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读后感1500字4篇

  《史记》之韵味,非桂花树凋零的悲哀,也非纳兰性词的凄凉,它的韵味,是甜香赛芝兰之悠长,踏雪寻梅的不变的情怀。下面是留学网小编为您整理的《史记》读后感1500字4篇,供您参考!

  《史记》读后感1500字一

  苏武出使匈奴的第二年,汉武帝派贰师将军李广利带兵三万,攻打匈奴,打了个大败仗,几乎全军覆没,李广利逃了回来。李广的孙子李陵当时担任骑都尉,带着五千名步兵跟匈奴作战。单于亲自率领三万骑兵把李陵的步兵团团围困住。尽管李陵的箭法十分好,兵士也十分勇敢,五千步兵杀了五六千名匈奴骑兵,但是匈奴兵越来越多,汉军寡不敌众,后面又没救兵,最后只剩了四百多汉兵突围出来。李陵被匈奴逮住,投降了。

  李陵投降匈奴的消息震动了朝廷。汉武帝把李陵的母亲和妻儿都下了监狱,并且召集大臣,要他们议一议李陵的罪行。

  大臣们都谴责李陵不该贪生怕死,向匈奴投降。汉武帝问太史令司马迁,听听他的意见。

  司马迁说:“李陵带去的步兵不满五千,他深入到敌人的腹地,打击了几万敌人。他虽然打了败仗,可是杀了这么多的敌人,也可以向天下人交代了。李陵不肯马上去死,准有他的主意。他一定还想将功赎罪来报答皇上。”

  汉武帝听了,认为司马迁这样为李陵辩护,是有意贬低李广利(李广利是汉武帝宠妃的哥哥),勃然大怒,说:“你这样替投降敌人的人强辩,不是存心反对朝廷吗?”他吆喝一声,就把司马迁下了监狱,交给廷尉审问。

  审问下来,把司马迁定了罪,应该受腐刑(一种肉刑)。司马迁拿不出钱赎罪,只好受了刑罚,关在监狱里。

  司马迁认为受腐刑是一件很丢脸的事,他几乎想自杀。但他想到自己有一件极重要的工作没有完成,不应该死。因为当时他正在用全部精力写一部书,这就是我国古代最伟大的历史著作——《史记》。

  原来,司马迁的祖上好几辈都担任史官,父亲司马谈也是汉朝的太史令。司马迁十岁的时候,就跟随父亲到了长安,从小就读了不少书籍。

  为了搜集史料,开阔眼界,司马迁从二十岁开始,就游历祖国各地。他到过浙江会稽,看了传说中大禹召集部落首领开会的地方;到过长沙,在汨罗江边凭吊爱国诗人屈原;他到过曲阜,考察孔子讲学的遗址;他到过汉高祖的故乡,听取沛县父老讲述刘邦起兵的情况……

  这种游览和考察,使司马迁获得了大量的知识,又从民间语言中汲取了丰富的养料,给司马迁的写作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以后,司马迁当了汉武帝的侍从官,又跟随皇帝巡行各地,还奉命到巴、蜀、昆明一带视察。

  司马谈死后,司马迁继承父亲的职务,做了太史令,他阅读和搜集的史料就更多了。

  在他正准备着手写作的时候,就为了替李陵辩护得罪武帝,下了监狱,受了刑。他痛苦地想:这是我自己的过错呀。

  现在受了刑,身子毁了,没有用了。

  但是他又想:从前周文王被关在羑里,写了一部《周易》;孔子周游列国的路上被困在陈蔡,后来编了一部《春秋》;屈原遭到放逐,写了《离骚》;左丘明眼睛瞎了,写了《国语》;孙膑被剜掉膝盖骨,写了《兵法》。还有《诗经》三百篇,大都是古人在心情忧愤的情况下写的。这些著名的著作,都是作者心里有郁闷,或者理想行不通的时候,才写出来的。我为什么不利用这个时候把这部史书写好呢?

  于是,他把从传说中的黄帝时代开始,一直到汉武帝太始二年(公元前95年)为止的这段时期的历史,编写成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字的巨大著作《史记》。

  司马迁在他的《史记》中,对古代一些著名人物的事迹都作了详细的叙述。他对于农民起义的领袖陈胜、吴广,给予高度的评价;对被压迫的下层人物往往表示同情的态度。他还把古代文献中过于艰深的文字改写成当时比较浅近的文字。人物描写和情节描述,形象鲜明,语言生动活泼。因此,《史记》既是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又是一部杰出的文学著作。

  司马迁出了监狱以后,担任中书令。后来,终于郁郁不乐地死去。但他和他的著作《史记》在我国的史学史、文学史上都享有很高的地位。

  《史记》读后感1500字二

  历史是一座巨大的宝藏,智慧之人善于从中挖掘经验和长处,以便借鉴和学习。历史是一为和爱又不是为威严的老人,他的口袋里装着无数无价的珍宝,那是智慧和思想的产物,了得到这些珍宝就必须翻开历史的长卷孜孜不倦的学习学习。

