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水浒传》之后有什么感想呢?你是怎么看待《水浒传》这部古典名著的呢?来这里看看吧。出国留学网读后感栏目为您提供最新的《水浒传》读后感范文，希望对您能起到参考借鉴作用。
（本文为你提供读后感范本两篇。）
篇一：
《水浒传》在艺术上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人物形象的塑造能写出复杂的性格内容，人物性格的形成有环境的依据，同时随生活环境的变化而发展。人物形象带有理想色彩，同时又深深地扎根于生活的土壤之中。《水浒传》不单以情节的生动紧张取胜，还有较丰富真实的细节描写。小说在民间口语的基础上创造出一种通俗、简练、生动、富于表现力的文学语言。与内容相适应，前70回连环套式的艺术结构也独具特色。
《水浒传》作者施耐庵对于这些英雄人物，予以充分的肯定和热情的讴歌，歌颂了这些人物的反抗精神、正义行动，也歌颂了他们超群的武艺和高尚的品格。一些出身下层的英雄人物，如李逵、三阮、武松、石秀等，对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感受最深，因此当他们一旦造反后，他们的反抗性也最强，什么统治阶级的法度条例，对他们毫无约束，象李逵连皇帝也不放在眼里。他们为了起义的正义事业，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作者对这些英雄人物的赞扬，完全是出自内心的热爱。作品歌颂这样一批被统治阶级视为所谓“杀人放火”的强盗、朝廷的叛逆，一些所谓“不赦”的罪人，把他们写得如此光辉动人，可敬可爱，这显示了作者的胆识和正义感情。与此相反，作者对于统治阶级的人物，则将他们写得丑恶不堪，和梁山英雄形成鲜明的对比。从而启发人们去爱什么人，恨什么人。金圣叹评论《水浒传》“无美不归绿林，无恶不归朝廷。”不管金圣叹主观动机如何，这句话却确实说明了施耐庵的思想倾向和《水浒传》的深刻社会意义。
中国历史上发生过无数次的农民起义，中国的农民富有武装斗争的传统和经验，但用文学形式来歌颂农民战争，并且真实生动地作全面的艺术再现的，只有《水浒传》。《水浒传》在记叙歌颂起义军的武装斗争时，还比较重视战争经验的总结，起义军战胜敌人，不仅凭勇敢，还靠智慧。《水浒传》中这方面的事例很多，“三打祝家庄”是一个较为突出的例子，毛泽东曾经赞扬“三打祝家庄”是合乎辩证法的最好的事例。梁山起义军在这次战役中能够重视调查研究，对敌分化瓦解，并采取打入内部里应外合的办法，终于取得了战争的胜利。《水浒传》中有关战争的描写，可与《三国志演义》相媲美。清代刘銮的《五石瓠》里说：明末农民起义军的张献忠“日使人说《三国》、《水浒》诸书，凡埋伏攻袭皆效之”。
《水浒传》中所描写的起义军的政治主张，虽然说得不十分明确，却可以看到他们有着“八方共域，异姓一家”，不管什么出身“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的理想。联系到他们“杀富济贫”的行动，表现了人民反对封建经济的贫富悬殊和政治上的等级贵贱之分，反对封建社会的阶级剥削和政治压迫，这是对封建地主阶级统治思想的宣战，反映了广大受压迫人民的愿望。
