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施一公(图片来源：资料图)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晏子春秋·内篇杂下》
人才与环境
从1982年至1989年，共有422位年轻的生物专业学生被中美生物化学联合招生项目(英文简称CUSBEA)录取，赴美攻读博士学位。这些当年的留学生如今大多数已成为各个领域的领军人才。据不完全统计(IUBMB Life 61〈6〉：555-565, June 2009)，CUSBEA学生中至少有79位在国内外著名大学里担任正教授，其中包括王晓东(Texas Southwestern Medical Center)、王小凡(Duke)、袁钧瑛(Harvard)、施扬(Harvard)、林海帆(Yale)、管坤良(UCSD)、骆利群(Stanford)、韩珉(Colorado)、熊跃(UNC)等一大批生命科学的杰出人才，还有相当一批CUSBEA留学生成为生物医药企业、法律界、医学领域的高端人才。他们的成功得益于美国一流大学和社会优秀的人才培养环境。如果没有CUSBEA项目把他们送到美国留学、工作，而是立足于国内培养，很难想象今天会是什么情形。
毫无疑问，这些CUSBEA留学生出国前已具备优秀的内因，是优秀的种子，之后经过优秀环境的孕育培养，现在则成为枝繁叶茂的栋梁之才。种子的发育、作物的生长都依赖于土壤，贫瘠的土壤不可能培育出壮实的作物，但作物的存在和生长也可以改良土壤，并为将来的种子发育、后代作物生长提供条件。移植来的作物能否在相对贫瘠的土壤里继续生根发芽、茁壮成长，取决于土壤是否具备最基本的营养成分，同时也取决于该作物能否适应迁移后的土壤。
土壤与作物好比是环境与人才。人才的培养需要良好的环境，包括鼓励创新的科技体制、着重能力培养的教育体制以及正气理性的浓厚学术氛围。然而，人才同时也可以改善和改良环境。国内人才的作用毋庸置疑，他们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迅速发展的引擎。
时至今日，中国要进一步提高竞争力，成为科技强国，在原有人才结构的基础上大力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将可以加快科技教育体制的改革创新、培养一流的学术氛围。
人才的培养和引进
人才培养和人才引进，究竟哪个更重要？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单选题，答案也不是非此即彼，而是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发展阶段，与其人才培养的环境密切相关。
对于美国这样一个科学技术领先于世界的国家而言，其未来发展所需的人才基本可以依靠自身培养；同时，美国具有优秀的人才培养环境和相对完善的教育科技体制，为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和成长提供了保障。但是，相对于世界发达国家，中国目前还不是科技强国，培养高层次人才的环境也相对贫瘠，科技体制充斥潜规则、没有起到足够的鼓励创新的作用，教育体制也存在比较严重的问题，这样的环境制约了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和成长，也限制了引进的年轻人才的发展。我们的长远目标是自主培养高层次人才，但是，受各种条件限制，中国在现阶段及今后一段时间，要改善其土壤的一个捷径是大力度从海外引进高层次人才，同时大力推动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的深层改革，从而逐步改进改善高层次人才培养的环境。
必须意识到，高层次人才引进的目的不只是在某些领域加强中国的研究实力，更重要的是为了让这些高层次人才立足于国内环境，培养杰出青年人才并积极参与到人才培养环境的改善中来。
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的历史契机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大批留学生出国深造。但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和成长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例如，在生物医学和生物技术领域，1997年仅有不足100名改革开放以后出国留学的中国人在美国主要研究型大学及科研院所担任助理教授、副教授和教授，其中教授寥寥无几。而过去10年，这个数字突飞猛进，2007年就已高达3000余名，包括800多名正教授，其中相当一部分已成为其所在科技前沿领域的世界一流学者，在国际学术界占据重要地位。这种巨大的人员储备为中国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历史契机。改革开放30年，终于到了收获我国留学政策果实的时候了！这一点，可谓天时。
尽管近年来回国人才不断增多，但应该看到，高层次人才中最优秀的绝大多数仍然滞留海外，这是我国的巨大损失。尽管多年旅居海外，但这批人才中的相当一部分高度关注中国的发展和振兴，对祖国有很高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许多人涌动全时回国工作的激情。这一点，可谓人和。
同时，我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全面崛起，经济实力大大增强，正在从大国走向强国。国家制定了科教兴国、人才强国的战略，其核心是急需相当数量的高质量、高层次人才。这一点，可谓地利。
天时、地利、人和，中国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的历史契机已经成熟。
归国高层次人才的历史责任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飞速发展有目共睹。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就有海外留学人员回国创新创业，并迅速成为科技教育的中坚力量；过去20年，引进人才在中国的发展中更是起到了关键作用，他们在科技、教育、经济、产业等各方面担当重任。去年卸任的教育部部长、现任中国工程院院长周济以及现任科技部部长万钢和卫生部部长陈竺分别在美国、德国和法国获得博士学位，搜狐公司的创始人及首席执行官张朝阳和中星微电子公司董事长邓中翰则于上世纪90年代分别在MIT和UC-Berkeley获得博士学位，他们都是早期归国人才的代表性人物。
而今，归国高层次人才理应继续担负起历史和国家赋予的责任。我认为，这些人才应该有两方面的责任：第一，专业责任；第二，社会责任。
作为各个领域的专家，每位归国高层次人才毋庸置疑的一个本职工作就是要继续立足于专业，在中国的土壤上努力做出世界一流的工作，同时培养优秀的年轻后备军，促进本领域尽快与国际接轨，力求达到世界一流水平直至引领世界。对我而言，这项本职工作就是在我的专业领域结构生物学继续高水平的研究工作，立足清华大学培养优秀的博士生和年轻科学家。全职回国两年多以来，我的清华团队作出了重要成果，得到了国际同行的充分认可，这也是我履行社会责任的基础。中国的土壤可以培养人才，但还不是最肥沃的土壤，中国的科技体制还不完善，甚至某些方面很不合理。帮助中国进一步完善科技体制和政策是所有归国高层次人才义不容辞的社会、历史责任。这些人大都在欧美发达国家学习、工作、生活过多年，熟悉国外的职业准则和体制机制，回国之后，应该发扬“拿来主义”的精神，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针对中国现状，努力介绍推行在国外学到的合理的、有优势的、适用于中国的机制或体制，并且身体力行职业道德，促进中国科技体制的改善以及科技政策的完善，改良人才培养的土壤。
结束语
两年前，一位刚刚从海外归来、加盟清华生命科学的年轻教授在与我的第一次正式谈话中很坦率地问道：“一公，你觉得我需要每周花多少时间出去拉关系？以便将来在基金申请等方面得到照顾。”我不假思索地回答：“一分钟都不需要！我相信，你在中国靠实力可以崛起，其他像你一样的年轻人也一样完全可以靠实力崛起！”此话代表了我的心声与理想。
我坚信，在中国不久的将来，年轻人才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实力脱颖而出，在中国持续做出一大批世界级的工作。而这种局面的出现，又会进一步吸引全世界最优秀的年轻人才涌向中国。这该是多美好的前景！最富有创造力的永远是这些三四十岁的年轻科学家，但他们也最容易受到潜规则的伤害(They are most vulnerable!)。只有当我们的年轻一代可以无忧无虑地尽情发挥他们的创造力的时候，我们的人才政策才是真正成功了，我们才真正拥有了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环境。
让我们每个人共同努力，创造人才成长的沃土。(施一公作者系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