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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宏观经济学考研经典案例：对自由贸易的迷信
对自由贸易的迷信
从理论上抽象地说，自由贸易政策确实有利于按当前的生产技术优化资源配置，提高每一个贸易参与国的经济效率;但是它也可能放慢甚至妨碍落后国家利用“学习效应”来从产业 结构上加快技术进步。这样，对应不应当实行自由贸易政策这个问题的解答，实际上取决于这两个方向相反的作用中哪一个的作用更大。在经济科学现在的分析水平 上，还只能靠历史上的经验事实来回答这个问题。
西方发达国家不断地向发展中国家兜售贸易自由化的药方，但是它们自己就不是靠自由贸易政 策发展起来的。近200年来曾经成为过世界经济最强国的那些西方发达国家，如英国、法国、美国、德国、日本，在历史上都曾经是工商业落后于别的国家的“发 展中国家”。当它们急起直追发展自己的工商业时，它们都对自己的新兴产业实行了严格的保护，而且一般都是在自己成为世界第一(至少是第一流)的经济强国之 后才转而实行自由贸易的。克鲁格曼这个国际贸易理论的权威自己就承认，美国、德国和日本“都是在贸易壁垒的保护下开始它们的工业化进程的”。其实何止是这 三国，第一个现代工业化国家——英国就是靠保护贸易发展工商业的。
英国转向自由贸易政策是在19世纪上半期，那时英国早已坐稳了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的宝座。在这之前，当英国的制造业还落后于其它国家时，英国政府一直采用各种贸易保护主义的手段扶植本国的制造业。
直到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英国仍然是个相对落后的国家，经济上也落后于海峡对岸的尼德兰。当时英国生产并出口羊毛，主要供应佛兰德尔的毛织业。进入 16世纪之后，一系列的历史条件刺激了英国手工工场的发展，这些历史条件中就包括当时的都铎王朝实行鼓励工商业的政策。在英国手工工场的这个发展中，占首 位的是毛织业，英国开始越来越多地出口毛织品。到16世纪中叶，呢绒出口已经占英国全部出口总额的80%。为了促进英国毛织业的发展，1614年英国政府 完全禁止末加工的羊毛的出口。这促使17世纪初羊毛加工业在全英国普遍盛行，导致英国变为向国外供应毛织品。
这仅仅是当时英国的贸易保 护主义措施之一例。16世纪下半期在伊丽莎白女王统治下，英国禁止进口金属制品、皮革制品以及其它许许多多工业品。1650年到1663年英国一连制定了 几个航海条例，严禁外国船只参与对英国及其殖民地贸易中的许多种运输。为了迫使荷兰承认这些航海条例，英国甚至不惜在17世纪下半期与荷兰进行了3次战争。
那时的纺织业可以说是技术最密集、最“先进”的产业，而英国在这方面明显地不具有比较优势。直到18世纪初，印度、伊朗和中国产的 棉织品在价廉、美观和牢固上都还超过英国产品。但是英国绝没有因此而放弃自己制造纺织品的努力，而是变本加厉地以各种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来加快本国纺织业 的发展。1688年的“光荣革命”之后，英国完全停止进口法国和荷兰的毛织品。1700年，英国议会禁止从印度、伊朗和中国进口棉织品。这个禁令是绝对 的，毫无伸缩的余地，哪怕是印度制造的一根棉线，英国人也不准动用。一直到1812年，英国还对从印度进口的花标布征收高达71.7%的进口税。英国的产 业革命就是在这样的贸易保护主义环境下发生的。
英国的产业革命正是在棉纺织业中发生的。1733年开伊发明了飞梭之后，18世纪下半期 英国人发明了各种纺纱机、织布机、蒸汽机，从此人类社会进入了使用机器生产的工业化时代。靠着首先完成使用机器生产的“产业革命”，英国才成为世界的制造 业第一大国、第一经济强国。到1820年，英国已经占世界工业总产量的一半，到1850年仍占39%。
尽管亚当·斯密在他1776年出 版的《国富论》中就极力鼓吹实行自由贸易，但是英国只是在完成了产业革命并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之后才真正转向自由贸易政策。19世纪20年代，英国与各 主要国家订立了互惠关税协定，把工业品的进口税率降低到平均30%的水平，废止了所有对输出品的限制。1841-1846年间，英国又取消了605种商品 的进口税，降低了1,035种商品的进口税，1849年废止了实行近200年的航海条例。到1853-1860年，英国才最后消除了保护关税的残余，成了 实行自由贸易政策的国家。
让我们再看看西方其它发达国家贸易政策的历史。
英国在工业生产上的世界第一地位在19世纪 末被美国所取代。美国在1776年独立时还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但在19世纪上半期就广泛发展起了使用机器的工业化生产。19世纪60年代的美国内战之后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美国工业取得了惊人的发展。在19世纪80年代初，美国的工业生产已经跃居世界首位，而到1913年，美国的工业产量已经占整个世 界工业生产的36%。在这样高速的工业发展过程中，美国一直实行着高额的保护关税。