  最近这段时间,我在图书馆借了一本《白话史记读本》,读了之 后十分感叹司马迁的文学功底和该书的史学价值,在读的过程中,我不仅了解到了很多以前没有留意过的历史,还扩充了我对历史的知识面。 很多人只知《史记》是一部记载历史的书籍,但却很少有人知道这书的名称由来。《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称“太史公书”,或“太史公记”,也省称“太史公”。

  据现知材料考证,最早称司马迁这部史著为《史记》的,是东汉桓帝时写的《东海庙碑》,此前“史记”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开始,“史记”由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名。 《史记》的作者为西汉时期的司马迁。司马迁善于选取富有表现力的生活细节,揭示人物的性格及内心世界。也善于用人物各自的行动显示其性格的特征。如写石庆“为太仆,御出,上问车中几马?庆以策数马毕,举手曰‘六马’。”

  通过这一小事,石庆的谨小慎微的性格以及伴君如伴虎的心情,跃然纸上。如《项羽本纪》中“鸿门宴”一节,是消灭秦帝国后起义军中两个集团的内部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后的第一次面对面的较量。在刀光剑影中纠集着项羽集团和刘邦集团的矛盾,项羽集团内部主战、主和派的斗争,项羽是这些矛盾的结集点。

  从项羽对种种矛盾的处置,显示出他的幼稚、仁慈、坦率种种心理因素,而刘邦在这一场面中也显示了他的灵活、狡诈的性格特点。

  司马迁在通过人物的对话、独白中也成功地显示了人物的性格和声音笑貌。如写刘邦和项羽都见过秦始皇的出行,项羽在观秦始皇渡浙江时,脱口而出说:“彼可取而代也”,显示出他的雄心勃勃,又看出他的无所顾忌、心口如一的坦率性格;而当刘邦在咸阳见到秦始皇出行场面时却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说得委婉曲折,垂涎于至尊之位的心思也揭示无遗。由此可见司马迁对人物描述的艺术手法用得多么巧妙啊!

  在中国这个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泱泱文明古国里,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先贤们留给我们浩如烟海的精神财富——古文典籍。满天星辰中,《史记》是最为璀璨,最熠熠生辉的一颗。细细品读完《史记》,可以使人感受到3000年前,群雄蜂起,英雄拼搏,帝王称霸的峥嵘岁月。

  培根道: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周密,科学使人深刻,伦理之学使人庄重,逻辑修辞之学使人善辩。看《史记》就仿佛在作一次足不出户的历史旅行,领略了那个时代的一切,回顾了各种令人难以忘怀的历史事件.体会了当时人们的思想感情。

  看《史记》就仿佛在读一本有趣的故事书.生动形象的历史人物有声有色的为你讲述他们身上发生的有趣的故事,带领你进入他们的世界。看《史记》就仿佛在和一个历史学家面对面的谈话.深深的被他那准确到位的语言所打动.在不知不觉中也增长了必要的历史知识,丰富了头脑。

  《史记》读后感1500字三

  读者,其用心专也,韵者,其美极而触魂也!——题记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翻阅沉甸甸的历史,蓦然看见,那一抹鲜艳,带着成熟稳重,披荆斩棘,正向我走来。

  那是历经磨难才重生的凤凰;那是千锤百炼的坚强;那是灵魂冲击才有的不朽篇章;那是鲁迅称为“史家之绝唱”的史书,一部永垂不朽的史记。

  初读《史记》,读出一个顶天立地坚强的男子汉,或许一开始他就不该站出来,顶撞君王,是大罪。他是被深深地激怒了,但他没有停止在愤怒上,而是还在此基础上对他所要加以叙述和研究的到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为止的一部中国通史进行了认真的整理和思考,并得出了自己的一些结论,这是司马迁之所以不仅成功为一位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成为一位伟大的历史家的原因所在。

  鲁迅有一句名言:“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司马迁不正是在“痛定之后”,以史记这部大作长歌当哭吗?很难想像,如果司马迁在巨大的悲痛之后不继之以理智的思考,而会成文学家兼历史家。晚清的刘鄂在《老残游记.自叙》中指出:“《离骚》为屈大夫之哭泣,《庄子》为蒙叟之哭泣,《史记》为史公哭泣,《草堂诗集》为杜工部之哭泣,李后主以词哭泣,八大山人以画哭泣,王实甫寄哭泣于《西厢》,雪芹寄哭泣于《红楼梦》。”于是,在报任安书中,我看到一个无奈而又理智的司马迁,一个身心俱残而又顶天立地的司马迁。司马迁一腔抑郁,发之《史记》,将悲痛而屈辱的灵魂投入到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之中。于是,绝代文章横空而出。我似乎看到了太史令坚强的身躯,化作天边耀眼的彩虹,霎得,红遍了整个天空。

  再次捧起那泛黄的《史记》,读出一个报国无门贤能者的忧伤。司马迁是忧伤的,他的心痛汉武帝不听谏的小肚鸡肠,所以,他是懂得屈原的,要不然,他不会将屈子愁闷的心情写得如此淋漓尽致,他又怎么会有抒一肚子的愤懑牢骚之气,满纸俱是怨辞。当屈原“举世浑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时候,我仿佛看到一个忧伤的灵魂与另一个无助的灵魂悄无声息的碰撞,不禁发问,那仅仅是一部述史的史书吗?

