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离开奥克兰去梅西读书
1995年春季，我辞去香港的工作去新西兰求学，由于到达的时间太迟，已经错过了开学时间，无奈之中，只能一边重新联系学校，一边等待新的学期开始。那个时候互联网尚未普及，一切都还是依靠寄信，为了提交申请资料，我特地花20元纽币，从住地旁边的二手商店里买来一台老式的打字机，每天都在滴滴答答地打字，一口气给所有七所大学都寄去了入学申请。
六月份，北岛和南岛的几所大学陆续发来了录取通知书，奥克兰的Unite理工学院接受我入读经济类课程，但奥克兰大学却不接受中途入学，必须要等到第二年的春季，新学年开始时才能考虑。一时之间，对是否应该离开奥克兰到外地读书，颇感犹豫。好在我已经考到驾照，正想开车出去看一看，便与妻子商量先到火山圣地Rotorua看看，如果一路顺利，就南下到首都Wellington，也好把沿途几所学校考察一番，然后再做一个决定。
一路上非常顺利，我拿着录取通知先到了Hamilton的怀卡托大学，然后又去了Wellington的维多利亚大学，回程的路上最后去了PalmerstonNorth的梅西大学。在这几所大学之中，梅西给我的印象最为深刻：一是学校和系办公室的工作人员非常热情，二是学校设施非常漂亮，校园坐落郊外非常开阔，有充足的停车场和免费车位，不像奥克兰大学和维多利亚大学建在市中心，根本找不到停车位。
在回奥克兰的路上，我和妻子一直商量是否该去梅西，寒假很快就要过去，我们必须迅速作出决定。回到奥克兰辗转一夜，我们最后决定告诉房东要去梅西读书。去北帕?房东听了后简直不敢相信，她说那里气候非常不好，一天到晚刮风，而且城市很小，很少有中国人，根本买不到中国食品，等等，听来情景恐怖。不过，房东是个热心人，她为我们联系到一个熟人，可以帮我们租到一个便宜的旅馆，以便我们能有个临时落脚的地方。
初到北帕时的尴尬遭遇
房东介绍的朋友是个热心肠，她为我们找到一家廉租旅馆，这个旅馆位于市中心广场附近，位置非常好而且便宜。入住那一天刚好是亚特兰奥运会开幕式，旅店客房里没有电视机，只有旅馆客厅里才有一台电视机，我们在街上匆忙吃完晚饭，跑回来准备看电视转播，结果到了客厅才发现，那里的人都在看新西兰人自己拍的电视剧《Shortland Street》，根本无人关心什么奥运会!
这个旅店住了许多奇奇怪怪的人，有些人脸上打着孔，脖子上挂着铁链子，胳膊上满是刺青。更奇怪的是当我卸车往房间里搬东西的时候，竟然有人跟在我屁股后边，一直跟到房间门口，问他干什么，他说：“没事，想要一杯开水。”明明楼下的餐厅里有茶水炉，他却找出那么个借口来跟着我，简直有点令人恐怖。
第二天早晨起来，更加恐怖的事情发生了，我停在旅馆院子里的车子被人撬开了，通知旅店管理员后，又找来经理，他们商量了半天，在我的一再要求之下才报警，警察来了之后看了看，然后让我清点一下物品，好在损失不多，我估计是贼人盯上了车内的一小箱可乐，而且我都可以估计到会是旅馆内部哪些人干的，但警察并不当一回事，问了一遍情况，给了我一个报案号，说是个random case就走了。好在这帮家伙还算仁义，只是打碎了最小的一块三角玻璃，旅店的管理员带着我找到一个拆车行，花了不多的钱就修好了。
不过，出了这件事情后，这个旅馆恐怕是不能再住了，妻子一再催促搬家。在北帕租房子一般是通过当地的一家报纸，每周五的分类广告上会等出租房的消息。到了周末买了报纸，一遍遍地打电话，然后是上门看房，最后终于选中了Church Street上的一处房子。房东是一个精干的白人小伙，职业是个药剂师，在城里开有药店，投资买下了这栋两层的大房子，然后改装成上下四个单元出租，我们住在楼下的一侧，有三个房间和一个厨房兼餐厅，一个卫生间。
房子要两周以后才能入住，好在我有一位学兄是中国人，他一家恰好住在我们那条街上，我们便临时搬到他家睡地铺，局促地度过了刚到北帕的那两周。
梅西是一个自由的地方
