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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三百年祭读后感【一】
中国历代王朝更替，总是有很多的政治、社会、文化等原因。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郭老1944年写的《甲申三百年祭》回顾了明朝的灭亡和李自成的失败，也从中再次验证了“民心乃固邦之本”的历史论断。对于《甲申三百年祭》，我觉得有三个人值得祭奠。
一来祭奠崇祯皇帝。
崇祯即明思宗朱由检，明光宗朱常洛第五子，明熹宗朱由校弟。于公元1622年被册封为信王。明熹宗于公元1627年8月病故后，由于没有子嗣，他受遗命于同月丁巳日继承皇位。次年改年号“崇祯”。1627-1644在位。在位17年，李自成造反军攻破北京后自缢，终年34岁，葬于思陵。
崇祯是一位年轻有为的皇帝，他有两件功绩值得提一下：一是铲除魏忠贤，二是收复全辽。在之争上，以勤政爱仁博得了后世的同情，但是还是未能挽救大明。从结果上看，他是个悲剧，因为大明朝的灭亡是王朝多年遗留下来的民心尽失，加上天灾人祸造成的。
但从修为上说，崇祯并不是没有挽回的余地，比如他在任之初，国家还算比较安定，可是后来他听信谗言，重用亲信，又喜欢形式主义。民心不得，社稷就无法安定，天朝就要换主人，这是中国历代王朝更替的基本原则。
二来祭奠李自成。
李自成是《甲申三百年祭》书中的主角，原名鸿基。称帝时以李继迁为太祖。大凡开国奠基者的开国之路都比较坎坷，但是他们有坚韧的毅力、非凡的能力，和自己的部下称兄道弟，用一份感情和感召力凝聚群体，最终取得了天下;而取得天下以后的秉性却几乎是一下子发生大转弯的改变：要么开始杀忠良、树威信，要么开始醉三宫，不理朝政，要么开始征收赋税供己娱乐。
毛主席说：当领导有两个主要任务，一是出主意，二是用干部。李自成毁在了第二条上，按郭老的意见，牛金星、刘宗敏为李自成打江山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他们打下江山后的行为直接影响了吴三桂的反戈，导致了大顺朝的顷刻灭亡。那么李自成在用干部上是不是就有很大的责任呢?
首先是选人用人的时候就没有考虑到德才兼备，李岩、宋献策这些人不张扬，且容易克制自己，但却没有得到李自成的重用。亲小人，远贤臣，所以国家社稷就慢慢(或者快速)走向了灭亡。
李自成的起家，是因为社会的动荡，天灾的横行，他把握住机会并且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功。但最终，还是因为自己个性上的缺陷导致了一生辛苦的荒废，令人可惜，但是换在整个封建王朝的角度上看，他又是一个必然：你忠于社会、忠于人民的时候，人民就会相信你，把他们的命运交给你;当你背叛人民，或者忤逆民意的时候，人民总会把你赶下台来的。
三来祭奠李岩，中国历代不少忠臣良将，为国家披肝沥胆，死而后已，他们是国家真正的脊梁。但是很多忠良都很难带着荣誉终老以上呢个，一部分甚至都被陷于“莫须有”的罪名后含冤而死，李岩也是这样的人物，他不仅举家投靠了李自成，还给李自成推荐了牛金星、刘宗敏为他打江山，在李自成社稷危机的时候还回到河南为他召集民众，希望力挽狂澜，可惜的是李自成没给他机会，历史也就没有给李自成重新修改自己命运的机会。
忠臣惨死的现象在封建王朝的历史中屡见不鲜，给我们的反思就是人治体制下人才的生存无法得到保证。天子代天行使天道，有绝对的权威，但是他们在用人方面却无法保证从一而终的理智：在国家危急、面临内部外界威胁的时候，君主们总会授权于忠良，让他们为国立功、除暴安良;而在太平盛世时，这些国家的栋梁们却甚至不如君主旁边的一个小厮。
忠良是国家的脊梁，民族的希望。时代发展到如今，人才仍是国家、企业发展的中坚力量，如何珍惜人才、爱护人才，为人才创造良好的环境仍是每个国家、企业思考的重要问题。而国家、企业作为一个组织形态的发展，如何保持基业长青甚至是持续进步同样是每位成员特别是领导者思考问题的。
用历史的教训来警戒我们，用现实的思考发展我们。
甲申三百年祭读后感【二】
十七年不能算是短促的岁月，但只看见他今天在削籍大臣，明天在大辟疆吏，弄得大家都手足无所措。对于老百姓呢?虽然屡次在下《罪己诏》，申说爱民，但都是口惠而实不至。《明史》批评他"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剧失措"(《流贼传》)。这个论断确是一点也不苛刻的。
自然崇祯的运气也实在太坏，承万历、天启之后做了皇帝，内部已腐败不堪，东北的边患又已经养成，而在这上面更加以年年岁岁差不多遍地都是旱灾、蝗灾。二年四月二十六日，有马懋才《备陈大饥疏》，把当时陕西的灾情叙述得甚为详细，就是现在读起来，都觉得有点令人不寒而栗："臣乡延安府，自去岁一年无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其粒类糠皮，其味苦而涩。食之，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后而蓬尽矣，则剥树皮而食。诸树惟榆皮差善，杂他树皮以为食，亦可稍缓其死。