美国工业的一个显著趋势是倾向于以大的合作和“托拉 斯”来进行大规模的生产。美国政府试图培植大工业的政策之一是建立保护关税制。最初，征收进口货物的关税是很适度的，其主要用意在于为政府提供收入。后 来，关税提高了，为的是要保护“幼稚产业”以对抗外国产品的竞争。尽管民主党党员们普遍反对这个政策，共和党党员们却赞成它，而且从1861年到1913 年的大部分时间是共和党掌权。结果，美国采取了高关税政策，象1890年著名的麦金来税则就是这样。美国的榜样是当时促使法国、德国和其它欧洲诸国采取保 护关税政策的一个因素。
美国独立以后不久，便于1789年对进口商品征收关税。著名的美国政治家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其1791年向国 会提出的报告中，预言了贸易保护对制造业发展的巨大促进作用，后来美国人一直承认关税的这种保护能力。1816年美国通过了第一个明确的保护性关税法案， 对进口的棉花、羊毛制品和某些铁制品课税30-40%。后来辉格党参议员亨利·克莱明确提出，“美国制度”的目的就在于扶助“新兴工业”的发展并保护国内 工农业的市场。以后美国的关税税率有时提高有时降低，但是一直保持着保护性的高税率。《1890年麦金来关税法》使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美国关税达到了顶 点，该法将整体关税率从38%提高到49.5%。
要体会美国19世纪的关税率有多高，我们只须把它与今日的通行关税作一个比较就可以知道。“世界贸易组织”现在允许“发展中国家”的成员国保留较高的进口关税，但是平均关税率也不过15%!
正如维克托·布尔默·托马斯在《独立以来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一书中指出的，美国历史上的高关税的特点在于，它直接服务于保护国内生产者的目标。正是由 于美国关税中的保护主义成分是如此之强烈，美国的一位经济历史学家才写道：“我们商业政策的基调从一开始就是为国内制造商保留国内市场，而排斥外国竞争 的”。直至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之后，美国才放弃了保护关税政策，转向了自由贸易。
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英国转向自由贸易政策 的19世纪20年代，美国开始真正实行培植本国制造业的保护关税政策。到19世纪60年代，英国已经实行了进口关税接近于0的自由贸易政策，美国却在 1857年的大恐慌之后转而不断提高保护性的关税。在19世纪后半期和20世纪前期，美国都是以高关税保护本国产业的代表。就是在这样高度保护性的关税 下，美国取代了英国的工业产量第一地位，上升为世界工业的霸主。
德国是在19世纪中发展成为工业化的经济发达国家的。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德国对本国产业的高关税保护不如美国严厉，但是总的说来它实行的基本上还是保护关税制度。
19世纪初，德国还分裂为许多由封建领主统治的小邦，工业生产相当落后，经济活动以农业为主。一直到19世纪中期，德国在工商业的发展上不仅远远落 后于英国，而且也比法国落后得多。德国是在逐步实现政治统一的过程中进行工业化的，政治上的统一又为德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而德国各小邦在贸易 政策上的统一成了德国在政治上统一的先声。
19世纪初的德国没有统一的关税制度和关税边界，每个封建诸侯各有自己的关税制度和关税边 界，某些大诸侯还实行重商主义的贸易保护制度，严重地割裂了德国的国内市场。在1818年到1834年，德意志各邦国相继实行各种关税制度上的改革，最后 在1834年建立了统一的德意志关税同盟。这个关税同盟统一了德国的关税制度和关税边界，废除了德国内部的关税，而在对国外的贸易中实行全德国统一的关税 制度和关税税率。德意志关税同盟其实是后来的政治上统一的德国的前身。1871年德国终于在普鲁士的领导下实现了政治上的统一。
19世 纪前半期的德意志关税同盟在德国与国外的贸易中实行温和的保护关税制度，是自由贸易政策与贸易保护主义的一种折衷。它对出口和初级产品的进口基本免征关 税，但是对制成品的进口却征收10%的关税，对奢侈品更是征收20-30%的进口关税。在19世纪40年代，它还提高了某些工业品的进口关税。
英国在19世纪上半期转向自由贸易，这也同样严重地冲击了德国的对外贸易政策。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自由贸易的主张一度在德国占了上风。德国在60年代和70年代初曾经致力于转向自由贸易政策，逐步降低和取消了许多农产品和工业品的关税。
但是，1873年代开始的世界经济大危机很快就改变了德国贸易政策的发展方向。1879年德国实行的关税税率改革标志着德国重新转向保护关税政策，它对 许多产品重新征收关税，并且提高了许多工业品的进口关税。从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初，德国不断提高各种产品的关税，以进口关税保护本国的工业和农 业，并以关税收入为帝国政府提供大量的财政资金，从而成了一个名符其实地实行保护关税的国家。
