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系统多年来已经越来越规范，比如招聘和晋升必须要考试，以往只要有个领导推荐就好办，现在各项考核也越来越细化，合格达标与否跟工资和年终奖挂钩，日子并不好混。
●在一些人眼中，公务员就是上午悠哉游哉看报喝茶。这种情况内地确实存在，但在珠三角城市并不多见，在人少案多的法院根本不可能。否则的话，我或许也不会选择离开了。
●比起其他欠发达地区，珠海警察的工资算是很高的，没了经济方面的压力，也就不会走旁门左道，甚至做一些知法犯法的事，也算是间接地保护了自己。
四川泸州一名28岁副镇长不堪工作压力太大、价值观有差异辞职;福建龙岩一名25岁副镇长在办公室上吊身亡，留下遗书称工作压力大、被社会抛弃……今年以来，围绕“基层公务员”发生的热点事件引发全社会对这一群体生存和工作状态的关注。
公务员更像是一出“围城”，城外的人千方百计、削尖脑袋往里钻，作为当今大学毕业生择业的首选，公务员考试俨然成为“中国第一考”，每年吸引数百万学子报名，难度甚于高考;而不少城里的人却又因遭遇现实与理想的落差，有这样或那样的不如意，有的甚至心生去意、中途辞职。特区珠海的基层公务员群体又是怎样的生存状况?他们当初抱着怎样的目的进入这一行业?对现状是否满意?南都记者连日来采访了珠海4名不同年龄、不同行业的公务员或者曾经的公务员，听听他们是如何讲述的。
“渴望进步，理想与现实有落差”
人物一：陈志 (化名)，30岁，珠海某镇基层公务员
理想职业：律师、经商、高级白领乃至作家
大学毕业那年，陈志关于自己未来的职业有过许多设想，比如律师、经商、高级白领乃至作家，惟独没有想过会成为一名公务员。“我当时的偶像是柳传志、马化腾这些叱咤商场的成功创业者，在我老家直到现在，公务员的待遇都很低，一个月才一千多，当时根本羡慕不起来”。
一心创业瞧不上公务员
2006年，从没想过成为一名公务员的陈志，从内地一所211重点大学毕业，与一帮同学南下广东，加入到浩浩荡荡的大学生就业潮。他说，自己最初的设想是在广州找份白领工作，先立稳脚跟，然后慢慢寻找创业项目，但他的重点大学中文专业文凭在遍地都是求职大学生的广州并不吃香。
“在广州蹉跎了三个多月，身边的同学都陆续找到了工作，我仍一无所获”，陈志说，好的工作看不上他，差一点的工作自己又看不上，其中一次求职经历令他记忆犹新，一家酒店招总经理助理，看了他的文凭后说：“这份工作待遇一般，你学历高，学校也不错，还是别来我们这里了，我们招大专生就足够了。”
此时，陈志已经花光了父母给的生活费，也无颜再向家人伸手要钱，无奈之下只好在珠海一家小公司找了份此前曾经被他看不起的工作——— 文案，刚入职一个月收入才1500元。
陈志说，在那间只有二十多个人的小公司，自己的文凭和学历让他颇具优势，由于文案写得好，每每有新意，几个月后，老板就很器重他，出差带着他，工资也很快涨到了2500元/月。但他当时也累得像条狗，每天8点多到公司，加班到晚上八九点是常态，时间一长，就感到熬不住了，想跳槽，老板极力挽留，并许诺日后提拔、加薪。
就这样，陈志在这间小公司坚持下来，工作近两年，期间也有机会跳槽到更大、平台更好的大企业但都放弃了，老板也将他提拔为一个部门的头头，工资涨到了3000多。
转变发生在2008年。陈志与女友开始讨论婚嫁，而当时正值房价飙升。有一次，他和女友一起跑到坦洲看房，比起珠海的房价，那里已经是价格低谷，但每平米仍要3000多，“这意味着我一个月不吃不喝，才刚够买一平米的房子，当时刚毕业不久，身上只有一万多，离首付还差得远。”陈志说。即便等自己凑到首付，按照当时房价一个月一个价的上涨速度，自己还是买不起，在这间小公司，自己的前途一眼就能看到底，他下定决心要换工作。