  无法控制不安的思绪,带着灵魂的触动与颤抖,再次品味他的《史记》,这一次,我读出了一个中华民族的魂魄,千百年来不变的精神。无论是太史令,还是屈平,还是项王与信陵,我都看到他们人性的善良,一诺千金的男儿形象。是司马迁完美的追求,还是他本来已经完美的文字,千年的民族之魂,在他笔下,闪闪发亮,是《史记》,让我看到一种人性的韵味,人性的光辉,那么美好,那么灿烂!我不禁怦然震动

  《史记》之韵味,非桂花树凋零的悲哀,也非纳兰性词的凄凉,它的韵味,是甜香赛芝兰之悠长,踏雪寻梅的不变的情怀。

  读《史记》之韵,读出司马迁的韵味,那是任何一个时代都光芒绽放的灵魂,带着一丝不羁,带着万般男儿忍辱负重的尊严,书写了一个属于他自己的春秋,反复咀嚼,齿留余香。

  对《史记》的感动,不仅仅在于它灵动的文字与丰富的情节故事,更重要的是他所蕴含的人格魅力与精神的升华。正是因为这种力量对《史记》的认识,也进入了一个精神的境界。

  司马迁作《史记》,是用灵魂与命运作斗争,用自己的精神作出一部千古流传的史记。

  细细聆听《史记》叮咚的琴韵,内心却经历了跌宕起伏的感动。

  《史记》读后感1500字四

  许多人认为,中国历史上只有人治没有法治,这种看法过于绝对了。至少从《史记》里看,那时处臵刑犯并无太大的随意性,还是有规律可循的,秦帝国更可以说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中用法治最具有一贯性、也是最彻底的帝国。虽然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个实行法治最彻底的王朝却是一个短命的王朝。

  现代西方法律体系最早是从古希腊的自然法开始的,权威来自上帝,中国早期的法律其实与此也很类似。中国古代也有法,而且几千年一直被不断的强调,那就是“礼”法,它的权威来自上天,所不同的是,它集中反映到“天子”的身上而已。出于礼法的要求,中国帝王的很多做法不仅代表的是一种文化上的习惯,而且也代表了法理上的要求。

  例如舜的弟弟象,什么坏事做尽,舜还得给他一块封地,因为礼法要求他必须这样做,此外文、景二帝对兄弟的纵容,也被誉为是亲亲的善举,而不论这种做法是否会威胁到国家的统治。这是中国的礼法特征决定的,换句话说,这就是当时的法律,谁违背了它,也就等于违背了大众信仰,很容易陷于孤立。当然,这个“法律”在今天看来是完全不合理的,有时不违背它也确实影响到了社会公平,甚至还可能会危及到天子的统治,于是问题的核心就到了如何控制“礼”的度?笔者发现,在中国历史上这个度是非常模糊的。

  首先,天子的职责是教化万民和维护自己来自上天的权威,要做到这一点,他只有用倡导“宗教”中大家都能够接受的自然习惯方式

  来维护社会团结,于是“家国同构”就成了最好的选择。为巩固天子作为一个“国家”大家长的地位,他唯有自己先作出表率,从彰显孝悌开始做起,这在客观上造成了前面对亲属过于纵容的局面。一纵容就必然有违法乱纪现象,小点的杀死个把老百姓还无所谓,如果影响大了,有僭越行为或是名声过于败坏,严重影响到一地的治理,那就非常麻烦。于是在“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民”之外,又多了一个“王子犯法与民同罪”,这种模凌两可却为酷吏的灵活操作下了注脚。

  一方面,他们不畏世家大族,敢于执法,这一点值得肯定;另一方面,他们行事又非得不择手段,不然就办不成,其执法的后果又使皇家丢尽了颜面,所以酷吏们很少有能得善终的。从中央的角度来看同样是一对矛盾:用他们,这些酷吏们有时的确做过头,不惜在太岁头上动土,甚至觉得牵连的人越多越好,官越大越好,对方是否犯法倒成次要的,反正没犯法也能栽赃,搞得亲属百官人心惶惶;不用他们,亲属贵族们又恃宠而骄,奢糜犯禁毫无节制,甚至结党阳奉阴违,在地方上雄霸一方,连官府都不敢治理。

  于是只好用一批酷吏,等他犯了众怒再杀掉,再选新的,再杀,如此循环。这就令法律的执行呈一种不联贯的状态。天子最好的方式是,枝叶过少了浇浇水,枝叶过大了剪两刀,一切看情况而定。这个顺序还不能做反,例如秦末剪得太多,西汉末浇水过多,离亡国也就不远了。

