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目前公布的评估方案及试点情况来看，主要手段包括“单位自评”和教育部专家组的实地考察、通讯评议等，而招生和学籍管理、教学质量、师资队伍等是评估的重点。
“有了评估之后，可以比较及时地了解情况，对办学合法不合法、合规不合规，都有了监督的措施。”王立生说。
不过他同时强调：“评估是为了规范，要让学校欢迎这个评估，因为我们是帮忙做诊断，有不规范的地方告诉你应该怎么做，而不是为了在评估之后简单地关掉几个。”
但也有人担心：对中外合作办学的评估会不会如同前几年的本科教学评估一样，引发怨声载道的后果?王立生承认，具体的评估手段和标准需要与时俱进，“合作办学本身是多样化、多层次的，过去的毛病是用一把尺子衡量所有学校，这种情况现在正在改进。”
席酉民则建议，评估可以用很简单、不折腾、不引发“全国性恐慌”的方式操作。“制定、下发一些基本的要求，然后就到社会和市场上去听消息。听说哪个地方不行，随机抽两个专家，事先不打招呼，飞到那个学校，不要当地接待。检查发现确实不行，黄牌警告;三个月后检查再不行，叫停。”
“各项目的质量由社会和市场认可，千万不要造成大家成天忙着去填表的后果，我在这里好好地办学，你愿意看就来一帮人看吧。这样学校才可真正做到不怕别人检查。”
在7月底的务虚会上，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还透露了其他多项配套措施，包括：成立全国中外合作办学专家评议委员会;推进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审批改革试点;建立全国统一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信息发布平台与违规通报制度，保护学生合法权益;探索建立中外合作办学质量认证制度。
实际上，国外高校也要接受“评估”，只不过，评估机构多为具备公信力的独立组织。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证署(QAA)就曾多次派官员到中国评估那些需要授予英国文凭的合办机构和项目。
但更多不授予国外文凭的机构和项目则往往不在外国人的视线内。
国内大学“同化”国外大学?
翻看教育部核准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名单可以发现，无论中方还是外方，大部分合作者都并非一流大学，中国的二、三本院校是合作的主力。这一点在本科阶段的合作办学中尤为明显，北大、清华和哈佛、剑桥等名校都没有开展合作办学项目。
“一流大学大多希望搞研究生教育，加强研究，成本也低。”席酉民说。
不过，也有一些意图抢占国际教育市场的名校正在接近中国，希望在中国开设涵盖本科及研究生教育的分校。最新的例子便是筹建中的上海纽约大学。
但类似的例子并不多，而且有的合作颇为坎坷。比如有“南方哈佛”之称的美国杜克大学，几年前就开始在江苏昆山筹建分校。然而，学校还没开张，原先的合作伙伴上海交通大学就退出了。
杜克官方宣称，合作破裂是因为双方在师资招聘、课程体系设置等方面存在分歧。
与上海交通大学分道扬镳后，杜克副校长Greg Jones称，要寻找一个“沉默的支持者”(silent sponsor)。现在，他们找到了武汉大学，新的合作协议将使杜克享有课程、师资、管理等方面的控制权。
但杜克在中国的办学前景依然不甚明朗，杜克内部的反对之声不绝于耳，“多事”的教授们纷纷质疑：在学校面临财政压力、削减预算的时候，为什么还要花钱去海外扩张?新的合作伙伴武汉大学为什么在国际排名上比上海交大差那么多?为什么要选择昆山，而不是其他大都市?
另一现象是，现有的很多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往往变成了国内大学“同化”国外大学，而不是人们期待的被国外大学“同化”。
苏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尤小立曾撰文指出类似的问题。在他看来，西方大学教育理念和教学方式的辐射作用并没有真正地体现出来：大学之间缺乏有效互动，正反两方面经验并没有真正影响到作为合作一方的国内大学，成为提升后者教学质量和管理能力的催化剂;反倒是中国式的应试教育正渗透到合办的大学中，考级、考证也同样受到追捧。
有学者曾建议，应该创造条件，允许世界一流大学独立来内地办分校，而非一定要找到一个合作伙伴，这或许能够真正促进我国高等教育的市场竞争。
但至少在目前，出于对“教育主权”的重视，教育主管部门不会采纳这一提议。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司长张秀琴曾公开表示：要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要“维护我国教育利益，防范教育倾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