自从建立了关税同盟以后，德国的工业化就 快速发展。而德国之成为世界第一等工业强国，则是在1879年重新转向保护关税政策之后。德国工业在1870-1880年间还只占世界第4位，在 1880-1890年间就超过了法国而上升为世界第三位，到1910年又超过了英国而上升到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位。1870年到1913年，德国在世界 工业总产量中的比重也由13.2%上升到15.7%。
19世纪的法国一直是4大工业强国之一，而它的工业更是从一开始就在贸易保护主义的措施下成长。
在整个17世纪到18世纪初，专制君主统治下的法国与英国一样，实行重商主义的经济政策。保护关税、奖励工场主是这一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路易14 的财政大臣科尔培尔还曾经开办了上百个“王家手工工场”以促进制造业发展。在这一整套政策扶植下，法国发展起了高度发达的工场手工业，制造业生产达到西欧 大陆的最高水平。
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之后，执政的拿破仑政府在19世纪初大力实行各种鼓励本国工商业发展的政策，对外同样实行保护关税。在这些政策刺激下，尽管 当时法国连年进行对外战争，很多工业品的生产还是成倍增长。1815年以后执政的复辟的波旁王朝和“七月王朝”，也都把对外贸易政策的原则定在保护关税 上。在这几十年间，法国的工业有了巨大的发展，到19世纪中叶已经在世界上仅次于英国而居第二位。
但是，在使用机器的现代化工业生产 上，这时的法国已经远远落后于英国。英国的煤和铁的产量都比法国多好多倍。而英国为了保持自己的工业优势，这时又极力在全世界推广自由贸易政策。由于自由 贸易思潮的泛滥，也由于受了英国实行自由贸易政策的诱惑，在七月王朝之后执政的拿破仑第三(路易·拿破仑)改行自由贸易政策，以利于商业资产阶级和那一部 分需要廉价进口原料的工业家。
1852年路易·拿破仑在法国称帝，随后法国政府逐渐采用了自由贸易政策，并且利用广泛的公共工程来帮助 制造业和商业。此后20年法国的对外贸易额激增，工业以较高的速度发展，经历了一次工业高涨。但是，实行自由贸易也给法国工商业造成了损害，许多中小企业 都因抵挡不住英国产品的竞争而宣告破产。而且直到60年代，法国的工业产量仍然比居世界首位的英国落后很多。由于工业的增长速度赶不上新兴的美国和德国， 法国的工业产量在60年代被美国所超过而退居世界第三位，到80年代更被德国所超过而退居世界第四位。
所有这些都使法国人丧失了对自由贸易的信任。1870年的普法战争之后，法国又重新走上了以关税保护本国产业的道路。
意大利在中世纪末期和近代早期都曾经是欧洲工商业最发达的国家，但是它一直陷于严重的政治分裂，在发展机械化大工业上也明显落后。虽然意大利在19世纪 60年代实现了政治上的统一，可是它到20世纪初还不是一个值得一提的工业化国家，经济明显落后于美、德、英、法等国。19世纪意大利经济落后的原因有很 多，其中当然也有贸易政策上的原因。但是，绝不能说，意大利那时经济落后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没有实行自由贸易。
意大利的政治统一是在皮埃 蒙特—撒丁王国的主导下完成的。领导了这一统一事业的皮埃蒙特首相加富尔把当时的英国当作治国的榜样。他废除了商业和制造业上的限制，以自由贸易政策取代 了保护关税政策。加富尔19世纪50年代曾经与法国、比利时、英国签订了一系列条约，试图从自由贸易中取得最大限度的好处。19世纪60年代完成政治统一 之后，意大利鼓励推广工厂制度，政府补贴商船队，国家铺设铁路、推广教育，以努力变为一个现代的工业化国家。但是政府的这些积极行动大大增加了政府开支， 使意大利的捐税幅度超过了欧洲的其它任何国家。
由于意大利的工业在自由贸易政策下也没有得到明显的发展，意大利在19世纪末也变成了一个为保护本国产业而征收高额进口关税的国家。著名的意大利 菲亚特汽车公司就是在这种高额关税的保护下发展起来的。该公司建立于19世纪末，自那以后它一直被控制在阿涅利家族手中。意大利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就 制定了对进口汽车征收高额关税的贸易保护主义法律，以后的历届政府都坚持对进口汽车征收高额关税。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菲亚特汽车公司是不可能生存和发展起 来的。
到1912年，英国仍然实行自由贸易政策，进口关税接近于0;而其它的欧美经济大国则实行保护关税政策，全部进口的平均关税负担 在法国为8.2%，在德国为8.4%，在意大利为9.8%，而在美国却达18.5%。与此相对应的是，英国的相对经济实力不断下降，美国和德国的相对经济 实力则不断上升，从落后于英国变成了工业产量大于英国。
这一段历史清楚地表明，保护和扶植幼稚产业是落后国家赶上发达国家的最好政策。
在现今的西方7个发达工业国中，加拿大虽然领土面积广大，但是人口远远少于5千万。我们前边已经指出，对于小国来说，过多的贸易保护确实不利于开展竞 争，因而对经济效率的损害太大。但是国家越大，情况就越不是这样。因此，必须把加拿大的经济发展看作是例外情况。加拿大的经济发展是在美国实现工业化以后 被南方近邻美国带动起来的。
