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国留学人员越来越年轻,如何留住青年一代精英，事关民族未来。
王通讯接受本报专访。
7月10日，本报刊发《高中生抢滩“洋高考”调查》一文，引发读者热议，其中不乏有识之士对留学人数持续增加、留学生年龄越来越小这一新留学趋势心存隐忧。
更有数据表明，不光放弃高考赴海外读书的高中生明显增多，办理赴海外读高中的学生也比往年增加了两到三成。不久前刚刚出版的《人才战争》一书更是大声疾呼：中国已经是目前世界上数量最大、损失最多的人才流失国之一。
以小见大，留学热潮可能带来的人才流失，无疑将直接影响21世纪中国在国际人才战场上的成败得失。高中大学留不住尖子生、企业研究所要不到一流人才，国内还能留住青年一代精英吗？这个问题的答案同样事关民族未来。
“21世纪什么最重要？人才！”葛优在电影《天下无贼》里的一句台词如今已变成经典。
但事实是，相比较中国刚刚加入WTO不久人们对人才外流焦虑甚至恐慌的情绪，如今绝大多数人对大规模留学潮已经习以为常。
将要出去，是否回来？
下个月，毕业于清华大学自动化系的Alex将启程赴美攻读MBA。工科出身，一毕业就进入全球500强中排名前三的跨国公司转行做管理，几年来辗转广州、北京、马来西亚等地。
将来是否回国，他还没有想好，“但就商科来讲，中国的机会更多，回来的可能性更大。”只是他此前已经到美国继续攻读理工科的同学，回国前景并不乐观。
“国外不论在科研设备和研究环境上，都要优于国内。在国内，你很难想象，不去拉项目就能拿到科研经费。在浮躁的心态之下做研究，不太可能。”
前几年数据显示，自1985年以来，清华大学高科技专业毕业生80%去了美国，北京大学这一比例为76%。“基本上也能反映现在的情况。”《人才战争》一书的作者、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王耀辉表示。
青年精英的外流与流失背后，反映了国内科研、企业机构吸引力的匮乏——从科研机构用人机制、科研环境到薪酬标准，国内外都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
参加了第一届留交会、1999年在广州创业的哈佛海归袁建华，如今在广州已创业多年。1992年，袁建华以访问学者、博士后和客座研究员的身份在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免疫和传染病系工作了5年。1997年，袁建华移居加拿大并建立了自己的公司。1999年8月袁建华回到广州，创办了广州杰特免疫诊断制品有限公司。
创业初期，广州市政府为袁建华提供了免费两年的办公和研究用房，提供了低价的留学人员周转公寓，以及10万元的无偿资助；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则为杰特的项目提供了100万元的无息科技贷款。公司年销售收入已达3000余万元，袁建华对公司将来的发展很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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