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建立外交关系国家的领导人，互相祝贺对方的国庆节，是国际上惯常的外交礼节。这是友好的表示，友谊的象征……
从1959年起，在30年漫长期间，中苏论战、对抗，甚至武装冲突，但双方对对方基本上仍维持着“同志”称呼，不过遇到很多尴尬情况。
同志的尴尬
激烈论战，互相指责对方背叛马列主义，甚至不惜以武力相向，早已把对方当成名副其实的敌人，哪里还谈得上是“同志”!可是双方似乎都耐着性子，坚持着“同志”称呼。
1969年3月中苏在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当年9月11日，周恩来应苏方要求，在北京首都机场会见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讨论两国关系的紧迫问题，特别是边界问题。我作为礼宾工作人员参与安排了那场会见活动。周恩来在机场迎接柯西金，见面第一句话就是：“您好吗?柯西金同志!”
由于中苏关系中的根本矛盾不可能解决，双方试图改善关系的任何步骤都不可能起多大作用，互相批判、攻击、谩骂并没有停止。中共称苏共领导为“修正主义”、“苏修叛徒”、“新沙皇”、“社会帝国主义”等，苏方则回敬中共为“教条主义”、“毛主义”、“毛分子”、“军事封建专政”等。
尽管如此，中共、苏共都是执政党，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谁也没有把对方开除出社会主义阵营，从理论上讲，大家仍是“同志”。
职务称呼
在这段漫长的困难时期，彼此的外交人员内心里早已不把对方看成同志。那些年我在外交部礼宾司工作，常常称对方的职务，以便避开“同志”称谓。称职务，在中文中显得很尊重对方，可是按照俄语语法，是讲不通的。尽管如此，我们始终没称呼过苏联人为“先生”。可是苏方的一些外交官却忍不住了，据当时我驻印尼使馆报告，1962年元旦，苏联驻印尼使馆参赞库兹涅佐夫，在向我外交人员发送的元旦贺片上，首次称我外交官为“先生”。从此时起，以苏联为首的东欧集团驻外使馆，在对我外交人员称呼上是混乱时期，一会儿“同志”，一会儿“先生”。
国庆贺电
建立外交关系国家的领导人，互相祝贺对方的国庆节，是国际上惯常的外交礼节。这是友好的表示，友谊的象征。
由于中苏两党论战的升级，在双方媒体上指名道姓批判对方领导人的文章随处可见。在这种情况下，再称同志，确实与当时的政治气氛不协调。因而，每年一度互致国庆贺电，怎么称呼对方，就成为令人伤脑筋的事。
1963年，苏联方面首先采取了一项违反国际惯例的举动：对中国国庆的贺电，不以领导人的名义，改为由苏联党和国家机关向中国党和国家机关祝贺。苏联方面采取降格做法，显然是为了表示对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的不满，从技术上讲，避开了称呼“同志”的不便。那年9月30日，中国外交部收到苏联祝贺中国国庆14周年的贺电，抬头为：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落款为：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苏联部长会议
按照国际惯例，收到贺电后受电方应复电表示感谢，于是周恩来总理批示：“复电照来电不署人名”。此后，中苏以及中国同当时苏联集团其他国家，便以这种尴尬的方式互相祝贺对方的国庆节了。
毛泽东生日
尽管国庆贺电避开了“同志”称呼，可是1963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70寿辰，按照习惯，需要祝贺生日，贺信怎么称呼?苏方经过再三斟酌，还是采取了以往的习惯称呼“同志”。
当年12月25日，苏联头号领导人赫鲁晓夫在祝贺毛主席70岁生日的贺信中，仍称“毛泽东同志”，并祝他“健康长寿”，引起世界媒体广泛关注。挪威一家报纸就此报道说“赫(鲁晓夫)希望毛长寿”。
大体上可以说，从中苏关系恶化直到苏联解体，两国外交人员在北京和莫斯科，一直是苦苦坚持着“底线”：仍以“同志”相称，不称“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