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年留学:我国近代的翻译与留学[1]

我国的第一批留学生后来虽然因为国内顽固派的反对以及美国制造的排华事件而被迫全部撤回，但是我国的留学脚步就再也没有停下来，反而呈现愈演愈烈之势，并且促成了我国留学风气的形成和清政府留学政策的逐步确立，并且留学的目的地渐由欧美转向日本。其原因，张之洞在其名著《劝学篇》讲得非常明白：“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并进一步认为：“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费省，可多遣；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一，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8」光绪三十一年至三十二年间，中国出现了第一次出国留学高潮。光绪三十二年，仅留日学生人数就达一万三四千人。「9」

因此，在和外国侵略者打交道被迫学习外国语言的过程中，以及随后的洋务运动产生的“洞彻”外国“制器之密”的愿望，促成了留学的出现。但是，正是这些留学生在海外的学习经历，进一步了解了国家的强盛不单单在于器物，还在于制度。郑观应就明确指出：“西人立国……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军民一体，上下同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火炮、洋枪、水雷、铁轮、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趋步，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果以足恃欤？”「10」第一批留学生以及后来者反过来又把他们认为促使西方强盛的一些制度方面的书籍介绍到中国。梁启超就说过：“今日之中国欲自强，第一策，当以译书为第一事”，这句话有点偏颇，但这也是当时很多有识之士的想法！

近代中国的翻译，当首推严复。严复的翻译，被誉为：“自中土翻译西书以来，无此宏志……自来译手，无似此高文雄笔。”「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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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1853—1921），原名宗光，字又陵，后改名复，字几道，福建侯官人。少年时期，严复考入了福州马尾船政学堂，接受了严格的自然科学的教育。1877年到1879年，严复等被公派到英国留学，先入普茨毛斯大学，后转到格林威治海军学院。留学期间，严复对英国的社会政治发生兴趣，涉猎了大量资产阶级政治学术理论，尤为赞赏达尔文的进化论。严复译书，重点在社会科学上面，特别是西方资产阶级学术经典著作上，尤其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逻辑学，政治学等。他认为只有从这些著作中才能找到西方国家强盛的真正命脉之所在，其他的都不过是“形下之粗迹”。他把译书与寻求救国道路结合起来，翻译《国富论》是为了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翻译《论法的精神》是为了反对君主专制制度，倡导君主立宪制度等等。

在他的笔端下，西方资产阶级称誉的优秀著作，基本上都由他介绍到了中国。亚当?斯密的《原富》，斯宾塞尔的《群学肄言》，穆勒的《群已权界论》和《名学》，孟德斯鸠的《法意》，耶芳斯的《名学浅流》，甄克斯的《社会通诠》，赫胥黎的《天演论》被称为“严译八大名著”。

在严复的所有译著中，影响最大的是《天演论》，康有为曾说“《天演论》为中国西学第一者也。”「12」在书中，严复反复强调“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理论，向中国人民敲起了危亡的警钟，大声疾呼要顺应“天演”的规律，改革现状，变法维新，才能避免危亡之祸，否则就会被淘汰。

《天演论》的发表，不仅促进了维新运动的发展，而且对行将到来的革命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正如革命派所指出的那样：“自严氏之书出，而物竞天择之理，厘然当于人心，中国民气为之一变。即所谓言合群言排外言排满者，固为风潮所激发者多，而严氏之功，盖亦匪细。”「13」

可见，翻译在促使社会变革方面的巨大影响力。而后来的新文化运动，李大钊、陈独秀等人介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竟然开启了我国历史一个崭新的时代！

与此同时，著名翻译家林纾（1852—1924）等人翻译了西方达二百部小说，这些西洋小说向中国民众展示了丰富的西方文化，开拓了人们的视野；1897年我国最重要的翻译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的成立，对国民素质的提高、民智的开启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日本翻译过来的一些词汇，大大地丰富了我们的汉语……可见，翻译和留学对我们制度的变革、视野的拓展、学术的提升等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注：

「1」、方志远：《明代的国家权力及运行机制》142页，北京，科学出版社。

「2」、孙承泽：《天府广记》卷27《四夷馆》。

「3」、《剑桥中国晚清史》第145页，北京，中国社科出版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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