《水浒传》中用以组织群众和团结群众的思想基础是“忠义”。这里所说的义，它在某种程度上注入了被压迫阶级的思想感情和道德观念，这一点，有些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是有所觉察的。明人郎瑛就说过：“逆料当时非礼之礼，非义之义，江必有之。”这实际上是说《水浒传》所说的义不完全同于历来统治阶级所说的义。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下层人民也常讲义，他们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免受暴力的欺凌，自然产生一种团结御侮的愿望，这种愿望，在为生活所迫、流落他乡异地的一些游民身上，反映得尤为强烈，他们最讲朋友之间的义气。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进而至于“济困扶危”、“杀富济贫”，都是“义”的表现。因此，《水浒传》中所写的义，在特定的环境中，具有反封建反压迫的性质，而不同于儒家的纲常伦理中的“义”。但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所以《水浒传》里的“义”，还不能取代旧的伦常观念的地位和作用。《水浒传》里的“忠”，有忠于梁山事业的内容，但它又有忠君思想，在许多场合里，“忠孝”这种封建伦理大节被放在首位，而把“义”置于次要地位，这就是江湖义气没有突破封建道德的表现，梁山泊一些斗争性最强、革命最坚决的人物，最终也不免在讲义气的情况下跟着宋江接受招安，义气服从了忠君，就是《水浒传》所写的“义”本身存在严重缺陷的证明。
《水浒传》作者歌颂梁山义军，却又反对方腊起义，实际说明他同情、歌颂的是一种不彻底的农民起义，也就是不去推翻封建王朝的起义，不“僭号称王”的起义。所以，《水浒传》中出现了“替天行道”的口号。“替天行道”固然有其反抗的意义，但是由于遵奉天命，这就不能突破君主观念，因为在封建社会里，正是统治阶级借天命来欺骗人民，所谓“奉天承运”，“天命所归”，历来帝王正是借天命来统治万民的。《水浒传》中“替天行道”的意义，说的是朝廷无道时，由这些好汉来“替天行道”，而朝廷昏暗的原因，则是“□臣蒙蔽了圣聪”，因而他们造反便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所以最终又不得不归服天子脚下，而“替天行道”的大旗，也终于换成“顺天”、“保国”了。这也是《水浒》英雄们最终走上悲剧结局的原因之一。
在《水浒传》的描写中，可以看出作为梁山泊领袖的宋江，他的思想和行动，关系着整个梁山事业的兴衰和存亡。宋江出身于小地主家庭，“自幼曾攻经史”，养成“忠孝”观念，后来在县里作了押司，“刀笔精通，吏道纯熟”，对于衙门里公事和官府的应酬，十分熟悉。他虽为官府中人，却又喜欢结交江湖上好汉，对下层人民也富有同情心，“济人贫苦，□人之急，扶人之困”，在江湖上享有“及时雨”的美名。这样的一种特殊经历，形成了他思想性格的两面性，一方面他要作个忠臣孝子;另一方面，在同江湖人士的接触中，使他较多地了解下层人民的苦难和愿望，又成为仗义扶危、同情劳动人民对官府的反抗行为的人物。总之，宋江在上梁山之前，他对人民的造反，只是抱着同情态度，或在某种情况下在行动上作一点有限的支持。从他思想上说，他是不愿投身到造反行列里去，他后来上梁山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他是一个广有谋略的人物，决不甘心长久屈居下僚，他原本希望靠着他的才能将来能够“为国立功”，作出一番事业来。“博得个封妻荫子”，以图日后“名垂青史”。而当时朝政黑暗，□臣当道，一些才能之士无法施展自己的抱负。恰在这时宋江又犯了杀人罪，流配到江州，又因醉后题了反诗，被江州知府拿住，问成死罪，靠了梁山好汉的搭救，才得保全性命，只有这时，宋江才上了梁山。
