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日本《中文导报》报道，2009年5月12日，距离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经过了一周年。在这一年里，虽然有来自国家的救助、各地的捐献、多方的关爱，但是灾区人民如何度过震后最艰难的岁月，非亲临其境者无以体会。尤其是巨大灾难发生以来，众多地震亲历者，尤其是孩子们的心灵如何得到调整和安慰，成为灾后救援的一个大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从日本留学归国的临床心理研究人员陈孜发挥了独特作用。
陈孜1997年11月赴日留学，2007年毕业于熊本大学“脑病态学”博士课程。同年回国后，她在成都医学院从事精神和心理医学的临床诊治以及教学工作，后进入四川省应用心理学研究中心工作。在地震一周年后的今天，陈孜接受《中文导报》专访时，对当时震区的状况依然记忆犹新。
陈孜介绍说，她本人尽管在日本学习了“临床行动科学”，但只针对普通的人格障碍。地震发生后，面对如此大规模的灾难，所有人都措手不及。对于可能大量发生的“创伤后应急障碍”(PTSP)，全中国都缺乏精神医学和心理援助方面的准备，更没有日本那样完整的防灾对策。但是，即使一切从零开始，她和同伴们还是立刻投入了救援工作。
陈孜说，幸亏自己留学日本，懂日语，灾后马上上网查找日本方面的对应手册，从日本红十字会和相关医疗网站上获得了信息。自己是一边学，一边干，同时也把日本的心理救援方法教给大家。地震发生一周后，日本临床心理学会就派人员进入灾区，他们很确切地教给中方人员心理救援的具体方法、实用技术和注意事项，这对灾区现地的心理救治特别有用。
震后一年来，受灾人群的心理救援一直是个大问题。由于失去亲人的痛苦、超强的工作压力，还有各种环境因素，最近灾区出现了几起干部自杀事件，令人悲痛，不过，几天前刚才灾区回到成都的陈孜告诉记者，她感受到灾区人民的群体心理状况，特别是孩子们的心理反应，要比想象的乐观许多。
陈孜接触到许多青少年和孩子们，心理恢复得比较快。有一位14岁的孩子来自阿坝州，母亲是马尔康县副县长，父亲是教师，在地震抢险救援中都牺牲在工作岗位上，他成了孤儿。在灾后翻越大山的逃难路上，他还看到不断滚落的山石砸死同伴，还有缺乏药物救治而使受伤者死去的悲残景象。象他这样幼小的年纪，看到血淋淋的负面场景太多，用专业术语来描述就是“暴露强度”太强了，特别需要进行心理救援。但一年以来，这个孩子表现得很坚强，没有特别不良的心理反应。陈孜说，这应归功于老师的照顾、社会的关爱做得比较好。
但是，学校的老师，地方的工作人员等，本人也是受灾群众。他们除承受自己的家庭损失、丧亲之痛以外，还必须照顾孩子，救助灾民，工作压力特别大，几乎超出了本人能够承受的范围。对于外来救援人员来说，由于灾区人手不够，一个人都需承担许多工作，根本顾不上在日本比较受关注的“救援人员二次受伤”问题。陈孜说，不少工作人员在救援过程中不断累加负面情绪，却找不到释放和排遣的渠道。日本的惯例是，救援人员必须两个人一组一起行动，但中国尚无成熟的救援体制，人手不足，一人顶俩。地震一周年前后，陈孜又去了北川、绵阳、都江堰等地，见到仍然住在临时过渡房里的群众，还有那些孩子，心理很沉重。她看到所有的人都分身乏术，疲于奔命，自己的感觉也是身心俱疲。
据了解，在成都，从日本留学回国，从事心理学工作的有三位。除了陈孜毕业于熊本大学，搞临床心理治疗和研究以外，还有一位毕业于千叶大学，在华西病院从事护理心理工作，另一位毕业于神户大学，在四川师范大学从事教育心理的研究与教学。这三位来自日本的海归人士，在参加震后恢复的专家组工作会议时会经常碰头，交流信息。
陈孜留日期间，曾是东华教育财团的受奖者，可谓是日本华侨社会培养起来的优秀留学生。2008年，她曾作为日中青少年交流团四川灾区青年分团团长，带领灾区的孩子们来日访问，进行心理疗养。她现在正在研究这种异国疗养方式是否适合于地震灾区的孩子们，并从积极与消级两方面来探讨其心理影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