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督执纪的四种形态是什么
提出
2015年9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在福建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党员和群众代表对修订廉政准则和党纪处分条例的意见建议。
王岐山指出，纪委要聚焦聚焦再聚焦，围绕“四种形态”，把监督执纪问责做深做细做实。
具体
“四种形态”为：
第一种：党内关系要正常化，批评和自我批评要经常开展，让咬耳扯袖、红脸出汗成为常态。
第二种：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要成为大多数。
第三种：对严重违纪的重处分、作出重大职务调整应当是少数。
第四种：而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的只能是极极少数。
“四种形态”是全面从严治党重大创新
王岐山同志在福建调研时强调：党内关系要正常化，批评和自我批评要经常开展，让咬耳扯袖、红脸出汗成为常态;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要成为大多数;对严重违纪的重处分、作出重大职务调整应当是少数;而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的只能是极极少数。这“四种形态”科学回答了“用什么执纪、为什么监督”等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对于挺纪在前、执纪必严，以纪律建设推进从严治党、依规治党，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和丰富实践价值。
“四种形态”凸显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智慧和战略自信
战略高度决定战略价值。完成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任务，关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关乎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和长期执政地位，需要高度的政治自觉和高超的政治智慧。纪委作为管党治党的重要力量，依据党章履行监督执纪问责的神圣职责，必须围绕党在一个时期的中心工作来开展。“四种形态”是党内监督特别是纪律审查的创新理论成果，表明党中央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下，更加自信地把监督资源投放到党的建设最前沿，更加自觉地把执纪力量下沉到管党治党第一线。
既管重点又管全面。全面从严治党，每名党员、每个党组织都在其中、不能例外。用纪律管得住“关键少数”，也管得了最大多数，才叫全面从严。“四种形态”针对党员干部违纪行为的共性规律，描画出从量变到质变的梯度轨迹，给出了由轻到重的因应之策，呈现点面结合、纲举目张的合围之势。其中，对“少数、极极少数”施以重拳、施加重典，对“常态、大多数”则强调监督教育管理的平日之功，谋一域不忘谋全局，思一时不忘思万世，实乃用心良苦、思深虑远，必须久久为功、孜孜以求。
既清存量又阻增量。对作风和腐败问题必须打一场持久战。不论减少腐败存量还是遏制腐败增量，都要有多样化的执纪监督方式。“四种形态”归纳出歪风顽疾存续的“四种状态”，给清理已发、震慑新发以路径指引。其中，以重处分、重大职务调整、立案审查等雷霆手段清存量、遏增量，强化“不敢腐”;以咬耳扯袖、红脸出汗、轻处分和组织处理等柔性措施，增强党纪存在感，提高制度执行力，让党员将党纪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从被动敬畏到自觉遵循。由此，把纪律管到位、严到份，为阻增量和“不能腐、不想腐”夯实基础。
既严治标又善治本。严于治标和善于治本殊途同归，治标有效才能治本有道。从纪律上严格起来，抓早抓小，既体现了惩、又体现了治，既是治标之举、又是治本之计。“四种形态”如同给纪律之尺打上“四道刻度”，表面上衡量的是违纪行为，指向的却是深层党性观念和党纪意识。通过诫勉谈话、函询提醒、组织处理、纪律处分、立案审查等多种方式，将违纪行为表象和思想根源“一网打尽”，实施地毯式排查，是标本兼治的战略抉择。
“四种形态、六大纪律”共同激发纪律建设新动力
从严治党关键在严格执纪。守住纪律这条底线，就不至于出现系统性风险。党的十八大以来，纪委作为党内监督专责机构，改变惯性思维、找准职责定位，以体制机制改革和组织制度创新推动纪律建设，通过修规和强化执行提升执纪效率。如修订《巡视工作条例》《纪律处分条例》，从静态层面归集出“六大纪律”，解决“用什么纪律管”的问题;紧扣中央精神和工作实际明确“四种形态”，对监督执纪进行流程再造，从动态视角回答“纪律管什么用”的问题。由此，“四种形态、六大纪律”动静结合、借势聚力，进一步推动纪委回归本位依纪监督、从严执纪，不断释放出纪律建设改革创新的综合效应。