合同制“曲线救国”进体制
迫于生存的压力，陈志心中的天平开始倾向待遇好、福利高、工作稳定的公务员。他买来复习资料，参加了当年的公务员考试，但没成功。他随后选择了另一条路径，应聘至珠海某镇的一个单位当起了一名合同制员工，负责写文件、领导讲话和填报表，一个月的收入最初才2000元，比他原来还少了一千多，但两者的平台和发展潜力却不可同日而语。
陈志说，这段经历，让他看到了公务员和合同工的差异，后者做同样的工作，甚至更累，但待遇却远不及前者。即便公务员差别也很大，由于任务分配不均，有些公务员任务多得忙不过来，恨不得多长几只手，有些则清闲得一天干不了几单活，“后者往往没有进取心，说白了就是混日子的，这种人确实有”。
作为新人，陈志说自己是最累的一个，即便是那些进来好几年的合同制员工也把活推给他，但他乐于接受，“一是希望跟同事们搞好关系，二是觉得多工作，才有更多的表现机会，像我们这些搞文字资料的，你写得多，写得好，领导才能看到你的成绩，如果一味偷懒，只会错失机会”。
在单位干了两年，陈志经常加班到晚上九十点钟，有时因为领导突然布置任务，要工作到凌晨，妻子替他不值。低收入和高强度工作的落差，有时也会让他感到心理不平衡，“当时真不知道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才会结束”。
但陈志最终坚持了下来，事实证明其最初选择从合同制员工干起的“曲线救国”路线是正确的。2011年，该镇有编制空缺，向社会公开招考公务员。陈志和同单位的几个合同制员工都报名参加。这一次，只有工作最为勤勉的他顺利地通过了笔试、面试，获得了公务员的身份。
待遇涨了近四倍 未升职心存落差
有了编制，陈志还是干原来的活，待遇却翻了近四倍。生活有了很大改观，陈志的梦想又变得生动而丰富起来。“以前只想着转正，转正后当然希望有所作为，能够进步，有机会施展抱负和理想，造福一方”。
但三年过去，晋升的机会并未降临到他头上。“公务员人数太多，能够升职的人只是很少的一部分”，陈志坦承，因为不愿虚度日子，一直没有晋升让他颇为苦恼，工作的激情随着时间的消磨也不复从前热烈，他曾经看不惯机关里的老油条，但现在也开始变得精于世故了。一个例子是，在政府工作之初，他仍有一颗赤子之心，听到一些上访户讲述自己的遭遇，一度也会动情、甚至生气，但后来就淡然视之了，“在其位谋其政，不是我的工作，我想管也管不了”。
以前，陈志是拼命三郎，现在有些工作他能推的也学会推。“除了领导布置的任务或那些确实是我的本职工作，否则我也不会干，加班也少了许多。”陈志说，除了进步受阻，公务员“干多干少”基本一样的体制，也让他觉得自己干得再多也没用，“工资不会提高，职位又升不上去，干那么多反而有人觉得你傻”。
但陈志一再强调，自己和网友不齿的那种喜欢“踢皮球”、不作为甚至刁难老百姓的公务员还是有本质区别，“我的工作我从来不会找各种原因推脱，一定按时按质完成，只要按规定可以操作的我就办理，从来没有故意刁难、推诿过办事群众”。
陈志不时自嘲，因为媒体和网络监督越来越厉害，公务员的标签反而让他在外面必须加倍注意，现在反而不如以前自由了，“以前能高谈阔论、畅所欲言，现在说什么做什么还要三思，考虑一下政治影响”。
关于未来，陈志说自己只想按部就班地工作下去，有机会进步最好，没有就踏踏实实做好本职工作，养活家人老小。
“工资在涨，满足现在的生活”
人物二：姚晴(化名)，30多岁，珠海某镇公务员
理想职业：当一名记者
“我小时候就想像你们一样，当记者啊!”在斗门某镇历练多年的姚晴性格外向、说话干脆。她笑言，自己当年在珠海高考就报的暨大新闻系，结果不知怎么一调剂就给调剂到了历史系，当时还有一点失落，不过当了十多年公务员，她感觉现在的状况也很不错。
当时的收入没任何优越感
