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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的儿子并不必然指向贪腐,官员的儿子也不天然就清廉。励志与堕落的分野,完全在后天而非基因。关键是官员能不能严格要求自己,约束权力,不使“内心的野兽”因为位高权重而被释放。
3月28日晚,有“2017反腐第一剧”之称的《人民的名义》在湖南卫视首播。该剧片花有这样一个片段,陆毅扮演的最高检反贪总局侦查处处长侯亮平怒斥贪腐官员:“你大把大把捞黑钱的时候,怎么没有想到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个坏儿子!”(《法制晚报》3月28日)
现实中,“我是农民的儿子”已成很多落马官员的习惯说法。无论在位,还是受审,都挂在嘴上。比如,2004年春运期间,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到深圳火车站了解情况,他说:“我是农民的儿子,我知道农民的艰辛,他们一年到头在外打工不容易呀!决不能因为我们工作不力,使他们的血汗钱被票贩子盘剥!”安徽省委原副书记王昭耀也在法庭忏悔:“我家祖祖辈辈是农民,我是农民的儿子。”
湖北省原副省长孟庆平的自叙状则更生动、细节丰富:“我是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出身的孩子。我7岁就参加了家中的农务劳动,拾柴、捡粪、放牛、放羊、打短工,随父下地种田,受苦挨累,一年到头饥寒交迫,苦不堪言。”据媒体2014年梳理,在已曝光的53名官员忏悔录中,居然有14人以“我是农民的儿子”开头展开叙述。
“农民的儿子”,原本很亲切、接地气,也容易拉近与受众的距离,可听多了,也容易生腻。腐败了,被捉了,坦白交代就是,何必东拉西扯,把祖宗八代的底儿抖搂出来?中国以农立国,往上追三代、四代,许多人是农民的后代。动不动就搞千万元、上亿元的黑钱,又跟农民有啥关系?这样张口就来,未免是对农民抹黑。
当然了,贪官经历了从天堂到地狱的人生逆转之后,有些悲凉,有些孤独,进而回到父母身边、回到生他养他的那块土地,也是一种心理上的慰藉。就像路遥小说《人生》中的高加林,在经历了进城的挫折之后,一下子扑倒在黄土地上。不可否认,这样的回归,或有其合理性和真诚的成分。
至于说这其中的真情流露究竟比例几何,倒也不好精细区分。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悔罪感还是有的。常言道,“不见棺材不落泪”,贪官也是人,也有正常人性,在“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之后,至少从情感上会产生落差,从以往的飘飘忽忽中沉落,渐趋正常。这样讲,也不是刻意在为贪官寻求解脱,不过是叙述一个常识而已。
有论者认为这是贪官在博取同情,甚至是在寻求宽大处理。不排除完全没有这样的算计,但如果一味如此归因,不仅否认了贪官也有寻求改造、反省的动机,也把活生生的个体脸谱化甚至妖魔化了。民众痛恨贪官的心理可以理解,但若以此便认为这些人的所有言行举止均是作伪,显然有些简单。毕竟,自己所犯何事、该当何罪,这些从仕途一路拼杀出来的“人精”岂能心中无数?
说到底,问题并不在于贪官自认是谁的儿子,而在首先是个“坏儿子”。检视自己的堕落过程也好,忏悔自己不该贪污腐化也罢,需要找出来的是真实原因,而非纠缠于什么“农民的儿子”。不管是农民的儿子,还是官员的儿子,举凡一个负责任的父亲母亲,都会督责儿子成为“好儿子”而非“坏儿子”,而绝不会唆使、纵容其作奸犯科、违法乱纪、滥用公权大把捞钱。
家境的贫寒可能使人对身外之物有格外的攫取心理,但也可能相反,不是那么在意钱财、权势。在这个问题上,无论往哪个方向选择,都不乏例证。“小人物”“苦出身”可能会更励志,也可能会更堕落。农民的儿子并不必然指向贪腐,官员的儿子也不天然就清廉。励志与堕落的分野,完全在后天而非基因。关键是官员能不能严格要求自己,约束权力,不使“内心的野兽”因为位高权重而被释放。
我们也看到,那些口口声声标榜自己是“农民的儿子”的“坏儿子”,一旦“身登青云梯”,往往将父老乡亲、背后的土地抛之脑后。不仅身体远离了农民和土地,情感也变得干巴空洞起来。下乡走马观花,理政咋咋呼呼,同吃同住基本没有,就连言语表达也日渐程式化、满满是俗套。原本好好的“我是农民的儿子”,也因为贪官的滥用、套用、僭用,而被彻底玩坏了。
这样的“坏儿子”,不管是农民家的,还是官员家的,早就该以“人民的名义”清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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