而在其它6个大的发达工业国中，英国、美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等5个国家都在工业化经济发展的早期实行保 护贸易政策，靠保护幼稚产业从落后国家变成了经济发达国家。对此本节前边已经作了大概的论述。在这6个工业发达的大国中，只有日本的对外贸易政策有很大的 特殊性：它在工业化的起步阶段在很大程度上实行的是自由贸易政策。
不过，日本工业化初期是被列强逼迫不得已而实行这种半自由贸易的政策 的。日本自1868年的明治维新以后开始发展工业化生产，而在明治维新之前，西方列强以武力威胁强迫日本开港通商，在1858年的通商条约中夺去了日本的 关税自主权。正是这种对外屈从激发了日本人的民族主义和改革要求，导致了实行明治维新。但是在明治维新之后的最初时期，日本还无法修改对外开放市场的半自 由贸易政策，因为这是由列强强加的国际条约规定的。这样，在工业化的起步阶段，日本无法实行保护关税以扶植其幼稚的工业。
只是到1895年在甲午战争中打败中国之后，日本才得以逐步取消与西方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直到1911年，日本才完全摆脱了这些条约的不平等条款的束缚，与各列强缔结了保有关税自主权的新“通商条约”。而到这时，日本已经成为机械化生产相当发达的资本主义工业国。
但是，日本经济的发展绝不是自由贸易政策的成功。日本在西方人强加的半自由贸易下，采取了国家补贴工业的措施来扶植新兴产业。
上一节已经指出，政府给有巨大学习效应的产业补贴，也是扶植新兴产业的一个好办法。日本早期发展机械化生产走的就是这样一条道路。
正如上一节所指出的，在这个轰轰烈烈地进行产业革命的年代中，英国实行的是严格的贸易保护主义;特别是对最先开始产业革命的棉纺织业，英国的贸易 保护尤其严厉。在18世纪初，英国完全禁止进口印度等地的价廉物美的棉布;以后直到19世纪初，英国还对进口棉布征收极高的关税。虽然亚当·斯密在 1776年就出版了那本被视为自由贸易的福音书的《国富论》，虽然他的观点得到了许多人的欢迎，但是英国真正转向自由贸易政策是在19世纪20年代，那时 产业革命已经接近完成了。从时间上说，英国的产业革命基本上是在高度的贸易保护主义下进行的。
不仅如此，英国的贸易保护主义还与产业革命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下边我们从美国历史学家海斯等人所著的《世界史》(Carlton J. H. Hayes, Parker Thomas Moon, John W. Wayland: World History, The Macmillan Company, New York, 1946. p.587-588)中随便摘引一段来说明这中间的因果关系：
在克伦普顿发明“骡子”纺纱机和卡特赖特发明自 动织布机之后，“纺纱和织布的新机器最初几乎只由棉布制造者所采用。其原因是有趣的。18世纪以前，棉布在英国被认为是奢侈品，主要是从印度进口的。但是 在18世纪初，呢料制造者劝说议会禁止使用‘洋布’(印度棉布之称)，以保护那时英国最引以自豪的毛纺工业。结果并不全象议会所期望的那样。由于人民仍大 量需要棉织品，英国的棉织工们能够从事一项兴旺的行业。不但英国棉布制造商渴求利用机器来增加产量，而且他们也可以自由地这样做，不受重商法规的阻碍，这 些法规确实曾经阻碍了较古老的、更为重要的毛纺工业。
“哈格里沃斯的珍妮机、阿克赖特的水力纺纱机、克伦普顿的‘缪尔’机和卡特赖特的自动织布机使棉布贸易大为扩展，而毛纺织工们仍墨守陈旧的手工方法。可是后来，毛纺业也使用了新机器——麻和丝也同样——但是棉纺业比起其它还是领先了。”
一般的经济史论著在说明产业革命首先发生于棉纺织业中的原因时，都强调毛纺织业中重商主义法规的妨碍作用。它们都没有说清问题的另一方面——棉纺织品的进口壁垒与产业革命的关系。其实，对任何有经济分析头脑的人来说，这中间的因果关系是很容易发现的：
英国人民喜欢漂亮的棉布;由于政府禁止了价廉物美的亚洲棉布进口，他们不得不以较高的价格购买本国产的棉布。由于本国棉纺织业不发达，技术水平也低，棉 布产量与居民的需求相比太少，就使国内市场上的棉布价格相当高昂，以致尽管本国的生产成本比较高，棉纺织生产还是极为有利可图。这就刺激了棉纺织业者尽力 增加棉布的产量。但是，恰恰是由于英国的棉纺织业落后，它没有足够多的纺织技术工人来生产以满足市场的需求。纺织工人的数目太少成了妨碍增加棉布生产的最 主要“瓶颈”。于是棉纺织业者们就有了强烈的欲望去发明机器，以便用现有的少数工人生产出更多的产品。产业革命就是这种发明冲动的产物。
《白银资本》一书的作者弗兰克还指出了英国首先进行产业革命的另一个原因：英国工人的工资比较高，使得英国的企业主有更强的愿望去以多使用资本的机器代 替昂贵的劳动。我们还可以补充他的论点说，英国的社会体制也使英国有较高的积累率，从而资本的利息率较低，有助于推动人们使用机器。
在 产业革命之前，英国生产棉布的相对成本显著地高于印度等亚洲国家。按照比较优势原理，英国应当放弃棉纺织品的生产，从印度进口棉布。而如果英国真的实行自 由贸易政策，免去棉布的进口关税的话，英国的棉纺织业会被彻底冲垮。那样英国将不会生产棉纱和棉布，也不会在棉纺织业中开始产业革命。没有英国18世纪保 护幼稚产业的对外贸易政策，我们可能根本就不会有那场伟大的产业革命!