宋江有组织才能，善于团结人，再加上他在江湖上的声誉，前后有大批好汉随他上山，壮大了山寨力量，给山寨事业带来了一番兴旺发达的气象。梁山起义军在他的领导和指挥之下，接连打了许多胜仗，给予一些贪官污吏以严重的打击和惩罚，并且震动了朝廷，这些胜利都是和宋江的功劳分不开的。但由于他忠孝观念根深柢固，虽造了反而这种观念并未改变，这就伏下了他日后接受招安的契机。他上了梁山后口口声声说皇帝是“至圣至明”，只是“□臣当道，谗佞专权。”他反复申言：“小可宋江怎敢背负朝廷”，“只被滥官污吏逼得如此”。因此他是“权借水泊栖身”，“专等朝廷招安”。他在与官军对阵中，总是想到如何为日后的招安预留地步。这样，梁山起义军的力量越强大，梁山的事业越兴旺，也就越为宋江的受招安积累资本。他终于在两赢童贯、三败高俅，打得朝廷军队大败亏输之后，光荣体面地受了招安，而把梁山起义事业断送。宋江投降之后，又奉朝廷之命去镇压方腊起义军，正如鲁迅说的：“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这是对《水浒》的最尖锐的批评，也揭示了作者思想的严重局限。火烧草料场选自明代崇祯袁无涯刻本《水浒全传》插图
《水浒传》全书可分前后两大部分，前半写各路英雄纷纷上梁山大聚义，打官军，受招安。后半有五个部分组成，即征辽、平田虎、平王庆、平方腊及结局。其中田虎、王庆两部分是后来加的，今所见较早的百回本，征辽之后紧接平方腊。但有的研究者认为，征辽也可能是插增的，因为第一，征辽的事不同于受招安和平方腊，历史上无迹可寻。其次，和平田虎、王庆一样，征辽中梁山一百单八人无一死亡。这个看法尚有争论。从思想内容来说，《水浒传》前半是写人民反官府，是反映阶级矛盾的，后半则是写忠臣反□臣，是反映统治阶级内部的忠□矛盾。作者写了宋江的受招安，固然是表现出严重的思想局限，但也反映了民族爱国思想，鲁迅说：“其中招安之说，乃是宋末到元初的思想，因为当时社会扰乱，官兵压制平民，民之和平者忍受之，不和平者便分离而为盗……但一到外寇进来，官兵又不能抵抗的时候，人民因为仇视外族，便想用较胜于官兵的盗来抵抗他。”这话是有根据的，水浒故事流传的时间正是民族矛盾尖锐的时代，《水浒传》的后半部分写宋江等人受招安，和这一背景不无关系。而征辽部分的出现，则是这一思想的继续和发展。至于忠臣反□臣，也是和这一思想有关的。在小说结尾写“史官有唐律二首哀挽”宋江等梁山人物，其中说：“不须出处求真迹，却喜忠良作话头。”《水浒传》的作者是把宋江作为忠臣来描写的。第85回辽国欧阳侍郎招降宋江，吴用向宋江献策：要富贵，投降辽国;要忠义，报效宋朝。宋江说：“吾辈当尽忠报国，死而后已。”这里的“尽忠报国”实际上就是具体历史条件下的民族立场。宋江投降之后，“水浒”英雄始终受□臣排挤、打击和陷害，最后宋江等被□臣害死。这样的悲剧结局，对于揭露统治者的罪恶，和作者对受招安者的鉴戒来说，也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总之，《水浒传》通过艺术形象表现的“官逼民反”的现象，深刻地反映了历史的真实本质，它所表现的梁山泊英雄轰轰烈烈的大起义，有力地冲击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在文学史上是罕见的。它描写的梁山义军受招安后尽管讲忠义，打外敌，平内乱，还是不见容于当权执政者，还是落得悲惨的结局，也深刻地传达了一种历史教训。
篇二：
《水浒传》写的是北宋宣和年间(1119---1121前后)宋江等聚众起义的故事。事在《宋史》和宋人笔记里有多种记载，虽不一致，但都说到力量强大，威胁朝廷，在民间影响深广。南宋人龚圣与说：“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说书中也有宋江等人的故事。到宋、元年间，话本、杂剧广泛演说，有些存留到现在，如话本《大宋宣和遗事》和元人杂剧。施耐庵把宋元以来史书、传说、话本和杂剧等“水浒”故事加以汇集、选择、加工、创作而写成《水浒传》。它以梁山泊起义叙写了农民反封建斗争发生、发展和失败的全过程，以深刻的思想、广泛的内容、杰出的艺术谱出封建社会农民起义的英雄史诗、革命悲剧，反映出没落衰败的封建社会深重的剥削和残酷的压迫激化着阶级矛盾，反动统治的黑暗腐朽造成广大人民的反抗斗争。写起义发生是“乱自上作”。