  其次,天子的权威代表了上天的权威,“法自上出”,天子制订的法律臣子们是不能够私下议论的,只有执行的份。这就造成了很多问题。天子从理论上说是人神合一的,但从事实看他还是个普通人,有着和平常人一样的私欲,那么他的法令到底是出于公心还是出于私意恐

  怕就只有他自己知道了。为了维护圣旨的神圣,大家倒宁愿从公心上去考虑每一道圣旨,所谓“雷霆雨露皆是君恩”,皇帝如果大兴土木,那是为了维护国家的颜面,皇帝如果广纳嫔妃,那是是为了增广子嗣以求江山万代一统,总之私意都被说成是公心,然而问题却在于:皇帝颁布的法律错了或者不合理怎么办?结果只能是,错了也得执行,不合理当作它合理,直到皇帝醒悟过来改弦更张为止。

  这即是说,即便法律有问题,大家也得按照这个有问题的法律来执行。由于在制订法律过程中多数人是缺乏发言权的,例如商鞅颁布的法律“民莫敢议令”,所以即便在执行中出了问题也是下面行政人员的责任,政府只会采取一种高压的态势来强迫执行。谁来执行呢?只有那些酷吏。这样的严格执法有时可能还非常糟糕。例如陈胜、吴广起义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失期,法皆斩”这一不合理的法律造成的。

  所以,中国历史上其实一点也不缺法治,只是这个法治在制订和操作过程中都有问题,既缺乏一贯性,也不可能一贯的执行而已。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中国的法律以“礼”为中心,礼的目标是为了维护社会的团结和稳定,而法的目标却是为了取得公平,这两个目标有时是一回事,但有更多的时候又是两回事,令法律的操作者不易抉择;另一个则是法律的制订至少在名义上均出于“天子”一人,民众既不得诽议,更不得擅自更改,即便有不妥,法律的神圣性仍不得动摇。一方面要遵守法律,另一方面法律又是领导者凭自己的理想制订的东西,多少有点脱离实际,或者说不够完善,这就令法律在执行过程中难以做到不折不扣。

  由于中国文化中并无集体领导的意识,大家强调的都是“蛇无头不行”,于是法律的制订也好,执行也罢,都是一个人说了算,它很难得到所有人的认同。而中国传统哲学无论是道家也好,儒家也罢,都是围绕着一个抽象的中心,用它来灵活的解决实际问题,所以程序也无法固定,这就令法律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很是暧昧。执行得太松,违法乱纪的太多,执行得太紧,又被大家毁为“苛政”,于是只能一松一紧,再松,再紧,过段时间来个“严打”震慑一下,再过段时间又来个“大赦天下”松动一下——两千年历史表明:这种做法是非常行之有效的。

  那么为什么程序无法固定呢?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在于:一些人长期在地方为霸,关系盘根错节,法不能纠,为了维护稳定,只能采取强制性措施。这就象某些人你知道它无恶不作,天怒人怨,可就是抓他没有证据,而且几乎你周围所有的人都在为他说好话,你还会按照标准的法律程序来办理吗?《游侠列传》里的郭解就是一个例子:他杀人无所顾忌,为人又讲义气,视官府如虚设,在地方上比官府势力还大,俨然是一霸。

  皇帝要徙豪富之家,可郭解仗义疏财,家中钱物达不到迁徙的标准,却仍在迁徙之列。卫青说郭解家贫,武帝就回答一个百姓能让大将军说情,说明他不穷。事实也是如此,因为没过多久,负责迁徙郭解的县掾就被杀,接着其父也被杀,其家人上书,“人又杀之阙下”,等到好不容易抓住了郭解,一审,要么他杀人是在大赦之前,要么就是找不到杀人的人,查无实证,官吏只好奏“无罪”,最后政府不得不给一个莫须有的罪名族杀郭解把问题解决。

  那么为什么法律只有少数人来制订呢?因为多数中国老百姓只习惯于考虑眼前,不考虑长远,安于逸乐,不喜劳苦。如汉朝拓边,良家子都不愿意去,只能招募些罪犯或者极其低贱的人,久之则有“流”刑,秦朝修个长城,民间也编出了一个“孟姜女”,哭倒长城一片。只要与自己当前利益无关,没有谁会去关心,大家都喜欢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喜欢搭便车,都只安于享受。这一点西门豹看得很清楚,“民可以乐成,不可与虑始。

  今父老子弟虽患苦我,然百岁后期令父老子孙思我言”——这与今天家长们对子女的话何其一致!故而官吏也被称作“父母官”。既然是父母官,就有责任让百姓做一些他们不愿意做的事情,这就像今天的中国父母逼着自己的孩子学习一样,不学就是大棒子,没有什么理由好讲,法律就是这样制订出来的。

