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了广田研究室，他在等着我。我看他连气得通红，当他告诉我不让我毕业时，他没有想到我会不服从他的决定，更没有想到我会去找咨询老师，现在问题到了系里，系里不会不管的，这对他来说，实在是对了太大的面子，也是我最不可饶恕得罪状。
广田要告诉我，那次考试我还没能通过。他非常生气的告诉了他的评分标准。
广田知道我没有计算机硬件知识，出了一道计算机硬件的题目，但我没错地答出来了。过后，也曾问过几个有硬件知识中国留学生，他们告诉我那样答没问题。
但那题只得了五分，我问广田：“这道题全对了，可……”
广田说：“你是全对了，实际中，你的那种作法不好，所以我不是给你五分了，没全扣就已是照顾你了……”
二十五分的题只得了五分，还算照顾我了……。
另外，到了那道论文题。广田说：“你的研究计划中日语有错，至少要扣一半分，再加上研究内容不新颖，最多也是五分……”
同一研究室的其他留学生的日语更不好，可就没问题。二十五分的题只得了五分。
这样七扣八扣，还是没过。
最后，广田恶狠狠的对我说，“只要你能和其他同级生一起交一份报告，我肯定会给你那个学分的。但你失去了那此机会，我现在不会给你那个学分。只要你选修我的课，你是怎么都过不去的……”
这样刚来的教授，一定会有很多人找他的麻烦。
日本人的标准很难掌握，特别是日本的考试，很灵活。教师对你的印象和成绩相关，真的是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
这时，只在系里协调解决矛盾，好象不解决问题，系里的出面已使广田很狼狈，他一定要将我赶尽杀绝。
我给学校的校长写了封信，说明了实际情况。同时到学校的留学生处等地反映情况。我也找律师咨询，准备和他们打官司。
我去了校外一家留学生生活咨询的地方，请求他们帮我介绍一位律师。他们介绍我去东京律师协会办的一家人权咨询机构，让我到那里看看，这个机构帮助低收入者打官司。那一天正好是免费。
拍了一个多小时的队，见到律师后，律师边看手表边跟我说，我的情况还未说完，他告诉我他们没有办法于涉学校的事。对我的情况，爱莫能助。
听完那话，我绝望透顶，一个人在大街上走了很长很长时间，在日本真是有冤无处伸，这时一个什么国家。
那天回到家后，看见信箱里旧系的系主任中野教授给我写了封信，让我找时间去学校和他谈谈。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大家都被扯进去了。
第二天，我说去了学校。
首先，中野教授告诉我，广田和他谈过了，说了我的一大堆坏话。
可能日本的大学里经常有学生和指导老师闹矛盾，中野教授现在负责调查这件事。中野教授问了我一些问题，大概这时理性调查吧。
询问广田时，广田找不出来我有大错，定不了我不能毕业的罪。因为他不可能给中野教授说十个月内没论文就是没能力。但广田告我的一条罪状就是广田说广田研究室有一台仪器和我的研究有关，但我不去用他。
我马上告诉中野教授，我问过我们研究室的助手，那台仪器坏了，不能用。
中野教授很吃惊，问我：“是不能用还是你不用他搞研究？”
我明确告诉他，“不能用。”
另外可能中野教授问广田如何指导我作研究，广田告诉中野教授，我刚到研究室时，他借给我一本书，这就是我在广田研究室的十个月的时间里广田教授对我的精心指导。
最后，中野教授告诉我解决方案，即召集全系教授，让我去发表我想做的硕士论文计划，如若有哪位老师愿意收我，我就去那个研究室。必修课的问题只字未体，好像没有这个问题。
我回来后认真准备，到论文发表那一天，全系的教授除了广田都到了，我发现我又无路可走。全系的教授除广田仅有四位：中野教授、原教授、管野教授和另外一位副教授，他是管野教授的学生。
管野教授和广田是同一个研究方向的，即同一派的，所以去他那里不可能；当然去他的学生那里，那位副教授也就更不可能。而中野教授和原教授的专业和我差很远，再加上他们俩人不会也不敢去得罪管野和广田这一派。
发表也是形同虚设，教授们装着问你几个问题，什么你搞的研究现在别人已搞过了，搞的东西不新等等。我当时很想问他们，你们指望一个只来了十个月的学生干什么？那个专业有多少新东西可搞。
这次当然又不行。
已是新学期入学的时侯，需要办理入学的各种手续，很多入学材料需要知道老师签名。我无处可去，入学手续都办不成。
