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留学 香港科技大学校长专访
第一财经日报：很多人都会问，为什么中国没有出现比尔·盖茨或乔布斯这样的人？你曾说过希望科大能培养出这样的人物，为什么会是科大？
陈繁昌：作为泱泱大国，当然不是说中国没有人才、没有创意，我觉得这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一是文化、历史、思想等各方面的传统。试想有一个香港家庭的孩子在哈佛读书，他打电话回来说我要跑出去不念了，因为我跟我的朋友有一个很好的概念，我要去开公司，我想香港的父母是不会接受的，内地和亚洲其他国家我觉得也可能是这样。二是大学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我看跟西方还有距离，现在很多大学以就业为宗旨，我觉得是不对的。在我读中学的时候，大学都是精英，只有很少1%~2%的人可以进大学，现在是20%左右都可以进去。在学生看来，我念过大学了，为什么我没有好的工作？我对美国大学比较熟悉，大学最重要的是打下好的基础，另外就是发掘你的兴趣和自我，交一些志趣相投、有才能、可能会成为一辈子的朋友。第三是社会观念，认为大学提供就业训练，不只是学生或家长的想法，很多雇主也是这样的观念，这让学生没有空间发展自己的兴趣。
科大希望能培养出比尔·盖茨或乔布斯这样的人，这并不容易。我们现在趁香港大学学制从三年制改为四年制的机会，推行了一些做法。比如说，我们招生的时候是以学院招生，而不是按学科招生。看起来是很简单的分配方法的改变，其实会形成很大分别。学生进来的时候，可以读工学，进来后可以按照兴趣选择主修科目，甚至改理学、商学、社会科学都可以。同时我们在课程以外给学生很多空间做研究，我们实行本科生研究，这个概念不单是学生跟着教授写论文发表，将来有助于他的就业，更重要的是，让学生学习在课本以外寻找知识，这便是教育的过程。
日报：您刚刚也提到就业的问题，这次博鳌亚洲论坛您和多位国际大学校长就会就“就业与教育的主题”进行讨论，您认为在就业问题上大学应该有哪些有所为、有所不为？
陈繁昌：我觉得首先要弄清楚大学的责任应该是什么。当然就业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但不是最重要的。一个年轻人进入大学时是一个少年，出来时是一个对社会有承担的成年人，大学是他成长过程中很重要的一部分。除了专业知识的充实、就业技能这两项最基本的问题外，大学最重要的是给他一个空间，让他可以找到自己最深层次的兴趣，将来他便会对自己有信心，将来什么都可以应付。
当然专业知识很重要，比如说读数学的同学，将来可以做数学家，也可能做其他新的行业。由于经过了数学的逻辑思考训练，对任何新事物都会有信心。40年前我读的电脑系便是全新的，现在很多人说纳米，可是二十年前纳米是什么都没人知道。所以将来有一些新的东西来的时候，我希望我们科大的毕业生，在他所学的领域中成为领导者。这首先得有一个基本的专业知识，还要有视野和信心。现在是四年制我们有了多一些空间去培养通才和专才的结合，我们规定毕业前四分之一的学分是来自通识的核心课程。在就业方面我们有专门项目跟进，但每一个学生都找到工作并不是大学的责任，学生自己对就业的期望也要调适得当。
日报：大家都认为香港科技大学是一个奇迹。您如何描述这个奇迹的核心内容，是国际排名吗？亚洲其他大学尤其是内地大学是否可以成功借鉴科大的模式？
陈繁昌：排名不是最重要的。客观来说，我也觉得科大是个奇迹。大学也是文化的一部分，国际方面所有好的大学都是有很久远历史的。我们能在二十年内做到亚洲第一真的很困难。为什么我们可以做到?没有秘密，我觉得是天时、地利、人和，是人才、资源、定位、管理几方面加起来的成果，当然还有一点运气吧。天时是因为中国的发展，香港要经济转型，因此我们决定定位成为香港第一所研究型的大学。定位有两个方向，一是我们是研究型的大学；二是国际化，我们一开始请的教授都是向全世界招聘，到现在为止我们的教授拿的博士学位，只有不到10%是在香港和内地院校获得的。管理方面，我们主要是采用北美的系统，北美系统有一个优点就是公开公平的择优为本(merit based)，一开始就在全世界找最好的教授、校长、副校长。正如我们创校校长吴家玮所说，一流的人才引一流的人才，二流的人才就要找三流的人才。
人才、资源，天时地利人和，少了一部分都不可能做到，现在全世界很多新的大学，只有一些做成功了。资源和人才内地都有，但还需要制度方面的改进和进一步的国际化。制度方面，我们的大学比较年轻，我们有一个优点就是没有那么多历史的包袱。可以想象不单是一个国家，一个大学如果已经形成了一种文化也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改变的，本来不是做研究型的大学，要明天就开始做研究型的大学，那是不可能的。另外要以择优为本来管理学校也不容易，在科大一位有博士学位的教授做了六七年，我们要决定留任，需要有严格的制度,包括系、院、院长、副校长、校长、还有校外学术界的评审。大学校长，不是内部指派，而是全球公开招聘, 有时甚至聘请猎头公司，这些管理经验是需要慢慢积累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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