进行了第二次科技革命的主力国家当时实行的也绝不是自由贸易政策。
19世纪末发生的第二次科技革命在美国取得了最显著的成果。美 国人爱迪生在19世纪70年代全力投入技术发明，先后改进了电灯、电话，发明了留声机，使世界进入了电气化时代。德国人本茨于1885年开行了第一辆使用 汽油机的汽车，1893年美国出现第一辆汽油机汽车。这些发明及其应用使世界进入了电气化和汽车化的时代。但是正如上一节指出的，进行这一系列发明的年代 正是美国和德国强化其保护关税制度的时代。第二次科技革命其实是在美国和德国的保护关税制度之下推进的。
当然，同时发生的事情并不一定 有因果关系。第二次科技革命发生于保护关税之下，这不等于说保护关税促进了那次革命。目前我们的研究还不能说明，美国和德国的保护关税制度怎样促进了当时 的那场科技革命。平心而论，激发第二次产业革命的最有力的政策性因素，应当是当时美国和德国实行的保护专利的法律。这在美国表现得特别明显。史学家们公 认，18世纪末以后美国工业显著发展的一个非常强有力因素，是联邦政府制定的专利权法律。机器的发明因此受到了鼓励。尽管如此，我们起码可以用第二次科技 革命的历史经验说明，科技革命并不是只能在自由贸易中发生，保护关税下也同样会发生重大的科技革命。
第四节 自由贸易中的失败者
迄今为止，历史上还没有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靠一贯实行自由贸易而从落后国家变成了最发达的先进国家。但是历史却提供了无数的实例，说明对外不实行贸易保护的国家如何落后下去。
把当今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美国与拉丁美洲各国、与中国比较一下，就知道自由贸易政策如何有害于经济发展了。
虽然拉丁美洲各国取得政治独立的时间比美国晚了40年，但是19世纪初它们的经济发展水平没有明显差别，其它的经济条件(如人均可耕地面积、人种)都相 差不多，当时它们在经济上都远远落后于英国。但是在整个19世纪中，美国人在不断反对英国人干涉其内政的斗争中对自己的制造业实行高度的贸易保护主义，结 果是很快就发展起了最先进的工业和经济，在19世纪末成了世界第一经济强国;而拉丁美洲各国却被英国政府的“友好”姿态所迷惑，听信了英国人的甜言蜜语， 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听任英国的工业来摧毁自己的制造业，到20世际初终于全部落入第三世界国家的行列。
当然，拉丁美洲各国一般都没有真 正彻底地实行过自由贸易政策。它们国内也都有反对实行自由贸易政策的观点和势力，各国政府也都采取过不少限制进口的措施，特别是对许多进口产品征收过高关 税，甚至为保护本国的某类产业而征收过较高的进口关税。但是，拉丁美洲国家对进口品征收高关税的目的与当时的美国有着原则的不同。
美国 对进口的高关税是为了保护本国的产业，而拉丁美洲的高关税却是为了使政府得到尽可能多的财政收入。为保护产业而征收的高关税最好是禁止性的，而为增加税收 收入而征收的高关税当然不想杜绝进口——那样政府就收不到关税了。为增加税收收入而征收的高关税势必要允许进口达到相当大的数量，以保证可以从进口中收到 尽可能高的关税。这样，为增加税收收入而征收的高关税一般都不会给予本国产业以足够的保护。
对于19世纪的拉丁美洲各国来说更致命的是，由于它们的关税政策主要是从财政收入的角度考虑的，一旦政府的财政收入状况好转，政府就没有很强的动 力去维护对进口品的高关税。特别是当这些国家的出口增加之后，国内购买力的增加导致进口增加，政府由于关税收入增加而愿意降低进口关税税率，结果导致了进 口工业品关税失去了保护本国产业的作用。
到19世纪中叶，整个拉丁美洲大陆都转向了外向型的经济发展道路，力图通过商品出口和外国资本 流入来迅速发展经济，而它们所依靠的出口产品，只能是拉丁美洲各国有很强的比较优势的农产品。这样的外向型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一直被沿用到20世纪 30年代，结果导致拉丁美洲国家的经济片面依靠少数农产品。在世界性的农业生产过剩和30年代大萧条之后，拉丁美洲各国的经济地位迅速下降，终于在第二次 世界大战后全都成了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而美国由于在19世纪中坚持不懈地靠保护关税来发展本国工业，把本国建成了世界第一工业强国，最后变成了经济最 发达的富国。
世人现在都在传说拉美国家本世纪50年代以来保护本国制造业的“进口替代战略”如何不成功，他们却不知道，正是由于拉美国 家吃够了19世纪的自由贸易政策的苦头，它们才在本世纪中期转向了“进口替代”的经济发展战略。我们现在有理由怀疑，这样大肆渲染拉美国家进口替代战略的 失败，又闭口不提它们过去自由贸易的失败，是西方发达国家搞的宣传伎俩，其目的是破坏落后国家的自主发展以永远保持自己经济上的优势。