梅西大学本部坐落在Manawatu River河南岸的山坡上，由一座大桥与市区相连，每当早晚上下学高峰时刻，都是车队大排长龙。我在梅西读的是Marketing硕士课程，按照系里的规定，本学期要先读一门50学分的衔接课程(Bridge Courses)，然后修读两门一年的Honors主课：一门是多重变量分析的数学课(Advanced Marketing Research Method);另一门是哲学辨析的理论课(Advanced Marketing Theory)，在下一个学年的中间，还要做一个研究项目(Research Project)。如果全学年结束时，两门主课成绩平均达到B，但其中至少要有一门B+，研究项目也要达到B+，就可以继续做硕士论文(Masterate Thesis)，直至最终拿到硕士学位，否则就止步在论文之前，拿到Post-graduateDiploma毕业。
当年，Marketing Department大概是梅西的商学院(College of Business)中要求最苛刻的系，所谓Marketing的研究与分析方法几乎就是数学，而且是基于统计学的多重变量分析，要求必须有很好的数学基础。另一方面，Marketing又要求比较好的英文水平才行，所以，这个系的教授和讲师都是自恃甚高，既不愿意招收亚洲等非英语国家的学生，也对本地学生由于数学基础欠佳而挑三拣四，所以Marketing Department在商学院里始终是一个小系，而且又臭又硬。
我进入Marketing Department则非常幸运，系主任Tony是一个数学家，他非常欣赏理科学生，我本科读的是物理化学专业，又在香港大学读过Marketing课程，也有过许多年的从事商业管理的工作经验，因此，见面一聊如故，他不仅二话没说就收下我，而且还给我推荐了一个好导师。Don是英国人，早年毕业于伦敦商学院(London Business School)，曾经在英国许多著名研究机构工作，六十年代进入梅西，参与创办Marketing Department，与Tony都属于这个系的元老，知识渊博。
作Don的学生对我来说是一件轻松的事情，那一年，除了本系有些直接从本科生升上来读Honors的学生(注：新西兰大学的本科学士学位BachelorDegree只读三年，如果成绩好可以继续读一年的Honors学位课程，研究生的主课其实就是Honors的课程)，直接招收的研究生只有三个学生，除了我本人之外，一个是德国的生物学博士，另一个是印度的物理硕士，我们每天就在Don的办公室里上课，每天上午三个小时、每周一个主题，从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数学、哲学，以至于形形色色的Marketing理论，一边讲课一边讨论。其余时间，我则躲在图书馆里看书，或者是到计算机房里写作业。
梅西是个完全自由的地方，入学之前我并未想好去读什么，除了Marketing以外，我还对Accounting和Computer Engineering感兴趣，我便在申请表上填了三个专业，照理说Marketing和Accounting都属于College of Business，还算沾边，Computer Engineering完全是另一个学位体系，工程类与经济类之间完全无法互换学分，但学校仍然可以注册，所以在读Marketing时，我还同时读计算机原理的课。每个新学年开始之前，学校会出两本很厚的手册，一个是各门课程的详细资料，另一个是各门课程的上课、考试时间和地点，学生根据这两本书，加上各系提供的学位课程规定，自己决定下一年的选课计划。
Don是一个知识渊博的人，有很深厚的数学造诣，虽常年置身于大学但并不迂腐，看问题深刻。他教导我从来都不要迷信权威，在判断一个争议的问题之前，一定要先了解各方的观点。我们经常辩论一些有趣的问题，有一次我们从贸易不平衡问题，聊到了1840年的鸦片战争，使我第一次了解到西方人对这场战争的不同看法。尽管我们情同父子，但Don对学术问题极其认真，一次我在读一篇文章时，对其中的数学表述看不明白，他一时也无法弄懂，于是就介绍我去找系主任Tony，他说再不行你就去找数学系的老师请教，直至最后要把问题搞清楚!我写的每篇东西他都会认真看，给出修改的意见。