没办法，中野教授让我先申请休学。申请休学需要指导教授签字，保人盖章。
作为广田研究室的学生，在校内乱跑告他，已使他狼狈不堪了，丢尽面子了。对广田来说，这点罪不可赦。所以他不会给我签字的，中野教授告诉我他帮我办。学校的担保人是当时在冰淇淋店里干活的川上太太。
我打电话给川上太太，告诉他学校材料要保人签字时，川上太太告诉我她不愿意再替我担保。这实在是太突然了，搞得我措手不及，但我马上明白，这又是广田打电话给她，说了一大堆我的坏话，日本人就不会相信外国人，所以在这关键时刻，川上太太又要牺牲我的利益，保全她自己。
大和民族以和为贵，他们不会和别人面对面的探讨不同观点，更不会和别人争论，全是用这种背后害人的伎俩，这是我在日本呆过多年最深的体会。
好在正好一位中国留学生的同学已工作，他作为我的担保人。
川上太太不愿意作我的保人，但需要在换保证人的申请上签字，为了这事，我又不得不去找川上太太。
在约定的时间，见到川上太太，她很亲热的问我：“李先生，最近好吗？我现在情况不好，没有信用，不适合做作别人的担保人……"
这就是日本人，他们无论干什么都是彬彬有礼。日本人即使见到天大的仇人也是彬彬有礼，好像是亲密的朋友，在工作中也能合作得天衣无缝，这就是日本人。
她告诉我，学校其他人给她打电话，我想可能是教务处的人，请他作我的保人。
我根本不想和她多说，刚来日本时替她背了一次黑锅，挨了一次骂。我原想人都有正义感，但在日本我改变了这种想法。
盖完了章，川上太太邀请我去喝点东西，我不想给他解释任何事，即使她知道事情的真相，她只会口头上表示同情，但她内心不会相信你的，大部分日本人认为日本的坏事都是在日的外国人干的，这时更是见风使舵，明哲保身，丝毫不能指望他们能够帮助你。
我告诉她我有事要先走，就自己走了。从这件事后，我再也没和这个老太太来往过。
拿到了更换担保人的材料后，将休学材料交给教务处，这样我就算休学了。
这件事后，使我根本没办法相信日本人。以后的日子里，接触了很多人，由于工作等关系和很多日本人有来往，很多日本人也愿意和我交往，让我和他们保持联系，但是，我心里总也忘不了他们是的日本人，是和曾经多次欺骗和出卖我的人一样，都是日本人。
日本的大学里，教授们为了个人和派系的利益，不分黑白曲直，牺牲别人，这些做法很黑暗，也是不择手段。
我在东京工业大学学习期间，在中国留学生之间有一件非常有影响的事。一位中国留学生，毕业于国内最好的一所大学，在东京工业大学作了大约一年研修生后，参加了研究生入学考试。
那位学生是国内最著名的大学的毕业生，笔试通过了。事实上，我想对他那种水平的中国学生来说，笔试没有不过的理由。笔试合格后，又在指导老师的研究室呆了很长时间，对他来说，面试实际上就是一个过程，因为面试主要目的是看指导教师和学生是否能合得来，将来会不会有太大的矛盾，这时只要指导教师说合格就合格。
口试时，系里的另外一位教授，比那位学生的指导教授有势力，两位教授是死对头。所以面试时，这位教授故意发问，找那位留学生的毛病。
教授找学生的毛病，况且学生是留学生，实在是易如反掌，光是语言上就有很多的问题，所以找出点毛病真是轻松送的。日本人的考试，弹性很大，没法说，入学考试时我只考了二、三十分，其它不少人即使考零分，但也能上，上的还是号称日本的麻省理工、东京工业大学，东京工业大学的招生既然如此，其他大学，更是可想而知了。
日本入学考试的成绩不公开，只有合格和不合格两种结果。一切的问题都是由教授在背后操作，毫无透明性，可活动的余地非常大。
问了几句后，那位教授不问了。那位教授问学生本身就是故意找麻烦，打击学生的指导老师。最后那位学生没有考上，大家猜测是日语不好的缘故，但其他研究室比他日语更差的人多的是，日本社会的标准很难掌握，更多的要加上有权者的个人恩怨。
最后，那位留学生第二年才考上。大部分中国留学生都认为是那位教授故意从中作难，他说一句话在系里没人能反对，所以整整让别人多等了一年。
管野教授的研究生中，有的学生入学考试的英语才二、三十分，照招不误，因为指导教授认为他能干，只是考试的失误罢了。
我离开学校的前一学期，三月份硕士毕业前二、三个月，管野教授的一位学生发现他少一个学分，学分不够，是无论如何也毕业不了的，管野教授知道后，让那位学生写一份报告，不知从哪里弄个学分，那样毕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