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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的理论有两个支点：一，“文学只有感情没有目的。”(第一讲)可以说是他的文学观，——但是要说明的是，“感情”是个人意义上的，而“目的”是社会意义上的;二、“这两种潮流(按即言志派与载道派)的起伏，便造成了中国的文学史。”(第二讲)可以说是他的文学史观。——止庵《关于<中国新文学的源流>》。
言他人之志即是载道，载自己的道亦是言志。——周作人《散文一集序》，止庵《关于<中国新文学的源流>》。
按照周作人在《散文一集序》(止庵《关于<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第四页)中的理论，我们可以理解为“载道”也未尝不可，关键是看“载”的是什么样的“道”，或者竟可以说，不载道的文学是不存在的。这样的观点我近年来也已经形成。因为我在读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时候，发现新文学的倡导者们虽然口口声声说反对“文以载道”，但是，他们本身的文学就是“载道”的文学，为人生的文学不是“载道”的文学是什么?所以我当时也觉得“载道”也是可以的，只是要看这“道”是什么样的“道”。但是，我还是觉得不“载道”的文学也还是有的，那些抒情小诗“载”的是什么“道”呢?但是，如果按照周作人“载自己的道亦是言志”的理论来讲，抒情小诗也是“载道”，只不过“载”的是自己的“道”。这样来说，不“载道”的文学或许真是没有。
在《小引》部分，我读到了几十年来中国人某种精神的失落。这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是怎么形成的?当然，是周作人基本上有了一个大体的思考。但是，朋友请他到辅仁大学演讲也的确是一个契机。朋友请去做几次讲座，讲稿出来之后竟马上能够印成书册，而且还以学术名著的形式流传至今。没有对演讲话题深入的认识，没有一个精心的准备，这样的事情会发生么?今天的学者还有几个是这样认真负责的?我们见得更多的是某人拿着一篇并不怎样的讲稿到处招摇撞骗。而且，工作人员竟还能在没有录音设备的前提下，十分自觉地(周作人并没有这样的要求)将演讲者的讲座认真记录下来送给演讲者校阅，这种认真负责的态度今天还有么?现在，我之感叹于中国人的，就是这种认真负责态度的沦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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