  所以,从表面上看,中国的政治制度是超前发展,但实际上中国政府的管理方式是极端抽象和粗线条的,一方面它在操作过程中具有极大的灵活性,另一方面它又不容易在基层得到切实的执行,两个方面互相影响互相作用——这便是中国法治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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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武出使匈奴的第二年,汉武帝派贰师将军李广利带兵三万,攻打匈奴,打了个大败仗,几乎全军覆没,李广利逃了回来。李广的孙子李陵当时担任骑都尉,带着五千名步兵跟匈奴作战。单于亲自率领三万骑兵把李陵的步兵团团围困住。尽管李陵的箭法十分好,兵士也十分勇敢,五千步兵杀了五六千名匈奴骑兵,但是匈奴兵越来越多,汉军寡不敌众,后面又没救兵,最后只剩了四百多汉兵突围出来。李陵被匈奴逮住,投降了。

  李陵投降匈奴的消息震动了朝廷。汉武帝把李陵的母亲和妻儿都下了监狱,并且召集大臣,要他们议一议李陵的罪行。

  大臣们都谴责李陵不该贪生怕死,向匈奴投降。汉武帝问太史令司马迁,听听他的意见。

  司马迁说:“李陵带去的步兵不满五千,他深入到敌人的腹地,打击了几万敌人。他虽然打了败仗,可是杀了这么多的敌人,也可以向天下人交代了。李陵不肯马上去死,准有他的主意。他一定还想将功赎罪来报答皇上。”

  汉武帝听了,认为司马迁这样为李陵辩护,是有意贬低李广利(李广利是汉武帝宠妃的哥哥),勃然大怒,说:“你这样替投降敌人的人强辩,不是存心反对朝廷吗?”他吆喝一声,就把司马迁下了监狱,交给廷尉审问。

  审问下来,把司马迁定了罪,应该受腐刑(一种肉刑)。司马迁拿不出钱赎罪,只好受了刑罚,关在监狱里。

  司马迁认为受腐刑是一件很丢脸的事,他几乎想自杀。但他想到自己有一件极重要的工作没有完成,不应该死。因为当时他正在用全部精力写一部书,这就是我国古代最伟大的历史著作——《史记》。

  原来,司马迁的祖上好几辈都担任史官,父亲司马谈也是汉朝的太史令。司马迁十岁的时候,就跟随父亲到了长安,从小就读了不少书籍。

  为了搜集史料,开阔眼界,司马迁从二十岁开始,就游历祖国各地。他到过浙江会稽,看了传说中大禹召集部落首领开会的地方;到过长沙,在汨罗江边凭吊爱国诗人屈原;他到过曲阜,考察孔子讲学的遗址;他到过汉高祖的故乡,听取沛县父老讲述刘邦起兵的情况……

  这种游览和考察,使司马迁获得了大量的知识,又从民间语言中汲取了丰富的养料,给司马迁的写作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以后,司马迁当了汉武帝的侍从官,又跟随皇帝巡行各地,还奉命到巴、蜀、昆明一带视察。

  司马谈死后,司马迁继承父亲的职务,做了太史令,他阅读和搜集的史料就更多了。

  在他正准备着手写作的时候,就为了替李陵辩护得罪武帝,下了监狱,受了刑。他痛苦地想:这是我自己的过错呀。

  现在受了刑,身子毁了,没有用了。

  但是他又想:从前周文王被关在羑里,写了一部《周易》;孔子周游列国的路上被困在陈蔡,后来编了一部《春秋》;屈原遭到放逐,写了《离骚》;左丘明眼睛瞎了,写了《国语》;孙膑被剜掉膝盖骨,写了《兵法》。还有《诗经》三百篇,大都是古人在心情忧愤的情况下写的。这些著名的著作,都是作者心里有郁闷,或者理想行不通的时候,才写出来的。我为什么不利用这个时候把这部史书写好呢?

  于是,他把从传说中的黄帝时代开始,一直到汉武帝太始二年(公元前95年)为止的这段时期的历史,编写成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字的巨大著作《史记》。

  司马迁在他的《史记》中,对古代一些著名人物的事迹都作了详细的叙述。他对于农民起义的领袖陈胜、吴广,给予高度的评价;对被压迫的下层人物往往表示同情的态度。他还把古代文献中过于艰深的文字改写成当时比较浅近的文字。人物描写和情节描述,形象鲜明,语言生动活泼。因此,《史记》既是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又是一部杰出的文学著作。

  司马迁出了监狱以后,担任中书令。后来,终于郁郁不乐地死去。但他和他的著作《史记》在我国的史学史、文学史上都享有很高的地位。

  《史记》读后感1500字二

  历史是一座巨大的宝藏,智慧之人善于从中挖掘经验和长处,以便借鉴和学习。历史是一为和爱又不是为威严的老人,他的口袋里装着无数无价的珍宝,那是智慧和思想的产物,了得到这些珍宝就必须翻开历史的长卷孜孜不倦的学习学习。

