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考研时事政治热点之校长都“走仕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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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以来，“学而优则仕”成为许多人固有观念，不少人认为，努力读书就是为“走仕途”，这种“思路”也在向高校蔓延：据报道，某媒体记者梳理116所“211工程”高校，据不完全统计，自2000年以来卸任的校长履历，发现共有49名校长卸任后，曾担任党政机关、军队、科协、人大、政协等部门领导干部。

　　虽然说大学“去行政化”的口号喊了好些年，但碍于一些现实问题，大学行政化目前尚未有所减退趋势。“某种程度上，中国只有一所大学，就是教育部大学，我们都是分院。”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矿业大学副校长姜耀东曾直言：“不去行政化，大学就没办法办下去了。” 长久以来，高校校长有级别，大家都想当官，谁还愿意安心做研究?困扰中国社会的“钱学森之问”，又该如何去解决?

　　一直以来，高校行政化被视为阻碍中国高校发展的毒瘤，一些高校也有过去行政化的探索，但却并不成功。从媒体的报道中，我们也能看出一些端倪：在深圳一所大学，一个处长职位有40个教授去竞争;河南某所大学一个科级办公室主任及各科级干部岗位，竞聘者中不乏博士……上个月末，华中科技大学校长、著名的“根叔”在卸任演讲上表示，如今大学校园里还是多了一些“官气”，少了一些“学气”。

　　我国有大学行政化传统，并一直处于行政管理之下，所谓“受尽十年寒窗苦，求取功名天下知;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人民教育家蔡元培曾立志要把大学变成做学问的一方净土。他曾说，“读书不是为做官而来，而是为研究高深学问，养成硕学宏才的学问家。”

　　但这种改革确实很难，在许多人的观念中，“官本位”永远高于学术，取消相关单位的行政级别绝非易事。

　　五年前，朱清时被聘任为南方科技大学校长，他上任后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办大学首先要去官化、去行政化”，要力争把南科大打造成“中国的麻省理工学院”。时间一晃过去，南科大这块试验收获如何，说不清楚。不过，当面对朱校长在卸任时一大串“不方便说”，已在相当程度上证明了这一改革并未取得预期效果。

　　国家督学、云南省教育厅原厅长曾表示，中国大学的官场化屏蔽了大学的本质，大学应该是自由的天堂、智慧的圣殿、创造的摇篮。中国大学去行政化难在政治体制改革，特别干部制度改革，难在官本位体制和观念的废止。靠大学自身去行政化，永远去不了。

　　所以，大学去行政化不是高校“独角戏”，也不是指去掉高校的行政级别，而是政府必须要简政放权，减少行政约束和干扰，强化学术委员会、教代会的地位和作用，充分保障高校的自主办学权。

　　摒弃官本位，让学校回归学术和教育，让高等教育返璞归真也一直是社会各界的期盼。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要求“逐步取消学校、科研院所、医院等单位的行政级别”。早在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就提出，“逐步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去年12月，教育部公布了《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并将于3月1日起实施。《规程》对高校学术委员会的组成、职责及运行等重要问题分别作了规定。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部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国家规范，首次明确了学术委员会在学校学术组织体系中的最高学术机构定位。

　　总之，高校去行政化之路不会一帆风顺，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博弈是个艰难的过程。对此，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指出，去行政化并不只是校领导级别取消的问题，而是整个学校的行政权、学术权重新配置的问题。真的要推行改革，首先要统一布局，知道怎么设立理事会、董事会、大学章程，建立合理制度，这个很重要;另外，要真正改变现在教育部门的行政思维;第三，要真正建立在学校里落实教师和学生权利的组织和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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