姚晴2003年毕业，报考了斗门某局的科员职位，当时的斗门还较为落后，报考这里的人不多，特别是当时的公务员还没如今这么热门，只算“三类单位”，排在前两位的是外企和央企，进入大企业才是大多数大学生的心头好，报考公务员，属于“三类人才”，没什么远大理想，只求一个铁饭碗的人才会做的事。
之所以报斗门，在于姚晴本身就是斗门人，家里人都希望她回家乡，而她本人也不想在外面打拼和漂泊。报考的人有20多个，录取2个，姚晴顺利晋级。
“我刚毕业那几年，每个月拿到手的只有1500(元)。”姚晴说，她的很多大学同学有的在企业，有的在报社，每个月少说3000元，是她的两倍以上。所以，仅从收入上来看，她没有任何优越感，甚至有些少少自卑。后来工资福利等有所增加，但公务员的工资是看工作年限和行政级别的，由于她工作时间短，工资也只能算是中等，每个月扣除住房公积金、社保和税之后，到手的只有5000多元，这还是在去年斗门区提高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工资，向市区看齐后才有的，去年10月以前，她每个月只有4000出头。
琐事太多有时也会迷惘
若干年后，斗门区有一次公开选拔各机关和各镇中层领导干部，姚晴报名参加，结果考入一个镇当上了中层领导，分管了一摊工作。
比起呆在机关，姚晴说自己更喜欢在基层工作，“因为机关的会议多，具体事务相对较少，而基层具体事务特别多，直接与基层群众打交道，可以解决各种具体问题，对个人也是一种锻炼”。不过，很多时候由于各种事太过琐碎，一天到晚忙下来，她也有迷惘的时候，“一天都不知道自己在忙些什么”。
“压力大，基层工作还是很复杂，有时还要处理应急事件，我们还算好，一二把手压力还更大。”姚晴说，公务员并不像外界所看起来的那样很好当，好像混日子就能过，事实上公务员系统多年来已经越来越规范，比如招聘和晋升必须要考试，以往只要有个领导推荐就好办，而且各项考核也越来越细化，合格达标与否跟工资和年终奖挂钩，几乎像是企业绩效工资一样，因此，日子并不好混。
很满足现在的生活
不过比起内地或者粤东、粤西、粤北等地的公务员，姚晴认为，珠三角的公务员算是好太多了，首先是工资收入可以保证家庭使用，不会被钱所累，其次，人员素质较高、法制更为健全，只要有能力和认真负责一些，就不会遇到太多离奇或扯皮的事。对于内地出现公务员辞职甚至自杀的事，姚晴感到很难理解，她认为珠三角应该会很少出现类似的事件，即便有也可能更多地与个人心理素质有关。
对于公务员的身份，姚晴有很强的自我认同感，从进入体制内的那一天起到现在十年，她没有后悔过，也没有想脱离体制换个工作环境。
“当公务员也能保有真性情，性格是很难改变的，但有时要刻意压制自己。”姚晴说，总体而言，公务员系统还是有一定的等级制度的，领导要有领导的样子，下属要有下属的本色，像一些外企里领导与员工打成一片的情况在公务员系统里是不可能出现的，领导适当保持权威和一定的神秘感是有必要的，毕竟一个单位要有一个说一不二的当家人，在很多棘手问题出现时能够做决策，并能担当责任。此外，由于最近十多年来公务员逢进必考，因此进入的人整体素质都不差，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大家交往起来比较自然顺畅，不会有太多隔阂，勾心斗角的事也很少发生，工作环境相对单纯很多。
姚晴对自己现在的工作生活状态很满意，如果平时能再多一些学习培训的机会就更好了，但培训内容不要仅限于行政培训，最好能像外企一样培训团队精神和职业技能，比如也包括如何与不同的人打交道等，因为有驻村工作要做，姚晴有时感觉跟农村居民打交道会出现一些不顺畅，她希望能通过培训把这个问题给解决掉。
“压力太大，不做公务员转当律师”