中国与美国是一个更好的对比：自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迫开放，到20世纪初清朝灭亡前夕，中国的对外贸易政策应当说很最合乎自由贸易理想的了。那时候在帝 国主义列强的压迫下，中国政府不能也不敢保护本国的制造业，仅有的关税壁垒也被国际条约限制而不得超过5%，实际上平均关税率连5%都不到。可是这样的自 由贸易并没有使中国发展起来。1912年，当中国的进口关税平均还不到5%之时，美国全部进口的平均关税负担却为18.5%。须知美国当时已经是世界的第 一经济强国、工业最发达的国家，却仍然以这样高的关税保护本国的产业，中国那样落后，却只有那么低的关税保护，中国的工业怎么能发展!
现在的人都批评中国19世纪的洋务运动，认为它的封建主义本质注定了它发展中国工业的努力不可能成功。其实，中国这样落后的国家，光是没有象样的关税保护 这一条，就注定了中国工业不能发展。在1912年，发达的工业国中只有英国的平均关税水平低于中国：当时中国的平均关税率不到5%，而英国实行自由贸易政 策，进口关税接近于0。但是英国当时已经是一个经济上正在衰落的国家，它的工业产量已经被美国和德国所超过。而那些新起的经济强国，特别是经济发展速度远 远快于英国的国家，都实行保护关税政策，其平均关税率都明显高于中国：全部进口的平均关税负担在法国为8.2%，在德国为8.4%，在意大利为9.8%， 而在美国却达18.5%。这样简单的数字已经足以说明，落后国家要高速发展经济，就必须对本国的产业实行严格的保护。
20世纪末的世界又增添了另一类的新问题：过去实行传统计划经济的国家转向市场经济。在这种转变的过程中，一下子转向自由贸易造成了更为灾难性的后果。
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俄罗斯。
前苏联的计划经济在对外贸易上是超保护性的，因为任何商品的进口和出口都必须经过政府批准，本国企业 的生产都按照政府的计划，根本就不存在外国产品竞争的威胁。在以“大爆炸”的方式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俄罗斯一下子放开了对外贸易，急剧地转 向了自由贸易政策，不仅取消了政府机构对对外贸易的行政控制，甚至将绝大多数商品的进口关税降低到0。这样一下子转向自由贸易政策，与“大爆炸”转轨战略 的其它灾难性政策结合在一起，使俄罗斯的经济陷入危机之中，导致了整个经济和人民生活的大倒退。
俄罗斯至今还没有从这场灾难中恢复过来。整个经济的产出水平严重下降，工业生产的下降尤其严重。与1990年相比，2000年的工业生产下降46%，机器制造业、轻工业、农业和煤炭业的生产潜力都被破坏。
俄罗斯工业生产各部门受到的破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外贸易的进出口结构：由于进口消费品几乎完全占领了国内市场，俄罗斯的轻工业生产下降了80%;由 于企业大量购买进口的机器设备，甚至买进本国自己能造的机器，俄罗斯的机器制造业几乎被摧毁了。而俄罗斯出口的主要是原材料——石油、天然气、化肥等等， 它还出口军工产品并向前苏联国家出口电力。这些能够大量出口的工业部门所受的打击比较小，有的产出水平还有所上升。
俄罗斯轻工业所受到的打击很清楚地表现在俄罗斯的消费品市场上。2001年9月我访问俄罗斯时曾经逛过著名的俄罗斯百货商店。在这个几层楼的大百货商店中，除了出售食品的地方之外，在别的地方几乎就找不到俄罗斯本国产商品的影子。
用正统西方经济理论中的比较优势学说可以很容易地说明俄罗斯的轻工业为什么遭受了如此沉重的打击。俄罗斯资源相对丰富，过去发展起来的生产技术也是在生 产耗费资源多的粗大型产品上有比较优势。在放开市场进行自由贸易的条件下，俄罗斯与国际市场相比，必定是原料型的产品和重工业品比较便宜而轻工业品比较 贵。这就使俄罗斯的轻工业由于廉价进口品的冲击而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但是比较优势学说说明不了俄罗斯的整个工业生产为什么以如此之大 的幅度下降了这样长的时期。按照比较优势学说，在实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之后，俄罗斯的轻工业虽然被摧毁了，但是其它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应当会迅 速增加生产，因此“在长期中”俄罗斯的生产不但不应当下降，反而应当会上升。但是转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已经10年，俄罗斯的工业生产仍然只有原 来的一半左右，而俄罗斯原来的工业生产就比较落后，是一个工业还有很大发展潜力的国家。
