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我想聊一下在香港两个月里的一些感受。
我为什么会到香港来?香港的教育在文献上的呈现，有一些让我特别心动的地方。例如，图书馆中的学校——这是解决差异化教学的一个思路。
又例如，它办学比较自由，大量学校是由社会团体来办，学校有很大的自主权，可以自由地选择教科书。我这样一个做教育观察和研究的人，对它简直是羡慕万分。所以特别希望有机会能够到现场来看看，这种自由自主、落地运行究竟是什么样的状况。学校的自决落实到孩子身上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我来了以后发现，香港这个地方并不大。任何一种交通工具，到香港的任何一个位置，一个半小时绝对够了。就是这样一个并不太大的一个区域，却有五百多所小学，学校数量是非常多的。
这么多学校里，完全公立的学校只占百分之十。有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学校由社会的各种团体来办学。实际上，这百分之七八十的社会团体办学，早期的投入办学可能是社会团体、个人捐助，但学校成立之后运行的费用，也就是教师工资以及学校日常开销，完全是由政府来负担的。
所以在香港社会当中，老百姓把这百分之七十到百分之八十的，所谓的社会团体办学的学校，仍然算作实际的官办学校，这意味着受政府资助的学校大概占到百分之八九十的样子。
香港的办学实践当中，还有百分之十左右的学校是完全独立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们创校就是由社会团体或者个人捐助办学，然后在整个运行过程当中，一部分经费来自家长缴纳一定学费。这百分之十左右的学校，因为他们不再接受政府的扶持之后，可以更加独立地去做教育的决策。
我接下来说说占大多数的官办学校+受政府资助的学校吧。香港社会也存在学区的概念，居住在某个学区的家长在学区内自由选择学校，想到哪个学校入读，就到哪个学校报名。
这类似内地的多校划片。报名的时候还可以同时选择这个学区内的多所学校，真正的用脚来投票，去自己想去的学校。学校有简单面试，热点学校按照积分录取，有双向选择权。
这样大多数学校实际上也面对着很大的压力，他们会很在意家长和社会的口碑和风评。如果家长和社会的评价很低，或者出现了下滑，也意味着他们在一年级招生的过程当中会有困难。一旦学校收不到四个班的学生，就意味着有老师会失业，有相应的副校长或者主任会失去自己的岗位——因为所有的教师编制和岗位设置，都和自己学校的班级数有关。
在这种状况下，虽然作为教育管理部门的教育局，并不像内地一样和学校是上下级关系，并不干预学校的办学，但是学校自决其实很大程度上受社会风潮和家长们观念的影响。他们也会和我们一样去努力地做STEM、做翻转课堂。在这个过程中，教育实际上也对社会要求作出了回应。
一直知道香港老师课时量非常大，但我真正和他们一起工作后，才发现这种工作压力和实质上承担的工作多到什么地步。
他们一般没有课间十分钟，也就是课都是连堂的。但连堂课一般又都不是同一个班的，也就是两个班的课之间没有休息时间。不仅如此，他们周课时一般在二十多节，也就是日均五节以上。这样的工作量让老师每天在学校里非常紧张。
香港小学还有一个特别的安排就是老师们是跨年级带课的，很少同头。我问香港的老师，想不想在同一个年级带多个班的课，他们觉得这个问题很奇怪，然后说学校可能考虑到一个老师如果带一年级和四年级，他会同时加入两个教研组，能增进同事之间的切磋和沟通。
在这个状况下老师是没有时间写分课时教案的，他们制订年度计划、学期计划，然后每个单元集体备课。每天在教室里把课时数完成，回到办公室后处理学生作业。香港的老师的作业量其实比内地很多学校的作业要更多一些。
他们的作业来自三块：
第一是教科书上有很多作业;
第二块来自于配套的练习册，这两样已经发给了学生 ，家长会觉得应该完成，有些可以选择性地不做，不能大面积地不做;
第三块，这边有一种自行“设计作业”的习惯，他们叫做“工作纸”。
老师除了上课之外还要批改作业，还要分担学校里很多琐碎的事务。这样老师整个备课的时间是不足的。所以他们的教材自选权力表现在，选择教材的时候，会选择教参、PPT、视频等配套资源最多的教材。
我所去的学校，孩子的室外活动时间非常少。第一个是他们的学校很小，不可能集中做操。有一所学校每周每个孩子轮到一次做操。早晨在空地上排队由老师或者负责风纪的同学带上楼后就不下来了。
只有体育课的时候、20分钟的小休时，被老师带着下来到操场上活动。体育课一周只有1.5节到两节，非常少。上午20分钟小息孩子们一般会在教室里下棋、吃水果。
