲不管我的，都是只关系我个人的事，在这方面，父亲很讲民主，给我极大的自主权，有时候在喜爱的事情上帮我一把，譬如为我儿时集邮册页的楠木夹板雕刻篆字题签，给我们手足三个修改文章等等;而父亲管我的，都是涉及我和他人之间的关系的事，在这方面，父亲反反复复地要我懂得，我是生活在人们中间的，在我以外，更有他人，要时时处处为他人着想。抗战期间，父亲在《开明少年》上发表过两篇谈教育的卷头语。

点击图片可阅读《谈父亲》图书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