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曾教过我
张晓风
秋深了。
后山的蛩吟在雨中渲染开来，台北在一片灯雾里，她已经不在这个城市里了。
记忆似乎也是从雨夜开始的，那时她办了一个编剧班，我去听课;那时候是冬天，冰冷的雨整天落着，同学们渐渐都不来了，喧哗着雨声和车声的罗斯福路经常显得异样的凄凉，我忽然发现我不能逃课了，我不能使她一个人丢给空空的教室。我必须按时去上课。
我常记得她提着百宝杂陈的皮包，吃力地爬上三楼，坐下来常是一阵咳嗽，冷天对她的气管非常不好，她咳嗽得很吃力，常常憋得透不过气，可是在下一阵咳嗽出现之前，她还是争取时间多讲几句书。
不知道为什么，想起她的时候总是想起她提着皮包，佝着背踽踽行来的样子--仿佛己走了几千年，从老式的师道里走出来，从湮远的古剧场里走出来，又仿佛已走几万里地，并且涉过最荒凉的大漠，去教一个最懵懂的学生。
也许是巧合，有一次我问文化学院戏剧系的学生对她有什么印象，他们也说常记得站在楼上教室里，看她缓缓地提着皮包走上山径的样子。她生平不喜欢照相，但她在我们心中的形象是鲜活的。
那一年她为了纪念父母，设了一个"李圣质先生夫人剧本奖"，她把首奖颁给了我的第一个剧本《画》，她又勉励我们务必演出。在认识她以前，我从来不相信自己会投入舞台剧的工作--我不相信我会那么傻，可是，毕竟我也傻了，一个人只有在被另一个傻瓜的精神震撼之后，才能可能成为新起的傻瓜。
常有人问我为什么写舞台剧，我也许有很多理由，但最初的理由是"我遇见了一个老师"。我不是一个有计划的人，我唯一做事的理由是："如果我喜欢那个人，我就跟他一起做"。在教书之余，在家务和孩子之余，在许多繁杂的事务之余，每年要完成一部戏是一件压得死人的工作，可是我仍然做了，我不能让她失望。
在《画》之后，我们推出了《无比的爱》、《第五墙》、《武陵人》、《自烹》(仅在香港演出)、《和氏壁》和今年即将上演的《第三者》，合作的人如导演黄以功，舞台设计聂光炎，也都是她的学生。
我还记得，去年八月，我写完《和氏壁》，半夜里叫了一部车到新店去叩她的门，当时我来不及誊录，就把原稿给呈她看。第二天一清早她的电话就来了，她鼓励我，称赞我，又嘱咐我好好筹演，听到她的电话，我感动不已，她一定是漏夜不眠赶着看的。现在回想起来不免内疚，是她太温厚的爱把我宠坏了吧，为什么我兴冲冲地去半夜叩门的时候就不曾想想她的年龄和她的身体呢?她那时候已经在病着吧?还是她活得太乐观太积极，使我们都忘了她的年龄和身体呢?
我曾应幼狮文艺之邀为她写一篇生平介绍和年表，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仔细观察她的生活，她吃得很少，(家里倒是常有点心)，穿得也马虎，住宅和家具也只取简单实用，连计程车都不太坐。我记得我把写好的稿子给她看过，她只说："写得太好了--我哪里有这么好?"接着她又说："看了你的文章别人会误会我很孤单，其实我最爱热闹，亲戚朋友大家都来了我才喜欢呢!"
那是真的，她的独身生活过得平静、热闹而又温暖，她喜欢一切愉悦的东西，她像孩子。很少看见独身的女人那样爱小孩的，当然小孩也爱她，她只陪小孩玩，送他们巧克力，她跟小孩在一起的时候只是小孩，不是学者，不是教授，不是委员。
有一夜，我在病房外碰见她所教过的两个女学生，说是女学生，其实已是孩子读大学的华发妈妈了，那还是她在大学毕业和进入研究所之间的一年，在广东培道中学所教的学生，算来已接近半世纪了。(李老师早年尝用英文写过一个剧本《半世纪》，内容系写一传教干终身奉献的故事，其实现在看看，她自己也是一个奉献了半世纪的传教士)我们一起坐在廊上聊天的时候，那太太掏出她儿子从台中写来的信，信上记挂着李老师，那大男孩说："除了爸妈，我最想念的就是她了。"--她就是这样一个被别人怀念，被别人爱的人。
作为她的学生，有时不免想知道她的爱情，对于一个爱美、爱生命的人而言，很难想象她从来没有恋爱过，当然，谁也不好意思直截地问她，我因写年表之便稍微探索了一下，我问她："你平生有没有什么人影响你最多的?"
"有，我的父亲，他那样为真理不退不让的态度给了我极大的影响，我的笔名雨初(李老先生的名字是李兆霖，字雨初，圣质则是家谱上的排名)就是为了纪念他"。除了长辈，我也指平辈，平辈之中有没有朋友是你所佩服而给了你终生的影响的。"她思索了一下说："有的，我有一个男同学，功课很好，不认识他以前我只喜欢玩，不大看得起用功的人，写作也只觉得单凭才气就可以，可是他劝导我，使我明白好好用功的重要，光凭才气是不行的--我至今还在用功，可以说是受他的影响。"
作为一个女孩子、我很难相信一个女孩既折服于一个男孩而不爱他的，但我不知道那个书念得极好的男孩现今在哪里，他们有没有相爱过?我甚至不也问他叫什么名字。他们之间也许什么都没有开始，什么都没有发生--当然，我倒是宁可相信有一段美丽的故事被岁月遗落了。
据她在培道教过的两个女学生说："倒也不是特别抱什么独身主义，只是没有碰到一个跟她一样好的人。"我觉得那说法是可信的，要找一个跟她一样有学养、有气度、有原则、有热度的人，质之今世，是太困难了。多半的人总是有学问的人不肯办事，肯办事的没有学问，李老师的孤单何止在婚姻一端，她在提倡剧运的事上也是孤单的啊!
有一次，一位在香港导演舞台剧的江伟先生到台湾来拜见她，我带他去看她，她很高兴，送了他一套签名著名。江先生第二次来台的时候，她还请他吃了一顿饭。也许因为自己是台山人，跟华侨社会比较熟，所以只要听说海外演戏，她就非常快乐、非常兴奋，她有一件超凡的本领，就是在最无可图为的时候，仍然兴致勃勃的，仍然相信明天。
我还记得那一次吃饭，她问我要上哪一家，我因为知道她一向俭省，(她因为俭省惯了，倒从来不觉得自己是在俭省了，所以你从来不会觉得她是一个在吃苦的人)所以建议她去云南人和园吃"过桥面"，她难得胃口极好，一再鼓励我们再叫些东西，她说了一句很慈爱的话："放心叫吧，你们再吃，也不会把我吃穷，不吃，也不会让我富起来。"而今，时方一年，话犹在耳，老师却永远不再吃一口人间的烟火了，宴席一散，就一直散了。
(为纪念中国戏剧导师季曼瑰教授而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