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现在的爱国主义和过去的不一样，时代背景变了，但爱国主义的内涵永远不会改变，个人的荣辱系于国之盛衰。”6月10日上午，两院院士师昌绪就爱国主义主题接受了《科学时报》记者专访。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新办公楼宽敞的办公室里，师老身穿朴素的夹克衫，正在翻阅今年两院院士增选的资料。如果不出去开会，来办公室仍是这位89岁老人的日常功课。
而这天早上，记者已是他接待的第四批客人。乐于助人的特质在这位老人身上几十年如一日。
争取回国就如同一场战争
话题从头一天师老考察新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开始。
师老说，新奥能源基地从领导到学科带头人都有多年的海外工作经验和学术成就。他说自己在座谈会上直言不讳：“你们回来一者是因为爱国，二者也因为中国现在发展很快，需要人才。你们应该充分利用中国的人力资源、科研设施，办好这个研究院，而不仅仅是依靠几个精英，否则不用回国。我们那时候回国是完全出于爱国主义。”
说起师老的回国，就像他自己形容的——“如同一场战争”。
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麦卡锡主义猖獗。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1951年9月美国禁止学习理工及医学的中国留学生离开。中国留学生“有家不能归”，精神备受折磨。1952年，已经获得博士学位的师昌绪在麻省理工学院从事相变与高强度钢的研究。
为争取美国开放禁令，允许中国留学生回国，师昌绪带头多方联络，勇敢地向美国人士宣传解说，集体写信给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要求撤掉禁令，同时印刷200多封信投递给美国报界、议员和民众团体。
时隔半个世纪的风雨，回忆起那些战斗岁月，师昌绪说：“我这个人比较胆大，对生死看得比较淡泊。”只是对那个不知所终的油印机，他颇有些遗憾——回国时油印机被拆成零件装箱带回，在沈阳金属所发挥了余热。可惜的是，这件本应保留在博物馆的珍贵文物后来去向不明。
这些活动引起了美国新闻界的关注。后来经过各种努力，在美中国留学生终于得到美方的释放令。导师柯恩教授问他：“如果因为职务低、挣钱少的话，我可以帮忙。”师昌绪谢绝说：“都不是。在美国我无关紧要，但我的祖国需要我！我是中国人，中国需要我！”
1955年6月，师昌绪终于登上了开往香港的客轮，开始了他报效祖国的征程。
中国科学院院士柯俊曾撰文评述说：“如果说这7年不平凡的学术锻炼、在美国科学技术最高学府的科研成果是师昌绪在中外技术史上铮佼初露，则他当年和美国政府对共产主义的惶恐、对中华民族的欺凌的斗争，更表现了师昌绪的铮铮铁骨。”
20世纪60年代初，为提高发动机性能，师昌绪承担了搞空心涡轮叶片的任务。在缺乏资料、设备简陋，工作和生活条件都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师昌绪领导了我国第一代空心涡轮叶片的成功研制，采用科研、设计、生产相结合的形式，使我国航空发动机性能上了一个新台阶，而且只比美国晚了5年，当时英国和苏联都还没有。因为工艺难度大，又有自主产权，大面积推广到工厂和使用部门，已生产了40万片，至今仍在我国先进机种上使用。
“当时搞空心叶片，光金属所就有上百人工作，还有航空发动机设计所、606所、410厂很多外单位的同志。这么大的一个集体，我当组长，团结到一起，非常需要耐心和平等待人的心态。如果总是争名夺利，争论谁的作用大、谁的作用小，那工作很难开展得好。”师老说，回忆起来，似乎当时发生争执的几率不多，“主要是靠心正，更不为自己争取什么，在群众中有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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