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是2月的财政预算案设下了“争取优质增长，打造包容社会”的基调;接着4月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尚达曼将治国理念定位为“中间偏左移动”;7月荣誉国务资政吴作栋提出“温情的任人唯贤”(compassionate meritocracy)制度这个新概念;8月李显龙总理在国庆群众大会这场一年之中最重要的政治演讲中，阐明政府将在更多方面帮助国人的“战略调整”。在政治领导层相继提出新治理框架后，最新迎来的还有不时遭人诟病“领导者由精英挂帅、脱离民众”的公共服务领域呈现的新方针。公共服务委员会(Public Service Commission，简称PSC)主席张赞成本月17日发出公开信，表明委员会在认同任人唯贤制度、不会实行扶弱措施或差别待遇的同时，也主张PSC奖学金必须更有意识地吸纳多元人才、慎防缺乏同理心的精英主义抬头，以及重新定义任人唯贤制度。
从领导人言语间对治国方略的各种注解及形塑的新词汇来看，国家治理的大原则尽管不变，2011年那一场分水岭大选催生出来的思维调整，却是实在与重大的。在贫富悬殊扩大、社会流动降低的新社会形势下，国家今后的增长必须是优质且具有惠及全民的包容性——它仍然任人唯贤却不忘温情、成功者需有照顾和帮助较不幸同胞的意识。公共服务领域针对精英主义发出的最新信号，也延续了同样的思维脉络。虽是呼吁慎防，但仔细一看，针对的更多是象牙塔里的精英思维。国家依旧需要优秀人才来管理，只是优秀的定义已不可同日而语。新加坡不是完全摈弃精英治国，而是需要一种新型的精英主义，或可称为“包容的精英主义”(inclusive elitism)。在今后民众诉求与人口结构更为多元与复杂的社会里，这类新型精英都必须在社会经济背景、学校、知识和才能方面更多元化，不再像过去只求学业成绩表现优异。刚在不久前庆祝90岁生日的建国总理李光耀向来笃信精英治国，也深信一个唯才是用、任人唯贤的制度是发掘国家发展所需人才的关键。新加坡不能否认这套治国理念确实为弹丸小国培育了许多优秀的政治与公共服务领袖，引领着新加坡神速地发展与蜕变。然而，任人唯贤与精英治国纵使有理论上的完美，却也存在现实环境改变后的美中不足与局限。
意识到问题所在，李总理日前宣布，教育部将扩大直接收生计划，鼓励学校包括名校引进具有不同才艺、良好性格特质——品行端正和有领袖潜质的小学毕业生。作为本地最大雇主的公共服务领域也在放宽对“merit”(优异)的定义，张赞成指出，PSC奖学金的评选一改早期只重学业成绩的做法，通过多元的心理测试和面访来评估申请者的其他能力，其中包括与人相处和沟通的技能等。这些改变无疑在积极孕育有别于过去的新一批精英。不再狭隘地以学业成绩论成败的思维固然叫人欢迎，但是否就能改善人们关注社会缺乏流动的问题，让贫困学生不会因为缺少资源，而在升学、申请奖学金甚至求职时处于劣势呢?国会日前复会时，多名议员就对家长热衷送孩子去补习的现象表示关注。官委议员许优美更以最新的住户开支调查为例指出，新加坡人有1.1%至2.2%的家庭开支是花在孩子的补习及教育费，较富裕家庭的相关开支比率更高，因此担心补习会对社会流动性造成影响。
律政部兼教育部高级政务部长英兰妮当时回答说，新加坡的教育体制是建立在孩子不需要补习的基础上，学校及社区有全面的提升课程计划，帮助学习落后的学生。然而，在更注重多元技能的新时代里，相较于那些除了补习，还去参加各种增益课程和交流计划的富裕学生，资源匮乏的孩子是否会在一个要追求更包容的环境中反而变成弱势?如何确保多元精英的培育不会因为学生的资源差异而被削弱，今后恐怕需要更多关注与了解。政府在各方面的治理方略进行调整，显示了其因时制宜的用意：透过扶弱济贫的种种努力，加强社会流动性，以确保任人唯贤和精英治国理念，能继续适用于新社会形态的需求。然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执政者各种善意决策也许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如何有效地防范和应对这些“绊脚石”，将决定新加坡的社会能否在找到前进的方向后，一路顺利地到达目的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