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复苏基础依然脆弱、各国政策趋向内顾、传统政策工具效果递减的背景下，各界对G20杭州峰会关注和期待不断上升。出国留学网小编为大家搜集了关于g20杭州峰会心得体会相关文章，欢迎阅读。
g20杭州峰会心得体会【一】
在世界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复苏基础依然脆弱、各国政策趋向内顾、传统政策工具效果递减的背景下，各界对G20杭州峰会关注和期待不断上升。为此，G20杭州峰会需在围绕所设议题进行充分交流的基础上，综合考虑代表性、协调性、合理性、有效性等因素，积极引领G20发展更有“方向感”。liuxue86.com
作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论坛”，G20自2008年以来发挥了应对危机、强化监管、推动增长的重要作用。在世界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复苏基础依然脆弱、各国政策趋向内顾、传统政策工具效果递减的背景下，各方都期待G20杭州峰会能够引领世界经济走出长期低增长的“平庸期”，获得快速增长的“新动能”。
为回应各方期待，G20杭州峰会将主题定为“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各成员国领导人将围绕“创新增长方式”“更高效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强劲的国际贸易和投资”“包容和联动式发展”四个议题进行交流，为世界经济发展挖掘新动力，为全球经济治理提供新思路。
创新增长方式 挖掘增长潜力
当前，世界经济正处于新旧动力转换期，复苏脆弱乏力，下行压力难消，传统依靠财政货币政策刺激经济的办法效果越来越弱。与此同时，世界正处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前夜，新技术、新业态不断涌现，科技和管理创新正深刻改变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也正激发世界经济中长期增长潜力。
按照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的说法，创新可以带来新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引领生产要素进行重新组合，形成新的生产函数，进而带来新的经济发展。由此观之，当今世界或许正在迎来一场全球性“创造性破坏”，世界经济发展的“方程式”也将因此被彻底打破重构。
过去几年，各国已意识到创新对未来经济发展的引领作用，纷纷出台新的工业中长期发展战略和创新计划，主动为创新营造良好社会氛围和制度环境。美国2009年颁布《美国国家创新战略》，并于2009、2011、2015年先后进行三次修订，强调政府对创新的支撑作用。
鼓励调动全民创造力;英国2014年发布《我们的增长计划：科学和创新》，把科学和创新置于经济发展计划的核心位置，力争成为全球最适合科技和商业发展的国家;欧盟2012年发布《一个强大的欧盟工业有利于增长和经济复苏》文件，强调以“绿色能源”和“数字制造”等先进技术引领“新工业革命”;德国推出“工业4.0”战略，努力抢占以智能制造为主导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先机;法国连续推出“新工业法国”和“新工业法国II”，着力提升在全球产业和技术竞争中的地位。
中国在2012年中共十八大上明确提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2015年发布《中国制造2025》，提出到2025年迈入制造强国行列，到2035年达到世界制造强国阵营中等水平，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综合实力进入世界制造强国前列;2016年发布《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强调到2050年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
虽然各国普遍意识到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性，但在全球多边场合聚焦创新议题尚无先例。杭州峰会将“创新增长方式”列为四大议题板块之首，可谓顺应时代要求，引领发展方向。本届峰会将创新、新工业革命、数字经济等议题首次纳入议程，强调把握科技创新、新工业革命、数字经济等新要素带来的新机遇，加快实现增长新旧动力转化。
2016年6月，G20杭州峰会第三次协调人会议已原则核可《G20创新增长蓝图》及创新行动计划、新工业革命行动计划和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等，杭州峰会届时将最终讨论并通过这一系列文件。这些文件虽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将成为在全球层面首倡创新发展理念、创新发展行动和创新发展机制的一大创举，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努力方向有重要指导意义，对新一轮全球经济增长有重要引领作用。
构建更高效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
2008年以来，G20峰会在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推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改革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G20历次峰会均强调加强金融监管，推动国际货币金融机构改革，提升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增强机制的合法性、有效性，多次重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份额与治理改革方案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甚至公开督促美国尽快批准落实2010年IMF改革方案。