人物三：王尔峰，34岁，曾是珠海基层法院一名书记员
理想职业：当一名成功的商人
公务员就像是“围城”，外面的人绞尽脑汁、使出浑身解数想要跻身这一群体，里面的人又因为种种原因，中途退出了。
同班超半数同学考上公务员
比起陈志曲折的公务员求职经历，现年34岁的王尔峰无疑幸运很多。2002年，刚从广东财经大学毕业的他很轻松地通过了如今有“中国第一考”之称的公务员招考，成为珠海法院系统的一名公务员，没有任何波折。
每每提及这段经历，王尔峰都说自己很幸运。他1998年考上大学，正值高校大规模扩招的前一年，当时人数稀少的大学生群体仍是天之骄子(数据显示这一年全国招收的大学生为180万，而几年后这一数字就超过了1000多万)，当他2002年大学毕业，又赶上了公务员三年停止招考后首次开闸的好时机，“招考的名额多，而报考的大学生少，考试就变得容易了，我所在的班级60多个人，当年有一半多都考上了公务员”。
王尔峰说自己最初的理想是当一名成功的商人，可毕业时父母觉得家里应该出一个“当官”的，一番犹豫后，他还是向家人妥协。刚走出象牙塔的他被分配到金湾法院当上了一名书记员。
工作辛苦加班是家常便饭
多年后回忆这段公务员的经历，王尔峰最大的感受是“累”。他说，在一些人眼中，公务员的工作状态就是上午悠哉游哉在办公室看报喝茶，下午出去打球、唱歌，一天只工作半天，“说老实话，这种情况在一些内地城市确实存在，但在诸如珠海这样的珠三角城市并不多见，在人少案多的法院根本不可能，否则的话，我或许也不会选择离开了”。
王尔峰介绍，当时其所在的金湾法院一个法官一年要审判一百多宗案件，除了庭审、写判决书，一宗案件通常还包括送达、对涉案人司法拘留、财产查封等程序，这些都要由法官和书记员一起完成，任务非常繁重，“晚上、周末如果不加班，根本完不成任务，当事人只要一个电话，不论多晚我们也得立即办理”。
一次，晚上8点多，一个民商事纠纷的当事人打来电话，说一起案件的老赖当晚即将在澳门过关回珠海，他和法官连忙丢下饭碗，从家里跑回法院，找到案卷等资料然后驱车到拱北关口，蹲守到晚上10点30分，终于在汹涌的过关人潮中发现了这名老赖，等完成询问、办理好司法拘留措施，已经是凌晨一两点，回到家就更晚，第二天还得照常上班。
“类似的加班当时是家常便饭”，王尔峰说，有时候处理一些棘手的经济案件，为了计算当事人资产，一帮法官、书记员和领导经常算到凌晨三四点钟，由于人少案多，当时感冒发烧想请个病假也很不容易，“如果不是病得很严重，领导一般不会批，说如果你请假了，工作该谁来完成，当时请个假真是太难了，现在想想都感到头皮发麻”。
与繁重的工作相比，王尔峰认为当时公务员的待遇也不具备太大的吸引力，“一个月七七八八加起来六千多，不算低，但当时沿海的消费已经很高，一个月如果来两次同学，口袋就没钱了，那时我是月光族”。
不堪劳累和心理压力辞职
除了工作太累，在基层法院工作的王尔峰还时刻承受来自当事人的压力，“很多当事人被拖欠工资、或者赡养费，这对于他们而言是救命钱，只要一天没拿到钱，他们中有一些人会天天到法院催促，我又是一个责任心重的人，看着他们那么着急，自己也跟着心急，时间一长真是身心俱疲”。
在法院干了三年后，王尔峰决然地辞职了，之后通过司法考试，成了一名律师，如今活跃在珠海法律界。“我当律师可以选择打什么官司，可以自由安排时间，比起做公务员轻松多了”。王尔峰说，如今，当年跟他同一批进公务员队伍的人，不少已经高升，有的当上了镇委书记，但自己并不后悔当初扔掉公务员这只“铁饭碗”的决定。在他看来，公务员以外的世界更大，机会更多。
| 公务员报考指南 | 公务员报考条件 | 公务员报名入口 | 行测专题 | 申论专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