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说，提高上缴比例，不需要再争论。关键是，提高多少、何时提高、如何提高、上缴的红利如何使用。
我认为，首先，应当在统一提高的基础上拉大上缴比例差距。由于央企之间存在很大差异，有的属于一般性竞争行业，有的属于垄断性行业，有的属于军工行业，等等，不同的企业，利润空间完全不同。现行政策规定的央企上缴红利的比例总体偏低、差别太小。特别是垄断行业，15%的上缴比例明显偏低。更何况，这些上缴的红利绝大多数又都回到了企业手中，如前两年对油企、民航公司的“政策性扶持”。而对一般性竞争行业而言，10%的上缴比例应当不算太低了。
所以，在研究和制定新的政策时，一定要不同行业区别对待。如垄断行业的上缴比例应不低于30%，对集生产、经营、执法于一体的烟草等高垄断行业，则可以将上缴比例提至40%以上。而对一般性竞争行业，则可以将提高幅度定为5%左右。
第二，应将提高央企红利上缴比例与企业改革同步推进。有关方面担心，如果过度提高央企红利上缴比例，按照目前央企人员结构以及承担的社会事务来看，会对企业发展、竞争力提升等产生不利影响。这种担心不无道理，但这恰恰说明央企需要加大改革力度，尽早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主体。如果能够将提高央企红利上缴比例与企业改革结合起来，让央企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进行改革，将有效减轻企业的负担，提升其市场竞争力，也能缓解央企红利上缴矛盾。
第三，应当科学使用上缴的红利。主流民意认为这些红利应用于补充社会保障基金，这符合“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但就实际情况而言，在一段时期内，央企的发展，特别是在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自主创新能力等方面，仍然需要得到政府的支持。因此，央企上缴的红利，除补充社会保障基金等之外，还应当拿出一部分来鼓励企业自主创新、提高竞争力。其前提是，在资金分配时必须切实按项目的科技含量、市场竞争力和控制力来确定，而不是洒花露水，更不是给予企业亏损补助等。
总之，对央企的红利问题，应当客观分析、正确对待，既不要竭泽而渔，也不能过度保护，而要结合央企发展实际，有计划、有步骤地加以推进，让央企红利问题“脱敏”，不再成为众矢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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