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10月23日电新加坡《联合早报》22日发表题为《以开放促改革：中国的特区》的文章。文章说，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上海自贸区)从提出方案到开始运作，只花了短短几个月的时间。这么大的一个工程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确定下来，这一过程本身就表明中国的执政党和新领导层巨大的改革决心和动力，决定改变过去很多年来没有重大改革，尤其是没有重大改革突破口的严峻情况，把国家的改革和发展进行下去，迈上一个新台阶。
这篇署名为郑永年的文章说，中国社会正处于巨大的转型期。转型表明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的巨变，而巨变需要制度的改革。道理很简单，只有通过体制改革，才能实现现存体制和变化了的现实之间的一致性。可是，现实的情况是，体制与变化了的现实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由于长时间和多方面的原因改革，各方面的既得利益很快成长起来。既得利益的成长又使得改革愈加困难，因为既得利益具有足够的动力来维持和扩张自身的利益。在现实中，既得利益就是部门利益，往往和国家、社会的整体利益相悖。因此，它们追求自身利益的能力越强，符合国家、社会整体利益的改革就越困难。
正因为如此，近年来，中国政府及社会各界都在呼吁改革。人们也都意识到，改革是红利，只有通过继续改革，才能有收获。然而，问题在于，每一个庞大机构或系统的背后(例如国有企业、银行、公务员、事业单位、大学等等)都是巨大的既得利益，要触动这些庞大的既得利益谈何容易!但上海自贸区的建立就是体制创新的典型案例，希望通过体制创新来推动体制改革。
体制创新的红利毋容置疑。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一，体制创新可以回避直接触动既得利益所带来的巨大风险。体制创新就是在既得利益之外培养新的利益。尽管这样做，也会遇到既得利益的阻碍，尤其是官僚体制的阻碍，但这种阻碍远较直接触动既得利益为低，是可以加以克服的。二，新的利益成长起来之后，就可以对既得利益构成竞争和压力。面对竞争和压力，既得利益本身就会产生改革的动力。三，改革既得利益需要成本，既得利益越大，成本就越大。
不难理解，以开放促改革一直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重要经验。在面临旧体制和既得利益阻碍的情况下，如何才能找到改革的突破口呢?邓小平选择了以“经济特区”为载体的对外开放政策。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设立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至今，中国政府不仅建有七大经济特区，而且还先后批准了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重庆市、成都、武汉、长潭城市群、深圳、沈阳、山西和厦门10个国家级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等的设立。可以说，以开放促改革已经是中国发展的顶层设计。自改革开放以来到现在，这一思路并没有多大的变化，贯彻于从早期沿海开放经济特区的设立和建设，到今天的上海自由贸易区的整个过程。鉴于体制创新在推进整体改革进程中的作用，相信这一方式在今后还将会延续下去。
应当指出的是，今天世界的目光落到了新成立的上海自由贸易区，而中国新一波的改革开放并不仅仅限于上海自由贸易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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