Tony是个非常温和的人，办公室里永远是乱七八糟，连个坐的地方都堆满书稿。那一年，原来讲多重变量分析课的老师去了澳洲的大学，只好临时由Tony主讲，他那时又是系主任，上课时经常不备课，而是问大家：“你们今天想听点儿什么?” 梅西就是那么个自由的样子，主讲老师关键是要指定教材和参考书，写好一个Study Guide，并且要负责出期末考题，这些东西要提前送学校的学术委员会审定，StudyGuide是一本书，与教材一样要拿钱去学校书店里买，历年的各门课程考题也是学校统一印刷的，可以从学校图书馆里调阅。除了这些东西，没人规定老师该如何讲课，特别是研究生的课，老师可以正着讲、反着讲、跳着讲，不讲的东西不一定就不是重点，到时照考不误，学习是学生自己的事，与老师无关。Tony的数学课就那么杂乱无章地讲了一年，到期末最后一堂复习课时，他问大家什么是SamplingDistribution?二十多人没有一个人能够回答，点到班上一个本系升上来拿了奖学金的honors学生，搞了个大红脸。
另一门哲学辨析课程的主讲老师是个年轻人Zane，这位老师是本系最被看好的新秀，是Marketing系自己培养的本地高才生，据说从本科到硕士，所有课程都是A，那个时候正在读博士，待人特别严厉，尤其是对英文极为挑剔，对来自亚洲的学生经常都给极低的分数。这门课程要上一年，只写7篇Essay，去掉2篇最低分，用其中5篇取平均分，如果不满意可以期末时要求考试，用考试成绩替换Essay。好多本地学生觉得Tony的多重变量数学课太难，要拿高分不易，都憋着在Zane的哲学课上，仗着英文好靠耍笔杆子拿个A或至少是B+以上。结果未想到开局不利，大部分人头三篇都是C或C-，一起找Zane要求推倒重来。我每次交文章时都挺费劲，但成绩还好，从来没有低于B的，后来还经常得A-和A，有一次我跟Zane聊起课上的事，以及同学们对他打分的议论，他说有些人觉得自己文字水平高，抱怨打分低，照理说你的英文不如他们，但你的东西逻辑比他们清楚，所以得分比高，哲学课训练的是思辨能力，有些人写东西很漂亮，但攻击别人时，写着写着就露出来自己的尾巴让人家抓住，那怎么行呢?后来，我就请这个最挑剔的老师做了我的论文指导老师。
当时，Marketing系有几位公派留学生，其中一位从印尼来的进修学生待人非常好，我到系里时他已经要到期回国，他也是Don的学生，我经常向他请教不知道的事情。这个学生非常刻苦，但始终成绩不高，读了两年都拿不到Master学位，有一次我问Don其中的原因，Don对我说，作好学生要具备三个条件，一个是刻苦，一个是聪明，一个是基础好，他这个人具备前两点，但数理基础不好，所以得不到好分数，结果这位老兄只能拿个研究生毕业证书回家了。有些人为了拿到Master学位，只能转读Finance或Management系。
读书以外的业余生活
梅西有一个很棒的图书馆，Massey Library是学校里最大的建筑，巨大的面积有无数的坐席，几乎可以装下全校的学生，到了周末图书馆里人不多，除了个把白人学生，大多是些中国学生，大部分白人学生周末都是开Party，每当夏季到来，中午吃饭的时候，经常有学生歌手在图书馆前面的广场上演奏重金属摇滚，声嘶力竭的歌声震天动地。临近期末考试的时候，图书馆昼夜不关门，许多学生几乎是吃住在图书馆，仿佛一年都不看书，直到最后一周搞到不休不眠，彻夜苦读。白人学生英文好，尽管平时作业不认真，但通过期末突击，考试成绩能提高不少，不像中国学生只能靠平时积累。
北帕的生活比较枯燥乏味，Don建议我去参加俱乐部，他是射击俱乐部的会员，就带我去俱乐部里打靶，他有一把苏联造的手枪，每次打靶成绩都非常糟糕，不过我倒是打得挺好，好几个人跑过来表示祝贺。不过，人家后来玩速射的时候，我就完全跟不上节奏了，根本来不及瞄准，子弹连一半都没打出去。
后来Don又介绍我给系秘书Cynthia，她是北帕火车模型俱乐部的会员，那个俱乐部在北帕火车站旁边的一节旧车厢里，都是一些老头和老太太，里面装满密密麻麻的轨道，有各种各样的火车模型，大家兴奋地切磋自己新找到的模型，新改装的控制系统，乐此不疲，而且还有咖啡和曲奇饼干。Cynthia是一个英国人，与Don是同乡，回家的路上她问我为什么要参加这个俱乐部，我说想练英语，我发觉在梅西老师们说的话都能听懂，但学生们之间的话听不懂，Cynthia看了我半天，说：啊哈，你觉得他们的话听不懂吧?连我都听不懂!