  最近这段时间,我在图书馆借了一本《白话史记读本》,读了之 后十分感叹司马迁的文学功底和该书的史学价值,在读的过程中,我不仅了解到了很多以前没有留意过的历史,还扩充了我对历史的知识面。 很多人只知《史记》是一部记载历史的书籍,但却很少有人知道这书的名称由来。《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称“太史公书”,或“太史公记”,也省称“太史公”。

  据现知材料考证,最早称司马迁这部史著为《史记》的,是东汉桓帝时写的《东海庙碑》,此前“史记”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开始,“史记”由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名。 《史记》的作者为西汉时期的司马迁。司马迁善于选取富有表现力的生活细节,揭示人物的性格及内心世界。也善于用人物各自的行动显示其性格的特征。如写石庆“为太仆,御出,上问车中几马?庆以策数马毕,举手曰‘六马’。”

  通过这一小事,石庆的谨小慎微的性格以及伴君如伴虎的心情,跃然纸上。如《项羽本纪》中“鸿门宴”一节,是消灭秦帝国后起义军中两个集团的内部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后的第一次面对面的较量。在刀光剑影中纠集着项羽集团和刘邦集团的矛盾,项羽集团内部主战、主和派的斗争,项羽是这些矛盾的结集点。

  从项羽对种种矛盾的处置,显示出他的幼稚、仁慈、坦率种种心理因素,而刘邦在这一场面中也显示了他的灵活、狡诈的性格特点。

  司马迁在通过人物的对话、独白中也成功地显示了人物的性格和声音笑貌。如写刘邦和项羽都见过秦始皇的出行,项羽在观秦始皇渡浙江时,脱口而出说:“彼可取而代也”,显示出他的雄心勃勃,又看出他的无所顾忌、心口如一的坦率性格;而当刘邦在咸阳见到秦始皇出行场面时却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说得委婉曲折,垂涎于至尊之位的心思也揭示无遗。由此可见司马迁对人物描述的艺术手法用得多么巧妙啊!

  在中国这个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泱泱文明古国里,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先贤们留给我们浩如烟海的精神财富——古文典籍。满天星辰中,《史记》是最为璀璨,最熠熠生辉的一颗。细细品读完《史记》,可以使人感受到3000年前,群雄蜂起,英雄拼搏,帝王称霸的峥嵘岁月。

  培根道: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周密,科学使人深刻,伦理之学使人庄重,逻辑修辞之学使人善辩。看《史记》就仿佛在作一次足不出户的历史旅行,领略了那个时代的一切,回顾了各种令人难以忘怀的历史事件.体会了当时人们的思想感情。

  看《史记》就仿佛在读一本有趣的故事书.生动形象的历史人物有声有色的为你讲述他们身上发生的有趣的故事,带领你进入他们的世界。看《史记》就仿佛在和一个历史学家面对面的谈话.深深的被他那准确到位的语言所打动.在不知不觉中也增长了必要的历史知识,丰富了头脑。

  《史记》读后感1500字三

  读者,其用心专也,韵者,其美极而触魂也!——题记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翻阅沉甸甸的历史,蓦然看见,那一抹鲜艳,带着成熟稳重,披荆斩棘,正向我走来。

  那是历经磨难才重生的凤凰;那是千锤百炼的坚强;那是灵魂冲击才有的不朽篇章;那是鲁迅称为“史家之绝唱”的史书,一部永垂不朽的史记。

  初读《史记》,读出一个顶天立地坚强的男子汉,或许一开始他就不该站出来,顶撞君王,是大罪。他是被深深地激怒了,但他没有停止在愤怒上,而是还在此基础上对他所要加以叙述和研究的到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为止的一部中国通史进行了认真的整理和思考,并得出了自己的一些结论,这是司马迁之所以不仅成功为一位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成为一位伟大的历史家的原因所在。

  鲁迅有一句名言:“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司马迁不正是在“痛定之后”,以史记这部大作长歌当哭吗?很难想像,如果司马迁在巨大的悲痛之后不继之以理智的思考,而会成文学家兼历史家。晚清的刘鄂在《老残游记.自叙》中指出:“《离骚》为屈大夫之哭泣,《庄子》为蒙叟之哭泣,《史记》为史公哭泣,《草堂诗集》为杜工部之哭泣,李后主以词哭泣,八大山人以画哭泣,王实甫寄哭泣于《西厢》,雪芹寄哭泣于《红楼梦》。”于是,在报任安书中,我看到一个无奈而又理智的司马迁,一个身心俱残而又顶天立地的司马迁。司马迁一腔抑郁,发之《史记》,将悲痛而屈辱的灵魂投入到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之中。于是,绝代文章横空而出。我似乎看到了太史令坚强的身躯,化作天边耀眼的彩虹,霎得,红遍了整个天空。

  再次捧起那泛黄的《史记》,读出一个报国无门贤能者的忧伤。司马迁是忧伤的,他的心痛汉武帝不听谏的小肚鸡肠,所以,他是懂得屈原的,要不然,他不会将屈子愁闷的心情写得如此淋漓尽致,他又怎么会有抒一肚子的愤懑牢骚之气,满纸俱是怨辞。当屈原“举世浑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时候,我仿佛看到一个忧伤的灵魂与另一个无助的灵魂悄无声息的碰撞,不禁发问,那仅仅是一部述史的史书吗?

