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国留学网liuxue86.com】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5日翻译该报西蒙·库柏文章，该文以“老外”的眼光看法国，认为住在巴黎，思想是自由的。
我住在巴黎9年了，但我仍然经常不太确定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一天晚上，我在某人的漂亮居所里，坐在桌子旁听几个巴黎人谈论政治。其中有一位男子只要有机会就会滔滔不绝地演讲，讲完了，他就会拿出自己的黑莓查看信息，而不关心谁在对他的话做出回应。
起初我无法理解为何所有人都在不断搭理这个粗鲁的家伙。最终我突然明白了：他必定在巴黎很有地位。后来我在谷歌上搜索他的名字，发现他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我以前一点儿都不知道。作为一名老外，你不会受到本国居民所遭受的两种不良影响：“地位舞蹈”和“媒体泡沫”。
当我仍住在英国的时候，我是上述两种影响的受害者。作为一名记者，我是一个媒体迷，因此我总是在每日的英国新闻周期中知道要人们的命运沉浮。我知道谁是交通大臣，他们有些什么丑闻。英国的“媒体泡沫”相当大（几乎赶得上英国的房地产泡沫），无论我走到哪里都被包裹着。记得有一天我飞抵卢顿机场，坐机场巴士时，司机的收音机大声播放着有关贝克汉姆夫妇(Beckhams)的最新“新闻”。生活在媒体泡沫中意味着，你的耳朵里持续响着可怕的铃音，就像耳鸣一样。
如果你身陷“媒体泡沫”，“地位舞蹈”就会自动接踵而至。大多数情况下，媒体追踪的是人们地位的上升或下降。当你在自己的国度遇到某人时，你看到的不仅是某个人，还有他们的地位。地位就像帽子一样戴在他们头上。
搬到巴黎后，我不再有上述所有问题。法国人也有其高度发达的“地位舞蹈”（其中的规则之一似乎是只有居住在巴黎的人才有地位），只是它对我毫无意义。与英国的“媒体泡沫”相比，法国“媒体泡沫”较小，也不那么结实，但不管怎样，我很少看法国的报纸或电视，因此我不知道要人们的命运沉浮。我猜测法国人可能对卡拉·布吕尼(Carla Bruni)和米谢勒·阿利奥-马里(Michele Alliot-Marie)（内部人称为MAM）津津乐道。我不关心这些。住在巴黎，我的耳鸣几乎完全消失了。
我仍可以看出某人长得帅或是友善或是搞笑，但我不知道的是：如果他们居住在某个特定地段或曾经上过某个学校，或者认识某个所谓的法国名人，这些都意味着什么。在这方面，我只能从他们表现出来的自负以及其他人的反应中，隐隐约约地推断出某人的地位。我从人们在一场谈话中注视哪个人，以及他们对哪个人讲的笑话捧腹大笑，能够推测出谁的地位高一些。但我不关心这些。
巴黎没有人知道我是否有地位（尽管他们可能进行猜测）。我认为，当美国作家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说，他总是对巴黎完全不把自己当回事心怀感激时，就是这个意思。
住在巴黎，我的思想是自由的。我认为，这是另一位住在巴黎的美国作家格特鲁德·斯特恩(Gertrude Stein)要表达的意思。她曾说：“重要的不是法国给予你什么，而是它没有从你这里拿走什么。”更妙的是，我已经忘却了英国的“媒体泡沫”和“地位舞蹈”。我不再知道交通大臣是谁，更不知道他们的丑闻是什么。
我应该赶紧补充的是，我不是在敦促任何人不要再买报纸。相反，我在巴黎依然是一个媒体迷。只是因为我不再关注“地位舞蹈”，我现在完全因为媒体值得一读才去看它。我看《纽约客》(The New Yorker)或《伦敦书评》(London Review of Books)，这样对我更好。
比科·伊耶(Pico Iyer)在《全球灵魂》(The Global Soul)一书中描述了作为一名老外的好处。在与一名日本女子同居后，他住在了“日本偏远乡村（有点像现代的加州郊区）的一个两居室公寓里”。伊耶几乎不会说日语，他把这当做一种解放。“身处我不能理解的语言环境当中至少意味着，电视音量再大，我也能睡着（只要电视节目不是英语），而且从来不会被窗外有关O.J.或戴安娜之死的闲谈所干扰。”伊耶在讲英语的国家旅行时发现，“多余的话（多余的商品）碍事”。
居住在巴黎几乎与日本一样好。现在，我们只须关闭互联网（中国政府正在为此努力），我的耳鸣就会痊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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