在这个问题上比较优势学说之所以没有预言能力，又是因为它是一种静态的均衡分析，没有考虑动态变化的各种因素。
它忽略的最重要因素是，现代的生产能力、特别是机器设备有极强的专用性。把生产消费品用的机器转用于生产重工业原料几乎是不可能的。结果是当轻工业企业 由于产品没有销路而停产时，它的设备只能闲置，而不能转去用于增产销路很好的石油化工产品。结果是在那些被进口品挤垮的行业中，长期积累的、体现为机器设 备的资本几乎被完全消灭了。这些行业的崩溃同时就意味着投入这些行业中的资本的毁灭，意味着整个国家的总资本相应减少。整个国家的工业生产当然只能减少。
更重要的是，这些行业被进口品挤垮不仅意味着实际产出的减少，而且意味着整个国家资本积累流量的下降。实际产出的减少同时就是实际收入的减少，而实 际收入的减少必然减少私人储蓄和资本的形成。不仅如此，整个国家实际收入的这种减少是由于很多人不再工作，从而完全失去了出售产品所得的收入，政府必须从 还在生产并得到收入的人那里收取税费以救济这些没有收入的人。这会减少还在生产并有收入的人的储蓄，由此而进一步减少整个国家的资本积累。
这样，由传统计划经济一下子转向对外实行自由贸易的后果是，不仅毁灭了国内的一大部分资本存量，而且随着产出的减少而大大减少了以后每个时期中的实际储蓄流量。这就使俄罗斯整个经济的总产出下降持续了10年之后还无法恢复到原来的水平。
俄罗斯所发生的灾难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教训。其实俄罗斯所面临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也存在于中国。
在转向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前，中国为了不受美国和苏联等超级大国支配，曾经致力于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工业系统，从而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它包 括了几乎任何一种工业部门。以当时甚至现在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来衡量，这样建立起来的许多工业部门必定是产品性能和质量差、成本高从而缺乏国际竞争力的。 生产要求的技术含量越高的部门情况越是如此。这在航空工业等部门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在转向改革和开放政策之后，这种部门的企业大都陷入了亏损的困境，成了 经济上的包袱。
现在的人们大都忙于嘲笑建立这些企业时没有考虑经济上的承受能力，嘲笑这些企业是闭关自守的落后思想的产物。但是，现在 真正重要的已经不再是清算过去，而是在现在的情况下将来应当怎么办。从经济发展要求产业结构技术密集化的角度看，这些现在还没有国际竞争力的高技术产品生 产正是中国今后几十年的产业升级中应当大力发展的生产部门。一个产业的成长需要时间和经验，决不是有了资金能够买进设备就可以一下子办成的。台湾90年代 初期的经济已经足够发达，但是当它要建立自己的航空工业时却没有任何基础可作支持。当时台湾为了发展自己的飞机制造业，曾经想买下美国的麦道飞机公司，只 是由于美国政府的干预而没有成功。这个例子生动地说明一国现有的工业基础是多么重要，它本身就是国家的一笔最为宝贵的财富。
中国与俄罗 斯的不同之处在于采取了渐进的改革战略。作为这种战略的一部分，中国是在20年的改革过程中一点一点开放国内市场的。到现在为止，中国仍然实行保护程度相 当高的对外贸易政策，没有奉行自由贸易政策。有赖于中国实行了这样明智的经济政策，中国才没有发生俄罗斯那样严重的经济灾难。
中国这 20年中对进口品所设立的贸易壁垒，主要集中于技术含量高但是暂时还缺乏国际竞争力的那些产品。这样的进口壁垒收到了明显的效果。在它的保护下，在国内市 场中互相激烈竞争的中国家用电器生产企业有了长足的技术进步，具有了国际竞争能力;中国的汽车产业也有了急剧的发展，取得了明显的技术进步。
英国周刊《经济学家》2001年8月25日一期发表了一篇文章《一只大熊猫打乱了队形》，生动地描述了中国的经济如何在这样的对外贸易政策下崛起。
正如这篇文章所说，人们通常都以“雁行式经济发展”来描述东亚各国近几十年的经济发展模式：“东亚国家是以生产简单产品——如鞋类或足球——然后将产品 出口起家的。它们将获得的利润再投资，并使它们的实际资本得到升级，以便出口更多的先进的产品，如半导体和便携式电脑。在这一过程中，它们的工资和生活水 平得到了提高，向着富国的水平发展”。