  无法控制不安的思绪,带着灵魂的触动与颤抖,再次品味他的《史记》,这一次,我读出了一个中华民族的魂魄,千百年来不变的精神。无论是太史令,还是屈平,还是项王与信陵,我都看到他们人性的善良,一诺千金的男儿形象。是司马迁完美的追求,还是他本来已经完美的文字,千年的民族之魂,在他笔下,闪闪发亮,是《史记》,让我看到一种人性的韵味,人性的光辉,那么美好,那么灿烂!我不禁怦然震动

  《史记》之韵味,非桂花树凋零的悲哀,也非纳兰性词的凄凉,它的韵味,是甜香赛芝兰之悠长,踏雪寻梅的不变的情怀。

  读《史记》之韵,读出司马迁的韵味,那是任何一个时代都光芒绽放的灵魂,带着一丝不羁,带着万般男儿忍辱负重的尊严,书写了一个属于他自己的春秋,反复咀嚼,齿留余香。

  对《史记》的感动,不仅仅在于它灵动的文字与丰富的情节故事,更重要的是他所蕴含的人格魅力与精神的升华。正是因为这种力量对《史记》的认识,也进入了一个精神的境界。

  司马迁作《史记》,是用灵魂与命运作斗争,用自己的精神作出一部千古流传的史记。

  细细聆听《史记》叮咚的琴韵,内心却经历了跌宕起伏的感动。

  《史记》读后感1500字四

  许多人认为,中国历史上只有人治没有法治,这种看法过于绝对了。至少从《史记》里看,那时处臵刑犯并无太大的随意性,还是有规律可循的,秦帝国更可以说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中用法治最具有一贯性、也是最彻底的帝国。虽然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个实行法治最彻底的王朝却是一个短命的王朝。

  现代西方法律体系最早是从古希腊的自然法开始的,权威来自上帝,中国早期的法律其实与此也很类似。中国古代也有法,而且几千年一直被不断的强调,那就是“礼”法,它的权威来自上天,所不同的是,它集中反映到“天子”的身上而已。出于礼法的要求,中国帝王的很多做法不仅代表的是一种文化上的习惯,而且也代表了法理上的要求。

  例如舜的弟弟象,什么坏事做尽,舜还得给他一块封地,因为礼法要求他必须这样做,此外文、景二帝对兄弟的纵容,也被誉为是亲亲的善举,而不论这种做法是否会威胁到国家的统治。这是中国的礼法特征决定的,换句话说,这就是当时的法律,谁违背了它,也就等于违背了大众信仰,很容易陷于孤立。当然,这个“法律”在今天看来是完全不合理的,有时不违背它也确实影响到了社会公平,甚至还可能会危及到天子的统治,于是问题的核心就到了如何控制“礼”的度?笔者发现,在中国历史上这个度是非常模糊的。

  首先,天子的职责是教化万民和维护自己来自上天的权威,要做到这一点,他只有用倡导“宗教”中大家都能够接受的自然习惯方式

  来维护社会团结,于是“家国同构”就成了最好的选择。为巩固天子作为一个“国家”大家长的地位,他唯有自己先作出表率,从彰显孝悌开始做起,这在客观上造成了前面对亲属过于纵容的局面。一纵容就必然有违法乱纪现象,小点的杀死个把老百姓还无所谓,如果影响大了,有僭越行为或是名声过于败坏,严重影响到一地的治理,那就非常麻烦。于是在“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民”之外,又多了一个“王子犯法与民同罪”,这种模凌两可却为酷吏的灵活操作下了注脚。

  一方面,他们不畏世家大族,敢于执法,这一点值得肯定;另一方面,他们行事又非得不择手段,不然就办不成,其执法的后果又使皇家丢尽了颜面,所以酷吏们很少有能得善终的。从中央的角度来看同样是一对矛盾:用他们,这些酷吏们有时的确做过头,不惜在太岁头上动土,甚至觉得牵连的人越多越好,官越大越好,对方是否犯法倒成次要的,反正没犯法也能栽赃,搞得亲属百官人心惶惶;不用他们,亲属贵族们又恃宠而骄,奢糜犯禁毫无节制,甚至结党阳奉阴违,在地方上雄霸一方,连官府都不敢治理。

  于是只好用一批酷吏,等他犯了众怒再杀掉,再选新的,再杀,如此循环。这就令法律的执行呈一种不联贯的状态。天子最好的方式是,枝叶过少了浇浇水,枝叶过大了剪两刀,一切看情况而定。这个顺序还不能做反,例如秦末剪得太多,西汉末浇水过多,离亡国也就不远了。

