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北京购车指标】
北京市发布了年小客车指标总量和配置比例通告：2017年小客车指标年度配额为15万个，其中普通指标额度9万个，示范应用新能源指标额度6万个。
小客车个人指标年度配额较去年增加1800个
2017年个人指标额度占年度指标配额的92%，共计82800个，较2016年的8.1万个增加了1800个配额;单位指标额度占年度指标配额的6%，共计5400个，与2016年持平;而运营小客车指标额度较2016年有所减少，仅为1800个。
新能源指标先到先得
新能源小客车指标方面，个人指标额度占年度指标配额的85%，共计5.1万个，与去年持平;单位指标额度占年度指标配额的5%，共计3000个;营运小客车指标额度占年度指标配额的10%，共计6000个。另外2017年的5.1万个新能源指标依然按照“先到先得”原则进行匹配，不进行摇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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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卖北京车牌成灰色产业 一个购车指标值数万
由于北京市小客车数量调控政策的存在，不少不具购车资格的购车人以及“久摇不中”的车主另寻他路，小客车指标逐渐成为热门交易对象，“买卖”京牌车辆指标如今已经形成一条灰色产业链。“背车”早已从过去出借身份证做登记的几十元，上涨到现在一个指标4万元至6万元不等。
法律界人士表示，尽管指标交易表面上满足了交易双方各自的需求，但是从法律风险防范、避免法律纠纷、维护摇号公平的角度来说，这样的交易并不可取。尽管很多租赁号牌者承诺无风险，但一旦卖指标者遇到官司导致车辆被查封，实际车主对于车辆的主张很难得到法院支持。
按照北京市小客车数量调控政策，小客车指标只能由指标所有者本人使用，但实际情况却是小客车指标成为热门交易对象，“买卖”京牌车辆指标的交易悄然出现。去年6月，吴先生通过一家二手车中介公司和安女士签订“北京购车指标出租(背户)协议”，花了53000元一次性“买断”了安女士的购车指标。一年之后，由于安女士涉及一起财产纠纷案件，吴先生的这辆登记在她名下的帕萨特轿车被法院查封。
53000元购买京牌指标遇官司
在天津做生意的吴先生去年到北京工作，为了方便，吴先生准备给自己在2013年购买的帕萨特换成北京车牌。
由于不符合在京购车条件，去年6月，吴先生通过位于花乡车市的一个二手车中介公司与安女士达成买卖意向，双方签署了“北京购车指标出租(背户)协议”，约定“鉴于安女士拥有北京市小客车购车指标，吴先生急需购买车辆使用，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达成协议，吴先生购买安女士北京市购买车辆指标期限永久使用，购买价格为53000元整”。之后，吴先生便将自己的车登记在安女士的名下。
2014年8月，在车辆年检过程中，吴先生被告知自己驾驶的这辆登记在安女士名下的轿车已经被法院查封，吴先生于是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申请，并提交自己2013年至2015年为轿车缴纳的保险凭证，要求法院解除对该车的查封。
没有汽车所有权被法院驳回
昨天，吴先生来到海淀法院执行局，作为案外人，吴先生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结果，海淀法院裁定驳回了吴先生的申请。
原来，将车牌指标卖给吴先生的安女士牵涉到了一起财产纠纷案件，安女士与母亲因为家中一套房产的房款问题打起了官司，要求安女士给付79万余元的售房款。安女士的母亲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由于法院联系不到安女士，便通过调查发现其名下有一辆帕萨特轿车，随即对这辆车进行了查封。
法院认为，该辆帕萨特登记为安女士所有，法院在执行过程中对该车进行查封符合法律规定，吴先生虽然主张对该车享有所有权，但吴先生主张的权利并未经过登记，因此法院对吴先生提出的执行异议裁定驳回。
“我们没有支持吴先生提出的异议，所以他可能还要继续通过诉讼的方式，来明确这辆车到底能不能执行。”办案法官杨海超说。
近年来“背车”纠纷案件多发
杨海超法官还介绍，近年来，海淀法院一些涉及指标买卖的执行案件中，法院查封一些被执行人名下的汽车后，大多会遇到像吴先生这样向法院提出异议的情况。
“这些案外人其实就是买标者，都是主张车辆并非被执行人所有，而是自己买的。”杨海超法官说，这些人要求法院停止执行，就是因为自己的车辆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
“有的被执行人是欠银行贷款，有的被执行人是欠民间借贷的钱，而这些被执行人之前都把自己名下的指标卖给了别人，执行时不露面，法院就查封了他们名下的车。”
法官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是根据机动车的登记情况判断所有权，简单说就是实名制，登记在谁名下，执行时就认为是谁的车，所以案外人(买标者)提出的执行异议法院不能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