吃了饭只有二十分钟的时间休息，由老师带到一楼休息，然后整队上楼继续下午的学习。他们虽然三点半就放学了，但是放学早并不意味着他们的课时数比内地少，甚至是一样多或者更多，因为他们没有休息，一直上到三点半就把一天的课上完了。他们的学习压力不比内地小孩要小，因为三点半后不是回家，而是去了补习班。他们去补习班非常普遍。
香港的学校中会有许多非常让人感动的细节，让我感受到人与人的善意和友好。孩子们特别温和，非常有礼貌。你去到学校里，他们会点头向你示意，而且是非常自然的。
香港的老师们或者家长们都非常务实。他们做一件事情就会希望看到效果，就会想目标达成了没有，如果没有达成，怎么通过后续的方式来弥补，做什么事情能让这个目标实现。
在这个过程当中老师们的勤奋和孩子们的勤奋都让我既佩服又感触良多。因为整个社会有很强烈的的坚韧、勤奋的氛围。
那么社会支持系统呢?我觉得香港的图书馆和书店的分布，也和内地差不多。因为我生活在武汉市区，有很多社会资源跟在这边差不多，都是非常方便的。
还想聊一下社会互动对教育的影响。刚刚我讲到在丹麦的时候，老师表达不满是可以罢工的。我举个香港的例子。在香港，他们比较在意的有两个考试。一个叫TSA，是全港的学业水平测试，只考三年级和六年级。另一个是初一小孩的学位试。
这两种考试都是小学老师非常紧张的事情。很多老师在很早的时候就为这些考试作准备，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应试。香港社会提出并通过提案，让原本所有学校都得参加的小学三年级全港测试变成了自愿参加。
这项改变，在今年让参与测试的学校由原来的500多所一下子下降到50多所。教育主管部门也担心，这样的成功会鼓励反对全港测试的人士，未来通过同样的方式影响小学六年级的全港测试。而缺乏检测评估的学校和教师可能失去明确的教学目标。无法检测评估教学效果的教育管理者可能因为缺乏反馈，无法针对性地改进自己的工作。
很多孩子从3点半学校一下课就进补习班了。书店里儿童的童书区起码一柜子或者两个柜子都是试卷，就是TSA模拟或者练习题集。这种务实的精神，反映在社会生活当中，也反映在教学当中，大家会特别在意针对考核的部分，不断去练习考试的题型，或者针对学生的欠缺去做一些相应的教学和练习。
在香港有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可能是我们很少想到的。这两年，很多学校，在三年级和二年级会按照语数外总分进行重新分班。我问了一下，家长们会同意吗?因为这个在内地就是分快慢班嘛。他们就诧异了一下说，“没有啊，他们都很接受。”他们觉得教学能够针对性地提高学生学业水平，家长们也接受了。所以我后来也很感叹，所谓的公平其实是很有意思的东西。
他们中学升学方式也很有意思。为了防止六年级的老师和学校过度操练，他们对小学毕业生的考核，不在六年级考，而是考初一的孩子。初一的孩子已经小学毕业了，他们考完语数外三门后，把分数加起来，回溯他的小学在哪里读的，去给他原来所在的小学毕业生划分一等、二等和三等中学学位的比例。
六年级小朋友有多少能够进入一类中学，不是由自己来定，而是由他们上一届的学长来决定。即使入围一等中学，还有电脑随机摇号派位。你在一类里，一类里还有很多学校，有些你想去，有些你不见得想去。
在摇号中，有这个可能：一类里摇到大家最想去的学校的孩子是成绩最一般的，而成绩最好的孩子也有可能一轮一轮轮空，去到一类里最不好的学校。所以我刚才说了，公平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
对比丹麦，北欧实际上是一个富裕社会，政府能够在给予生活保障后，让教育保持低竞争的状态。所以丹麦在整个小学阶段没有一个像样的考试，直到七年级的时候突然出现考试进行分流，特别卓越的孩子去特别优秀的学校，绝大多数孩子留在社区里继续读中学。大家也没有觉得不妥当，因为每个孩子未来在社会当中，经过税收的调节，实际的生活水平都差不多。
想读书的孩子一直读，是因为他想读书，或者他本身在学业上就有很好的表现。有一些孩子在社区里读完了中学，就就业。他工作以后，如果做体力劳动，不见得就比脑力劳动的人税后的收入要低。
丹麦一般一个家庭都是两个以上的孩子，不像中国是一个孩子，所以父母不会像中国父母一样在孩子身上精心培养。他们非常顺其自然，你愿意读就一直读下去，如果你不太愿意，就这样吧，反正学业也不是很重。他们会有一个非常安定的社会环境，去支持教育里自然而然的状态。
香港的公立学校很受社会风尚的影响，整个社会勤劳、踏实、守信。这样的氛围里公立学校的小朋友其实承担了比较重的学业负担。但是他们并没有表现出很激烈的行为上的异常，或者是情绪上的异常。非常重的学习负担被整个社会接受下来。孩子们的这种辛苦，家长们看到了，也以某种方式在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