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居简出的宋美龄却从不缺席她自己每年三月的生日庆祝会，来宾包括朋友、亲戚以及身着喜庆红衣的台湾“妇女同盟会”成员。盛会为期两天，前一夜先在宋美龄侄女罗丝密德的家里欢聚，然后在格雷西街10号的宋美龄寓所用晚餐。走下楼梯露面的那一刻，她总是光彩照人，在孩子们一拥而上一番亲吻之后，她被护送进餐厅。而当告别客人上楼时，她总是像女皇般挥手，并用坚定的嗓音说：“各位，再见！”
宋美龄人生的最后十年，她的侄子每年来看她两次，当被问到宋美龄是否神智清楚时，他说，“她以自己的方式保持着清醒”。宋美龄有时会把他当成别人，所以他们的谈话也有些异常。 据说，宋美龄每天都接到来自台湾的报告，多是秘书做的剪报，以及她最喜欢的杂志。她对侄子说：“我姐妹们死了，我的兄弟们也死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上帝留下了我。”在整整一周内，她每天都提起同样的问题，有一天她似乎找到了答案，认为上帝留下她，是为了让她带领那些没有皈依耶稣基督的家人。 对宋美龄来说，家人永远是她关注的重点。
2002年5月，宋美龄如常庆祝了她的105岁生日，“她在紫色锦缎上佩戴了翡翠珠宝， 看上去状态极好”。而第二年，她不再能和亲朋好友们聚在一起欢度这一年一度的盛会了。她被肺炎击垮，并因此住院。 几个月后，她的感冒再次发展成轻微的肺炎症状。10月23日晚上11点17分，宋美龄非常平静地在卧室床上安然逝世。 她的侄女、侄女婿和另外一位不知名的家庭成员在她临终时陪伴着她。 据一位格雷西街10号的住客说，移灵的过程宁静、庄重而神圣，由一名年轻的护卫在车道上守卫着宋美龄的遗体上灵车。街道上却乱成一片，摄影记者试图冲破警察的封锁，抢拍几张照片。2003年11月，宋美龄的葬礼在纽约公园大道举行。
两个女人的缘分
在1999年前后，宋美龄的人生就已经引起了美国专攻女性历史传记的女作家汉娜·帕库拉的关注。1985年以来，每间隔十年左右，汉娜便会在世界范围内，推出一位身居后位的著名女人的传记。她的上一本书，关于德国腓特烈皇后的传记《不凡的女人》出版于1997年。
汉娜今天已届古稀之年，在50岁之前，她对自己作为知识女性的才情与天赋从未有过清晰洞察。汉娜本人的故事可说是自上世纪50年代至今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中上层社会女性探求与改变自身命运的经典写照。她曾对《纽约时报》记者说：“我无法写我自己，这就是我为何写他人的原因。”
汉娜在洛杉矶长大，她的父亲是一个汽车零件制造商，母亲一心希望自己美丽的女儿将来嫁个好老公。犹太裔出身的汉娜与她同时代的很多女性一样，是被当作完美的太太、体面的家庭主妇和母亲来培养的。上世纪中期，正是美国经济繁荣的年代，汉娜也步入她人生的黄金期——青年时代。中学毕业后，虽然汉娜非常想上老牌的著名文理学院拉德克利夫学院，但父母并不希望她将来做一位女学者，而将她送入了韦尔斯利女子学院。这一决定最终使汉娜成为若干年后她第三位传主宋美龄的学妹(宋美龄曾于1913至1917年在韦尔斯利女子学院就读)。就这样，相隔38年的机缘巧合将东西方不同肤色、种族女性的命运暗中缔结在一起。
在韦尔斯利读三年级时，汉娜嫁给了一位金融家，这段美满的婚姻持续到她35岁那年，其丈夫因心脏病发作猝死。4年后，汉娜与著名电影家艾伦·帕库拉结婚，他是电影《杀死一只知更鸟》的制片人，也是《索菲的抉择》、《水门事件》等名片的导演和编剧。当帕库拉先生拍摄电影《水门事件》时，汉娜也找到了自己的职业：传记写作。虽然没有受过专门的训练，但她能自律，极具耐心，且求知欲旺盛。她花了七年时间沉迷于巴尔干历史，为的是写作她的首部作品，玛丽女王的传记《最后的罗曼史》，这部作品1985年出版后，好评如潮，多次再版。那时，汉娜早已步入中年。
汉娜有着天然潇洒的社交风采与自信，但要想成为一位作家，她仍感觉心虚。她的导演丈夫给了她信念上的强力支撑。 汉娜回忆说：“他给予我足够的空间去尝试。那对我而言，是巨大的恩赐。无论成功与否，他都对工作这件事本身保持着敬意。”
1998年11月，汉娜的第二任丈夫——成就卓著的艾伦在70岁时死于纽约长岛高速公路上的一起车祸。那之后，她一心一意投入到自己的创作中。
为撰写宋美龄传，汉娜采访了很多当事人，并从书信、回忆录、论文集与公共文史档案中寻找资料。经过十多年的辛勤努力，《最后的皇后》终于面世，引起强烈反响。书中引用抗战时长期任美国《时代》周刊驻重庆名记白修德的分析，“国民党的行止在外表上看似乎很完美，唯错在领导阶层腐败，秘密政治之残忍，和无法兑现承诺，吸干了中国人民的骨血眼泪”，念及宋美龄为何饱受西方教育，却对丈夫的独裁统治无任何制约，以至于他的执政党迅速沦为一个低效而昏聩无能的政府，作者“总不免感觉她离开韦尔斯利之前，并未能真正学到多少关于西方民主精神与政治的精髓，倒是在麻将桌前虚度了许多大好午后光阴”。
在这本书里，汉娜也对她的新传主——宋美龄表达了女性的同情，认为宋美龄作为一位风姿绰约、怀着新思想的新女性，从美国回到中国后，她所面对的时代，依旧将女人视为丈夫的妻子和儿子的母亲，她的丈夫早有妻室，在婚前就染有性病，因此她不得不独自探索生活的方向。
(摘编自《日本新华侨报》网站 作者:索非 汪晓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