在各方共同推动下， IMF终于在2015年11月30日落实了延迟多年的改革方案，正式宣布自2016年10月1日起将人民币作为可自由使用货币纳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经调整后，人民币一跃成为SDR篮子中的第三大货币，这是IMF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是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重要成果，标志着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朝更好反映世界权力格局变化迈出了重要一步。
不过，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无论在代表性还是有效性方面都还存在明显“赤字”。尤其是，最近几年传统政策工具的效果递减，主要经济体政策分化明显，国家间宏观经济政策协调难度加大，全球治理机制尚不足以有效规避国家间恶性竞争。
因此，G20杭州峰会仍应加大工作力度，继续推进国际金融机构改革，完善国际货币体系，加强能源、反腐等领域合作，推进各国经济结构性改革，提高全球经济治理的平衡性、可靠性、有效性，为世界经济健康高效运行提供机制保障。
促进国际贸易和投资 重振世界经济活力
受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因素影响，国际贸易增速已连续四年低于世界经济增速。基于贸易和投资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中国接任主席国后倡议在G20框架下设置贸易和投资工作组，邀请世界贸易组织(WTO)、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际贸易中心(ITC)、世界银行(WB)等国际组织提供智力支持，并邀请二十国集团工商界峰会(B20)和二十国集团智库会议(T20)派人参与政策讨论。
贸易和投资工作组已分别在北京、南京、上海召开三次工作会议，并在巴黎加开一次临时工作组会议。2016年7月9—10日，G20贸易部长会议发表G20历史上首份贸易部长声明，研究通过《G20贸易投资工作组工作职责》《G20全球贸易增长战略》《G20全球投资指导原则》，并就加强多边贸易体制、帮助发展中国家和中小企业融入全球价值链达成共识。
此外，面对世界主要经济体宏观经济政策协调难度加大、全球经济治理继续碎片化这一现实，G20杭州峰会应积极倡导构建包容协调的全球价值链，避免价值链的区块化和封闭化，帮助发展中国家及中小企业融入全球价值链并从中获益。
具体而言，峰会应重申WTO在全球经济合作中的核心地位，继续推动多哈回合谈判，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提倡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等跨区域贸易投资协定的透明性和包容性，推动双多边贸易协定谈判与多哈回合谈判同步进行，促进《贸易便利化协定》(TFA)尽快实施。
推动包容联动发展
当今世界面临的另一个大问题是发展的包容性、联动性不够，即发展不能让所有人受益、缺乏可持续性等。一是发展的联动性不够。在多哈回合谈判推进艰难的背景下，区域性、跨区域性贸易投资安排迅速兴起，其中一些制度性安排具有较强封闭性和排他性，或将成为影响全球化进程的负面因素。二是发展的包容性不够。
随着资本金融化、金融全球化，财富分配逐渐向金融从业精英倾斜，各国普遍面临贫富分化问题。三是可持续性问题日益凸显。气候变化、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已经成为全球层面的系统性难题。
为应对这些难题，国际社会正努力寻找解决办法。2015年9月联合国发展峰会通过《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制定了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和169项具体目标，力求在15年内实现消除极端贫困、战胜不平等和不公正、遏制气候变化这三大目标。
2015年12月，巴黎气候变化大会达成《巴黎气候协定》，为2020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做出安排，强调各方将加强对气候变化威胁的全球应对，把全球平均气温升高较工业前水平控制在2℃之内，并为把升温控制在1.5℃之内而努力。全球将尽早实现温室气体排放达到峰值，并在本世纪下半叶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
这两份全球性文件在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问题上可谓意义重大，但如何具体落实却存在诸多困难和不确定性。G20杭州峰会将第一次把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为推动落实这两份重要文件积极努力。首先，杭州峰会将推动制定《G20落实可持续发展议程行动计划》，推动将议程纲领转化为实际行动，将发展目标转化为具体成果。
其次，杭州峰会将围绕支持非洲和不发达国家工业化、增加投资、促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动各方共同发展等进行讨论，推动制定《G20支持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倡议》，帮助这些国家加速工业化，提高自主发展能力，尽快实现减贫和可持续发展目标。
第三，杭州峰会将推动《巴黎协定》获得普遍接受和早日生效。目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如何落实《巴黎协定》问题上还各有考虑，也存在一些分歧，杭州峰会应努力寻求各方利益契合点，汇聚各方立场最大公约数，务实推动《巴黎协定》的具体落实。
引领G20发展 更有“方向感”
除峰会具体议题成果外，杭州峰会将引领G20走向何方也颇值得关注。G20正处于转型过程中，发展方向具有较强可塑性。杭州峰会可综合考虑代表性、协调性、合理性、有效性等因素，从以下几个方面积极引领G20发展方向。
第一，进一步明确G20的核心议题。G20由财金领域起步，2008年提升为领导人峰会，之后议题逐渐拓展，并受国际热点问题影响较大。作为“国际经济合作主要论坛”，G20虽不能回避对世界经济发展有系统重要性的国际热点问题，但更应聚焦国际经济合作和全球经济治理问题。G20应尽量避免外围议题“喧宾夺主”，导致议程“散光”、议题“失焦”，因此有必要在议题设置上进行一些探索，既保证核心议题不受冲击，又保持一定的机动性和灵活性。