提升“一个能力”。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巡视监督“定点清除、精准打击”的重要思想，具有全局性、方向性意义。纪委在从严治党中切实提高“精准执纪能力”，是纪律建设深入推进的基本路径。“四种形态”内容具体、指向清晰，关键在于提高识别和处置违纪行为的能力，明辨是非曲直，分清轻重缓急，增加监督执纪方式与违纪违规行为的适配度，从而以最小组织代价换取最大纠错效果。这就如同打造了“防虎识别区”和“苍蝇禁飞区”，将党员干部“脱管率”降至低限，让误入歧路者迷途知返，让贪腐既遂者悬崖勒马，防止小病养大、大病恶变。
促进“两责”担当。落实党委主体责任和纪委监督责任，必须以坚强党性和责任担当冲着纪律去，使党员受到纪律的刚性约束。管党治党是党组织的日常工作，批评教育、组织处理、纪律处分等都是党章规定的主体责任。反观大量案例可知，党员干部违纪违法固然有其个体内因，但党组织的“两责”虚化也是不可低估的重要外因。“四种形态”正是“两责”在纪律建设中的具体体现，既是问题清单，也是责任清单，既需党委在净化党内关系等方面主动担当，也需纪委在纪律审查等方面积极作为。落实“两责”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严防责任链条缺环、责任主体缺位，看紧门、管住人，把“四种形态、六大纪律”落到教育提醒、监督管理等日常工作中去，发现苗头马上去管，触犯纪律及时处理，增强履责主动性，增加工作提前量。
推动“三转”提速。“四种形态”如同监测“三转”进程的“路标”，指引纪委回归党章规定，进入到纪律审查方式和执纪绩效评价的新的“改革窗口期”。如果说各级纪委之前落实“三转”要求，已在机构改革和硬件建设上取得明显成效;那么，牵住“四种形态、六大纪律”的牛鼻子，把监督执纪问责做深做细做实，必将带来“三转”大提速，在内涵深化和软件建设方面大有作为。例如，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的谈话函询工作量大大增加，既是抓早抓小、动辄则咎的具体体现，也为做实以“四种形态”为抓手的监督执纪长效机制“预热、加码”。
开辟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双轮驱动”新境界
展望未来，在党的建设全面从严的大背景下，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将步入齐头并进的快车道。国有国法，党有党规。从法理精神来看，“四种形态”作为依规治党的原创成果，既给出了量纪的适用情形，又明确了执纪的“党法解释”，是对党的建设特别是党内监督的更高标准、更严要求和更实举措。而且，由于坚持“纪在法前、纪严于法”，抓住纪律这个根本，就是抓住了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就是找到了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互动关系的“黄金分割线”，必将对正纪反腐的实践进程产生正本清源的深远影响。
首先，在厘清法纪观的基础上凝聚“制度双笼”的整体合力。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中国既有“法律之笼”，也有“纪律之笼”。但若“只盯违法不盯违纪”甚至把纪委视为“党内公检法”，监督执纪者眼里只有大要案，就会造成纪、法两不管的模糊地带，导致党员干部“脱管”后从违纪向违法加速坠落。“四种形态”正是从大量实际案例和惨痛教训中抽象出来的，着力将执纪标准显性化、刚性化，在违纪滑向违法的过程中层层设防，使“以纪律人”和“以法律人”既相区别又相衔接。由此，纪律建设回归本位，也相当于给法治建设以参照系。如随着从严执纪的深化，缺席审判、没收非法所得、加大行贿人财产刑、严重贪腐犯罪终身监禁等修法措施频现，既促进了依法反腐的实践进程，又显示出纪律与法律“双笼合围”的优势。
其次，在转变政绩观的过程中彰显“治病救人”的终极关怀。可以预见，随着“四种形态”的过程规范和结果公开，将大大提升党内纪律审查的职业化、专业化水准，展现出纪律审查与司法检控的差异化程度，确立纪检监察从业者的正确执纪观、政绩观。今后，按照“四种形态”的目标指向，纪委须抓大不放小，既能办大案、打“老虎”，又善用党章党规党纪的语言界说违纪行为，在线索处置、立案审查、审理报告等各环节做到纪在法前，越往后执纪越严，小病快治、小错即纠，改变“好同志”和“阶下囚”之间的“零和博弈”状况，真正体现对党员的严管厚爱和人文关怀。(中国社科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 高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