迨年终而树皮又尽矣，则又掘其山中石块而食。石性冷而味腥，少食辄饱，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liuxue86.com
民有不甘于食石而死者，始相聚为盗，而一二稍有积贮之民遂为所劫，而抢掠无遗矣。……
最可悯者，如安塞城西有冀城之处，每日必弃一二婴儿于其中。有号泣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粪土者。至次晨，所弃之子已无一生，而又有弃子者矣。
更可异者，童稚辈及独行者，一出城外便无踪迹。后见门外之人，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始知前之人皆为其所食。而食人之人，亦不免数日后面目赤肿，内发燥热而死矣。于是死者枕藉，臭气熏天，县城外掘数坑，每坑可容数百人，用以掩其遗骸。臣来之时已满三坑有余，而数里以外不及掩者，又不知其几许矣。……有司束于功令之严，不得不严为催科。仅存之遗黎，止有一逃耳。此处逃之于彼，彼处复逃之于此。转相逃则转相为盗，此盗之所以遍秦中也。
甲申三百年祭读后感【三】
一九四四年，是明朝灭亡后的第五个甲申年。是年春天，为了纪念明朝末年李自成领导农民起义胜利三百周年，郭沫若写下了这篇为后世所传诵的史学佳作《甲申三百年祭》。时值中国共产党所代表的光明前途和国民党所代表的黑暗势力的激烈较量，郭老的这篇万余字的作品无疑在纷争的年代引起了轩然大波。
国民党御用文人的口诛笔伐，共产党和无党派人士的大加赞誉，一篇史论史无前例的带来了政坛的震荡。历史的尘埃早已落定，前人的论断已无需评判。近日拜读了老校长的这篇《甲申三百年祭》，跟随郭老追寻了明朝灭亡的轨迹，探究了李自成农民起义的发迹与败亡，我从字里行间感悟到的是对“责任”的阐释。
(一)明亡：爱民之责的缺失
从屡击倭寇到征服高丽，从郑和七下西洋到解缙修编永乐大典，一系列史实无疑在向世人昭示着大明王朝的强大富庶。就是这么一个曾经不可一世的王朝，也难逃历史的轮回。
明王朝从一三六八年朱元璋开国以来，经过两百多年的统治，内忧外患都发展到了极点。到了甲申年，形势已极为严峻。一方面满清的军队已经完全占领了山海关以外的广大土地，虽然山海关有明军扼守，一时攻不下来，但清兵绕到察哈尔，侵入了长城以内，已曾屡次窜扰到北京附近。
另一方面，由于各地饱受饥荒的农民汇集而成的起义部队已经声势浩大，张献忠领导的农民军已经由湖南湖北进入了四川;李自成所领导的农民队伍则由河南破潼关而占领了西安，并以之为根据地，制定了行军规则，成为有组织有纪律的军队了。到了这般田地，就算是唐宗宋祖在世也无法让偌大的一个王朝起死回生了，也难怪朱由检同学急的只想自我了断。
很多人都会把明朝的灭亡归结为明末政治的腐朽不堪，这点当然是无可厚非的。宦官当道，锦衣卫横行，难道还会有人夸它的政治清明吗?不过简单的一句政治腐朽似乎忽略了太多的人为的因素。从形态意识层面来讲，明朝走向灭亡不能不说是爱民之责的严重缺失所导致的恶果。
从臣子的角度讲，位居人臣，上当直言敢谏，对皇帝负责;下应体恤百姓，对广大平民负责。可看看明末的那帮臣子都干了些什么勾当。首先是天启朝的宦官魏忠贤和奉圣夫人客氏，这两个人在明末可是曾经权倾朝野的角色。客氏与魏忠贤“私为夫妇”，利用皇帝不理政务之便，把持宫内大权，然后网罗亲信，结党营私，蒙蔽皇上，诬陷忠良，这就是他们对皇帝所负之责;利用东厂大肆扰民，假公济私，甚至利用皇帝的名义颁布禁令拆毁全国书院，对民间疾苦则不闻不问，这就是他们对人民所负的责任。
有如此不知爱民之官，明焉能不亡?到了崇祯朝，“阉党”虽被铲除，然而身披官袍的那些人又为民谋了些什么福利呢?“年年岁岁差不多遍地都是旱灾、蝗灾”，百姓衣食无着，甚至有“煮人肉以为食”的现象发生，然而却是“有司束于功令之严，不得不严为催科”，完全不顾百姓死活。有一位武生向崇祯提议搜刮臣宰助饷，可是却遭到了以钱士升为首的大臣的极力反对。群官不思为民请命，民焉能不反?明焉能不亡?
国家兴亡，匹夫尚且有责，一国之君岂能逃脱干系?昏庸如万历、天启者，就无需多说什么了。且谈一下颇具争议的崇祯皇帝。在历代改朝换代的时候，亡国的君主每每是被人责骂的。崇祯帝却是个例外，他很博得后人的同情。就是李自成《登极诏》里面也说：“ 君非甚暗，孤立而炀蔽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 。”
然而事实真的这样吗?我们只能说崇祯太擅长演戏了。他是最喜欢下《罪己诏》的皇帝，但总是申说爱民却口惠而实不至。他还爱闹减膳、撤乐的玩艺，却不肯把国库里面的钱拿出来助饷赈灾，以至于当李自成离开北京的时候，却发现国库“旧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锭皆五百(十?)两，镌有永乐字”。我们着实不能随意就把昏庸的帽子扣给朱由检，但是如此沽名钓誉、空谈爱民之心却不肯肩负爱民之责的皇帝又能比昏君好到哪里去呢?民心已失，悔之晚矣。
这样看来，明朝的灭亡其实就是自上而下一种责任的缺失。当统治者们忘记了自己肩头所扛负的造福万万百姓的责任时，这个统治阶级迟早是要垮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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