该文指出，中国并没有完全按照这个模式来发展：“中国不是雁阵中的一只雁。它没有肯定这种陈旧的 模式，因为它在生产简单产品的同时又生产先进的产品，既有简单的绒毛玩具，又有集成电路”。“任何产品在中国实际上都可以以更低的成本生产出来”。“设在 香港的摩根—斯坦利公司研究亚洲问题的经济学家安迪—谢说，如果有同中国的这种经济发展相类似的模式，那就是19世纪的美国。劳动力过剩使工资下降，但 是，由于物价的下降消费量却在增长”。于是中国就在工业上崛起了。
这篇文章的某些提法是不合乎国际贸易理论的常识的：由于产品之间的相 对成本在不同国家间总会有差别，当两个国家相互向对方出口的总额相等时，一国不可能生产任何产品的成本都低于另一国。在与此相近的正常情况下，一国总会有 某些产品的生产成本低于别的国家，而另一些产品的生产成本高于别的国家。如果一国任何产品的生产成本都低于另一国，这个国家就会只向另一国出口而不从它进 口，这只有在这一国货币的汇率过低时才有可能。
但是这篇文章确实指出了一个重要的动态现象：如果今天中国某种产品的生产成本还高于别国 的话，中国很快就能够降低成本，变为能够以低于别国的成本进行生产。能够这样快地转变的原因之一，是中国几乎生产过任何高技术的产品，而且几乎保存了所有 的高技术产品的生产。由于中国已经生产过这些高技术产品，已经学习过它们的生产经验，中国就能够很快降低这些产品的生产成本，使今天在低技术产品上的低成 本优势迅速转化为明天在高技术产品上的低成本优势。
归根结底，中国经济之所以具有这种结构特征，是因为中国早就同时生产了所有各种低技 术和高技术的产品，而不是等待低技术产品的生产已经成熟再开始转向生产高技术产品。但是在有国际贸易的条件下维持这种生产结构，意味着在每个时点上都必定 有许多产品的生产成本高于其国际市场价格。没有一个高度保护国内市场的对外贸易政策，这样的生产结构是不可能维持下去的。我们前边所引的那篇文章指出，现 在的中国和19世纪的美国都具有这样的生产结构。这是因为二者都实行了严格保护本国的高技术产业的对外贸易政策。我们的任务应当是继续实行这个明智的对外 贸易政策，以便中国能象19世纪的美国那样迅速上升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中国绝不应当实行自由贸易政策，不应当为了换取出口的扩大而过度开放进口。对那些现在还没有国际竞争力的高技术产品的生产，我 们应当采取适当的措施加以保护和扶植，保存并发展其技术力量。美国的正面经验和拉美的反面教训都告诉我们，这样才会大大加快整个国家技术能力提高的速度， 并且为国家将来达到发达水平时的经济准备好支柱性的产业部门，从而使中国尽快上升成为一个经济发达的国家。
历史经验只能证明，保护新兴 的幼稚产业是国家从落后迅速变为发达的共同道路，实行这种政策不力、进行自由贸易的国家则往往会滑入落后的泥潭。西方人信奉鼓吹“自由贸易优越性”的经济 理论，现实却与它形成了如此明显的对立。尽管如此，有些人还是如此虔诚地相信和宣传这一套学说，这是为什么?
在19世纪中期，经济上最 发达的国家英国极力鼓动欧洲各国都实行自由贸易，它自己也确实带头实行了自由贸易。但是德国的许多企业家和经济学家却把这看作是英国扼杀后起国家德国的经 济的阴谋。针对这一阴谋，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自由贸易政策是最发达的国家扼杀其未来的竞争对手的手段。这在今日仍然是至理明言。
克鲁格曼作为当代国际贸易理论的权威，在其所著的《国际经济学》教材中明确承认我们前边所说的学习效应的作用，也明确承认今日的发达国家多半都是靠保护 本国幼稚产业起家。但是一讲到今日的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政策，他就通篇大谈它们保护本国产业的政策如何失败，给人留下的印象就是发展中国家根本就不该保护本 国的产业。对一种理论上完全有道理、历史上又是行之有效的贸易政策，他却硬要说它不适用于今日的发展中国家。这样的写法不能不让人怀疑他写作的真正动机。 我们有理由怀疑他在这里并不是抱着真正的科学态度，而是为了某种利益而从某种偏见出发来说话。这背后的利益就是当今最发达的国家美国的利益，与此相联系的 偏见就是由美国的利益而产生的对落后国家发展的敌视。
落后的国家不应忘记，自由贸易政策是破坏其经济发展的一副毒药;而许多向第三世界鼓吹“自由贸易优越论”的人是披着科学的外衣贩卖毒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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