第二，进一步探索创新G20运行机制。回顾G20发展历程，其运行机制一直处于创新变动之中。目前G20机制以峰会为引领，以协调人会议和财金领导人会议“双轨制”为支撑，以部长级会议和工作组为辅助。在峰会机制中，由前一年主席国、当年主席国和下一年主席国组成的“三驾马车”在一定程度上扮演秘书处角色。为更顺畅地推进G20框架下各机制间沟通衔接，G20可考虑设置秘书处或具备秘书处功能的机制，否则难以确保G20成果的有效落实，其全球治理作用也可能大打折扣。
第三，积极推动G20与各类全球治理机制的沟通对接。为扭转全球治理碎片化趋势、弥合全球治理赤字，应推动G20内部各机制间相互对接，推动G20与其他各类全球、区域经济治理机制加强沟通交流，推动全球各层次、各领域经济治理机制更加注重开放包容。待条件成熟时，可探索在各治理机制间建立信息通报机制，有力避免治理机制的封闭化、阵营化、区块化、排他化，切实提高全球治理体系的协调性、耦合性和自洽性。
第四，推动G20及全球治理朝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G20代表性要高于G7，但仍有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未能涵盖其中。中国作为2016年G20主席国主动走进联合国大会、非盟总部、77国集团、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国、小岛国，并通过夏季达沃斯论坛等平台向世界各国及关心G20的人士介绍杭州峰会筹备情况，倾听各方利益诉求。
同时中国还邀请更多发展中国家与会，使杭州峰会成为发展中国家代表性最强的一次峰会。G20各成员国可将中国这一做法继承推广下去，积极倡导“G20不仅属于20国，还属于全世界，关注的不仅是自身福祉，还是全世界的共同发展”的理念，主动向非G20成员国介绍工作进展，努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g20杭州峰会心得体会【二】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此次峰会，并阐述中国对世界经济的看法。峰会开幕前，xx专访了德国波恩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终身教授辜学武。辜学武教授认为，近些年实现了经济快速发展的土耳其将G20峰会视为其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展现大国抱负和提升国际地位的重要平台，并希望借此来推动全球经济可持续增长、国际金融体制改革，实现国际经济秩序的平衡。
对于今年将在土耳其举办的G20峰会，辜学武教授认为有以下几大看点值得关注：“第一就是土耳其通过多年的经济发展，觉得自己可以充当一个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与最不发达国家之间的调节者。所以，它会在今年的G20峰会上提出，怎样去帮助最不发达国家实现发展的议程。第二，同以往的举办国不一样，土耳其会提出一些如何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方案和议题。
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它会提到在多哈回合谈判出现成果之后，如何加速去把它转变成现实。最后就是，土耳其一贯对美国的国际评估机构耿耿于怀。这次它可能会在G20峰会上提到如何消除、缓解或者破除评估机构被美国所垄断的现实。”
今年G20峰会的主题是“共同行动以实现包容和稳健增长”。这与中国近些年提出的经济转型目标和“新常态”不谋而合。在推动经济转型、实现走出去战略的同时，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战略，联合了全球50多个国家创办了亚投行，同时也在加速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国的这一系列举动被部分西方舆论解读为中国要改写国际经济秩序。
对此，辜学武教授认为，当前的国际经济秩序仍由美国主导：“现在的国际经济秩序还是以美国为主导、以美元为基础的这样一个经济体系。所以说，亚投行和人民币国际化，从目前的资料、数据来看，可能都只能算是对目前现成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有效补充。但是它有一个明显的效果就是：加速国际经济秩序的去美国化。因为所有这些举措，包括亚投行，包括‘一带一路’战略的实现，尤其是人民币进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之后，它会稀释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的一些成分，但不会改写它。”
与此同时，辜学武教授认为，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以及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的目的并不是要围堵中国，而是要在中美的竞争当中，实现自身对国际经济主导权的加强。
他说：“我觉得美国的两洋战略并不是在围堵中国。相反，我觉得这是一种正常的在国际经济秩序里追求自己主导权的动作。因为大家都在竞争，中国也通过亚投行、‘一带一路’、人民币国际化加速打造自己在国际经济秩序中的地位。
但它并不是像美国人所说的，中国在拆美元的台，或者在围堵美国。美国其实做的也是一样的，他们目前在跟欧洲进行的跨大西洋自由贸易区的谈判以及已经成功实现的跨太平洋自由贸易谈判，都是在加强美国在21世纪的经济主导权。”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今年的土耳其G20峰会。中国会在安塔利亚提出怎样的倡议和建议，发挥怎样的影响和作用，国际社会高度关注。辜学武教授认为，无论中国提出何种建议，初衷都是要推动国际经济秩序改革，使它朝着更有利于非西方国家的方向发展。
他说：“习近平曾经在美国发表的讲话中提到，要用(亚投行、‘一带一路’等)这些行动来推动、加速国际经济秩序的改革，给它提供一些新的动力。中国明显没有要改写全球经济秩序这样一个目标，而应该是说中国要推动它进行改革，朝着更有利于其他非西方国家的发展做出一些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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