统治者上起皇帝、大臣，下至地方贪官污吏、土豪恶霸乃至吏役狱卒，全国上下，朝廷内外，形成统治网，公然用恶。像梁中书两年就搜刮几十万贯给丈人蔡京庆贺生日，贿赂公行;高俅为报私仇迫害王进，为高衙内霸占人妻而害林冲，逼得本不想反的人不得不反，揭示出起义发生的真正原因是“官逼民反”。小说真实地叙写了起义斗争的发展过程：从个人反抗到集体反抗，从分散斗争到有组织斗争，规模从小到大。鲁智深、林冲、武松等开始都是个人抗争，只为逃避官府缉捕而找安身立命之地;虽有梁山、二龙山、桃花山等许多山头，但彼此孤立，不能抵御逐步升级的官府“进剿”;晁盖、吴用、宋江上山以后，以梁山泊为中心，联合各山头，形成强大统一的组织，取得大规模战争的胜利，挫败官府和朝廷的“进剿”，揭示出农民革命斗争的规律。小说还叙写了起义的失败结局。梁山英雄排座次后，“八方共域，异姓一家”，“哥弟称呼，不分贵贱”的要求已经实现。农民革命的平等、平均主张，使斗争只能有三种前途：一是像方腊称王后被镇压;二是像李逵说，夺位自己当皇帝;三是像宋江“全伙受招安”。受招安有总结农民革命经验教训，探索出路和寓意。宋江受招安后，朝廷想“尽数剿除”，派去征辽、征方腊，梁山好汉死伤离散，剩下的宋江、卢俊义、吴这样领袖人物，也被御赐药酒毒死或伤心自杀。一场惊天动地、轰轰烈烈的起义，108位英雄只落得风流云散的悲剧结局。对这一英雄悲剧结局，学术界有不同说法，但对施耐庵总的思想倾向却看法一致：揭露批判封建统治的罪恶，赞扬颂美梁山英雄的反抗斗争。
《水浒传》有很高的艺术成就。首先是在结构上，首尾完整的总体与局部有机结合。全书起义的全过程构成总体，使读者清晰地看到梁山泊的来龙去脉;同时又把108位好汉各自走上梁山当作独立局部，使每个人的局部反抗成为总体的一部分。这样，读者就从官逼民反、百川归海的革命史诗中得到快慰，也从招安失败的英雄悲剧中产生哀怨，从而接受了全书主题。其次，塑造出众多的、个性鲜明的典型人物。全书有姓名的800多，包括了全社会的各种人。作者不仅写出他们阶级、阶层的特点，而且能同中见异地写出个性，表现出塑造典型的艺术能力。像鲁智深、林冲、杨志，都是有武艺的军官，依附官府，也都凭自己本事谋职，不与贪官污吏同流，但在逼上梁山中，作者写出他们的个性差异。鲁智深的正义感强，林冲
忍无可忍，杨志功名绝望，显示出三人性格的同中之异。其他如李逵、鲁智深两人，同是粗中有细，但一个细得天真烂漫，有如赤子，一个细得豪中见智，老练成熟，各成典型。再次，人物语言切合其身分、地位和性格特点。如在江州酒楼上，戴宗初见宋江口称“仁兄”，李逵称“黑>宋江”，宋江则对戴宗称“院长”，对李逵称“大哥”，都从人物说话上看到人物的性格特点。
《水浒传》影响深广久远，对后世的农民起义提供了斗争经验。有些进步作家续书，如陈忱的《水浒后传》;有不少人作评点;新中国成立后开过多次全国性的学术讨论会。它引起了反动统治阶级的惧怕，以“诲盗”而禁书毁版;有的反动作家企图以“续书”抵消影响，如愈万春的《荡寇志》(参见《荡寇志》)。《水浒传》版本多而复杂，流传中也有的内容有所增删。今存主要有：百回本《忠义水浒传》(残)、百二十四本《水浒全传》、七十回本《水浒传》(金圣叹删改)和百十五回、百二十四回等本。
通行有新中国成立后由开明书店、作家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华书局等出版的七十回、百回、百二十回等本。1981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水浒传会评本》，在保存金圣叹评语原貌同时，汇集了国内今存其他评本的批语，为研究者提供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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