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命在不同的空间里度过了几个阶段：在巴黎做厨师、在苏格兰卖炉具、为好莱坞做民意调查、服务于情报机构、在阿米什人那里做农民，然后创办广告公司。”-摘自《隧道尽头的光亮》大卫·奥格威。
对于我一生尊崇的偶像，现代广告教皇大卫·奥格威，我希望自己有一天也能模仿他的口气对人们说，“在我一生不同的空间里，我做过编辑、广告人、汽车供应商，作家、记者……最后我变成了一个真正的我。”


瑞士，在我的生命里使我注定要面对自己，完成我在上海无法完成的一系列蜕变。如果不是凭着对广告的执著热情，不是在痛苦中学着让自己的心禅定，那么我将无法变成今天一个有着自由意愿的人。

角色转换

2000年，我从经济专业毕业，同年获得了中国十佳散文奖；2002年我如愿成为了一个广告文案，并且成为瑞士客户FRANKE集团的御用文案；2003年我得到了大卫·奥格威创建的奥美广告集团的聘用书，可是那一年我还是选择了异乡生活。

2004年夏天，当我完成了丹麦记者学院的学习后，我来到了瑞士，开始了我的定居生活。

我无法掩饰自己在国内生活的优越感，而这种优越感不久之后就成了我在瑞士生活失落的缘由。

如果职业是一个人的标志，并且是一种信心来源的话，那么我在瑞士的职业生活是一个不断让人沮丧的过程。就语言和一份当地的文凭来说，我早远远落在了竞争队伍之后。

没有职业，我感觉自己什么都不是，在沮丧中我并没有很快地对自己进行调整，这种一个人默默舔舐伤口的过程持续了很久。

饮食

如果吃能够让人得到解脱的话，那么瑞士单调的饮食很难让人一下子雀跃。

大概是过了两年之后，我才喜欢上瑞士的Raclette(奶酪土豆)，Fondue(奶酪火锅)和Rösti(土豆饼)，中餐对我来说慢慢退出了它的主居地位。在我家居厨房里，可以找到世界各地不同的食谱，日本的寿司，西班牙的Tapas(佐酒小点)，法式甜点……无疑，从吃上，瑞士让我变得对世界开放。

人情

我不能说四年之后，我能够开始接受瑞士人待人接物的方式。

中国人喜欢描述自己的感受，无论是开心的还是不开心的，我们是一个喜欢说话和表达的民族；而瑞士人相反，他们是一个喜欢“平和”的民族，开心还是伤心，他们的表达总是淡淡的，特别是当他们见到问题的时候，基本采取的方式是，回避。

这种对问题视而不见的回避不仅出现在工作中，也出现在感情生活里。

四年来，我一共总结出与瑞士人相处的三条经验：

不要大声说出自己的念头，以免吓坏别人。
不要说不负责任的话，瑞士人的记性出奇地好。
不必刻意送出贵重礼物或大方请客，因为不一定会有同等回报。

参照物

一个很大的区别在于国内的生活常常会出现一个参照物，比方说，朋友新买的房子，车子，奢侈品等等，国内的生活常常无形中被别人支配，个人的价值需要建立在其他的事物上。

而在瑞士，普通百姓的生活大致相同，纯朴的民风让瑞士人对明星都爱理不理，更不用说会对Armani套装或者LV包包关注了。

所以，在瑞士个人的价值由自己来决定，这种认知我也是过了两年后才慢慢明白过来的。

直面自己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因为在国内我们几乎24小时活在人群中，生活的丰富并不代表内心的丰富。而如何在瑞士让自己的内心丰富起来，我的经验是，首先要丢弃掉国内的惯性思维方式，从不带个人偏见的角度来审视全新的生活，体味它美好和积极的一面，学会欣赏和喜欢上它。其次，在一个新空间里，我们无法保持自己原有的生活模式，重建一个新的，不断进行调整，是融入的唯一方式。

支持与力量

寻找，调整，蜕变的一系列过程中，支持与力量是必不可少的。

支持可以从家人和朋友处获得，可是发自内心的力量可以让人更坚定地穿越重重困境。

我不得不承认自己有很长一段时间觉得很无助，尽管得到了很多支持，可是还是觉得很困惑，和大多数华人一样，常常会对究竟在何处生存这个问题感到困扰。

中国和瑞士各有其好坏面，让人很难做出抉择。

好在每一次和作广告的朋友交谈总会让我有再战的士气，而念一些关于禅的心得常常会让一颗焦躁的心平静下来。

广告是梦想，为我指出未来的方位；禅定让我在不同的空间里总是保持一颗安详的心，尽管很多时候我还是会六神无主，不过这样的状态已经越来越少了。凭借着它们在我内心生成的力量，在一些年后我终于蜕变成了一个有着自由意愿的人。

这种自由意愿结果显示为：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瑞士，都要做一个舒服的，开心的自己。

如果没有瑞士，对于生活我不知道要何时才会有这样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