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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为证明新中国国家组织能力强的论点，专门引用了黄仁宇先生在1974年出版的《16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中的表述：“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改革了中国的乡村，创造出一个新的底层结构，使农业上的剩余能转用到工商业。中国今后的去向，也是能从这基础上发展，其目的是根据各地区的条件，使全民就业。”作者还用了大量的篇幅，描述了新中国建立后，中国第一次形成了立足基层、组织严密的社会动员机制和社会组织机构，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了严格的国家预算体制、税收体制和转移支付体系，所以才能避免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那样“负债经营”，而能在资本匮乏的条件下，依靠长期的低工资、高就业、高积累、低消费的财政政策，自力更生地完成了包括军事、科技、交通和教育等一切重大项目。因此，当代中国崛起走了一条与西方崛起完全不同的道路，并非依靠战争，而是和平崛起，是一种全新的中国模式。
关于这一点，我也想插一段“延安窑洞对”的故事：一九四五年七月四日，将近古稀之年的黄炎培先生以国民参政员的身份访问延安，头一次亲眼目睹了共产党的施政政策和解放区的成就，大为感慨。毛泽东主席问黄炎培来延安考察做何感想?黄先生答曰：“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亲眼所见的真可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乃至一国家，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初时聚精会神，无人不用心，不卖力。历时长久，惰性发作，到风气养成，虽大力无法扭转。且无法补救。”，“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黄炎培先生的“周期律”之问，引起毛主席深深地忧虑和思考。七届二中全会上，印发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作为学习文件，毛泽东主席提出“两个务必”，向全党、全国郑重宣告：共产党不学李自成。把建立和掌握新政权视为进京赶考，意味深长。进入北京后，毛泽东主席再邀黄炎培，深入研究“周期律”，毛泽东主席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能不敢松懈。人民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作者通过对500年来历史的再解释，重新发现了中国崛起背后的“社会组织能力”这一鲜为人谈起的驱动力，以往我们往往将这一因素视为中国革命成功的原因之一，而很少将之与中国改革放在一起，并凸显出来。这就大大提高了我们对“中国模式”认识的丰富性，也坚定了人们对中国模式的信心。
无论我们对中国模式的动力和未来怎么看，为这个剧烈变革的时代找寻到共识总是必要的。也许有很多人不看好韩毓海老师，更不看好他的观点，但是，如果积极地看，这本书也不失为寻找共识的一个探索。
在此还有一个小体会要分享，国庆前学院安排到沂蒙老区去参观学习，沂蒙人民那种“最后一口粮做军粮、最后一尺布做军装、最后一个儿子送战场”的纯朴的爱党爱军的精神，对我是一个很大的信仰教育，沂蒙革命区处处可见“尊重群众、发动群众、为了群众”党的优良传统，是党的纲领和政策与人民群众的利益和需求密切融合，军民有了革命的共识，才有了军民团结如一家，产生出血脉相连、水乳交融的深情厚谊，广大沂蒙人民由衷地迸发出革命战争年代同仇敌忾，革命建设时期的开拓创新，这说明了共识是非常重要的。
在读了这本书之后，除了了解一种历史研究的方法外，还能够多一层对国家对单位发展规律的思考，则是另外一种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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