北帕的春天和夏天非常漂亮，当冬天里嘶吼的大风渐渐弱了下来，忽然之间全城开满了艳丽的樱花、杜鹃花和玫瑰花，城里有一个漂亮的公园，其中的玫瑰园里种满各种漂亮的玫瑰，每到夏季争奇斗艳，空气中散发着令人陶醉的香气，玫瑰是北帕的市花。这个公园还有不少儿童游乐设施，我家孩子特别喜欢在这里玩，新西兰儿童节那天尤其热闹。
在北帕生活的中国人
北帕聚了一批中国人，九十年代中期，新西兰开始陆续接收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大多数移民都会选择留在奥克兰生活，只有少部分想要读书的人才会南下，所以北帕的中国人大部分都是梅西的学生。这些从大陆来的人中又分为几类，一类是技术移民，出国前都是高校的老师或机关干部，那个年代公务员和大学老师都是穷人，家里连电话都没有，更不要说车和房子了，到了新西兰后非常满足，他们串门时最喜欢说的话就是：你这个房子不错呀!有二十四小时热水，完全是局级待遇了!另一类移民则有些积蓄，出国前都是成功的生意人，到了新西兰有不小落差，不安于过平淡的日子，但又找不到创业的机会，意志消沉、郁闷，有些人甚至因家庭矛盾而分手，原本挺恩爱的夫妻就那么散了，人生无常，想来令人扼腕叹息。
还有一类人是公派留学生，梅西是新西兰最大的大学，离惠灵顿中国使馆又不远，便于教育处的人监管。梅西大学的食品加工、农业和畜牧业专业都是世界一流的，公派学生一般都读这些专业。不过，公派学生们挺痛恨使馆教育处的人，其中有一个家伙经常开着使馆的“大奔”来北帕，每次来都要这些留学生们请客吃饭，求他办事还要送礼，这些公派留学生并不富裕，但所有的东西又都卡在他手里，没人敢得罪他，只有私下里恨恨的。有一次党和国家一位领导人到访新西兰，使馆组织公派生去惠灵顿欢迎，晚上说要等着接见合影，结果等到半夜又说取消了，把我一个博士生老友气得半死，他读的是种子专业，从不关心政治，也没有“叛逃”的念头，后来说什么也要移民，不想再回国了。也许，公派留学生是北帕最纠结的一批中国人。
不过，在梅西也有少量自费留学生，个别还是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以语言学生身份来新西兰，后来转成移民的，这部分人的经历最为艰辛。他们当初持学生签证呆在新西兰，要靠打工挣钱交学费，才能维持合法的留学生身份。有个北京来的老友讲起他们当年的生活来，还是不胜唏嘘。他们当年十几人合伙在奥克兰租一套房子，睡觉时人挨着人，他的床头挨着一位广东兄弟，半夜下班回来一定会坐在床头喝完那碗煲好的靓汤才能睡觉，呼噜呼噜的声音没完没了，让他每天备受煎熬。也许是离开国内太久，他非常看不惯这些开好车、住大房子的新移民，总怀疑这帮人一定是贪污了大笔公款逃出来的，观点多少有些偏激，与后来的富裕新移民有不小的代沟。
那个年代，北帕没有中国人的商店，周末到早市买菜是必做的功课。新西兰人只会养牛羊，不会种菜，八十年代为了解决吃菜问题，从中国广东“进口”了一批菜农，北帕的早市上能够买到的中国菜都出于这些农民，据说当年那个村子里的人最后都来到新西兰，连大队书记都来了。更有意思的是，不少女人嫁给当地的农民，能讲一口地道的新西兰土话，但却认不出多少个单词。早市上的蔬菜、水果品种丰富，而且价钱特别便宜，不像温哥华的早市，农副产品又贵又不好。
除了周末逛早市，最有意思的事情是逛GarageSale，每个周末当地的报纸都会在分类广告栏目上免费为大家刊登这方面的消息，买一份报纸查好内容和地址，周六一早开车转悠，我们这些穷学生几乎家具都是买二手的，价钱非常便宜，我在离开北帕时，也是登报把家具和电器都卖掉的。在新西兰租房子，与加拿大一样，通常都是不带家具的，退租时必须把家具全部清理干净，所以Garage Sale是一种流行文化，即使是富人也一样会逛一逛，不像中国的富豪觉得那简直是丢人。新西兰的家具非常昂贵，我曾经请教过北帕一个家具店的老板，他说新西兰虽然出口大量木材，但人口太少，零售业难做，他这个店一年也卖不了几件，即使你降价促销也没用，家具都是耐用品，几十年都不会坏，更新的量就很小，不卖贵一点怎么能负担成本呢?
中国人周末经常举行一些家庭聚会，各家轮流请客，朋友们凑到一起吃顿饭，聊一聊天。此外，中国人最热衷去的地方还有教堂，其实许多人未必是去侍奉主，更多地恐怕是当作一种社交聚会。台湾人的教堂并不排斥大陆人，而且经常举行宴会，大家自带一些自己做的菜，大家聚在一起先是唱歌，喊一喊：主呀，阿门!然后就开始聚餐，气氛十分热烈，许多中国人乐此不疲。
到了夏季，北帕的天气阳光灿烂，少雨少风，是户外活动的季节，城市周围有不少果园，可以采摘草莓等新鲜水果。在梅西读书的那段时间，我们全家开车几乎游遍了新西兰的南岛、北岛，周末很少呆在家里，尽管北帕的生活比较单调，但开车旅游还是非常惬意的事情，新西兰的山水真是美不胜收，有雄伟的高山大海，浩瀚的江河湖泊，秀美的森林草场，也有漂亮的城镇乡村。作为旅游之国，不论是旅馆餐厅，还是景点设施，都可以说堪称一流，即使是再偏僻的乡野，你也不用为吃住发愁。即使是离开那么多年了，当年在新西兰度过的美好时光，如今想起来依然历历在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