  其次,天子的权威代表了上天的权威,“法自上出”,天子制订的法律臣子们是不能够私下议论的,只有执行的份。这就造成了很多问题。天子从理论上说是人神合一的,但从事实看他还是个普通人,有着和平常人一样的私欲,那么他的法令到底是出于公心还是出于私意恐

  怕就只有他自己知道了。为了维护圣旨的神圣,大家倒宁愿从公心上去考虑每一道圣旨,所谓“雷霆雨露皆是君恩”,皇帝如果大兴土木,那是为了维护国家的颜面,皇帝如果广纳嫔妃,那是是为了增广子嗣以求江山万代一统,总之私意都被说成是公心,然而问题却在于:皇帝颁布的法律错了或者不合理怎么办?结果只能是,错了也得执行,不合理当作它合理,直到皇帝醒悟过来改弦更张为止。

  这即是说,即便法律有问题,大家也得按照这个有问题的法律来执行。由于在制订法律过程中多数人是缺乏发言权的,例如商鞅颁布的法律“民莫敢议令”,所以即便在执行中出了问题也是下面行政人员的责任,政府只会采取一种高压的态势来强迫执行。谁来执行呢?只有那些酷吏。这样的严格执法有时可能还非常糟糕。例如陈胜、吴广起义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失期,法皆斩”这一不合理的法律造成的。

  所以,中国历史上其实一点也不缺法治,只是这个法治在制订和操作过程中都有问题,既缺乏一贯性,也不可能一贯的执行而已。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中国的法律以“礼”为中心,礼的目标是为了维护社会的团结和稳定,而法的目标却是为了取得公平,这两个目标有时是一回事,但有更多的时候又是两回事,令法律的操作者不易抉择;另一个则是法律的制订至少在名义上均出于“天子”一人,民众既不得诽议,更不得擅自更改,即便有不妥,法律的神圣性仍不得动摇。一方面要遵守法律,另一方面法律又是领导者凭自己的理想制订的东西,多少有点脱离实际,或者说不够完善,这就令法律在执行过程中难以做到不折不扣。

  由于中国文化中并无集体领导的意识,大家强调的都是“蛇无头不行”,于是法律的制订也好,执行也罢,都是一个人说了算,它很难得到所有人的认同。而中国传统哲学无论是道家也好,儒家也罢,都是围绕着一个抽象的中心,用它来灵活的解决实际问题,所以程序也无法固定,这就令法律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很是暧昧。执行得太松,违法乱纪的太多,执行得太紧,又被大家毁为“苛政”,于是只能一松一紧,再松,再紧,过段时间来个“严打”震慑一下,再过段时间又来个“大赦天下”松动一下——两千年历史表明:这种做法是非常行之有效的。

  那么为什么程序无法固定呢?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在于:一些人长期在地方为霸,关系盘根错节,法不能纠,为了维护稳定,只能采取强制性措施。这就象某些人你知道它无恶不作,天怒人怨,可就是抓他没有证据,而且几乎你周围所有的人都在为他说好话,你还会按照标准的法律程序来办理吗?《游侠列传》里的郭解就是一个例子:他杀人无所顾忌,为人又讲义气,视官府如虚设,在地方上比官府势力还大,俨然是一霸。

  皇帝要徙豪富之家,可郭解仗义疏财,家中钱物达不到迁徙的标准,却仍在迁徙之列。卫青说郭解家贫,武帝就回答一个百姓能让大将军说情,说明他不穷。事实也是如此,因为没过多久,负责迁徙郭解的县掾就被杀,接着其父也被杀,其家人上书,“人又杀之阙下”,等到好不容易抓住了郭解,一审,要么他杀人是在大赦之前,要么就是找不到杀人的人,查无实证,官吏只好奏“无罪”,最后政府不得不给一个莫须有的罪名族杀郭解把问题解决。

  那么为什么法律只有少数人来制订呢?因为多数中国老百姓只习惯于考虑眼前,不考虑长远,安于逸乐,不喜劳苦。如汉朝拓边,良家子都不愿意去,只能招募些罪犯或者极其低贱的人,久之则有“流”刑,秦朝修个长城,民间也编出了一个“孟姜女”,哭倒长城一片。只要与自己当前利益无关,没有谁会去关心,大家都喜欢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喜欢搭便车,都只安于享受。这一点西门豹看得很清楚,“民可以乐成,不可与虑始。

  今父老子弟虽患苦我,然百岁后期令父老子孙思我言”——这与今天家长们对子女的话何其一致!故而官吏也被称作“父母官”。既然是父母官,就有责任让百姓做一些他们不愿意做的事情,这就像今天的中国父母逼着自己的孩子学习一样,不学就是大棒子,没有什么理由好讲,法律就是这样制订出来的。

  所以,从表面上看,中国的政治制度是超前发展,但实际上中国政府的管理方式是极端抽象和粗线条的,一方面它在操作过程中具有极大的灵活性,另一方面它又不容易在基层得到切实的执行,两个方面互相影响互相作用——这便是中国法治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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